作者=尹敏志
来源=2017年9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东洋史学家增井经夫曾差点成为日本最大汉学书店的第四代老板。1950年代初，东京文求堂书店老板田中庆太郎和长子田中乾郎相继因病去世，仅存的三子田中壮吉年龄太小，不足以继承家业。最后唯一的希望落在田中庆太郎的女婿增井肩上，但他在深思熟虑后，最终决定远赴金泽大学任教。几年后，为郭沫若、鲁迅、周作人出版过著作的百年老店关门歇业，世上也少了一个旧书店老板田中经夫。
增井出生于190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专治清史，著有《亚洲的历史与历史学家》、《中国的历史与民众》等书。《大清帝国》是他的遗作，十五年前在讲谈社出版。日本出版界素有“大众文化找讲谈社，高级文化找岩波”的说法，讲谈社的书籍一般通俗易懂，平衡专业性与可读性。至于增井个人的风格，山根幸夫评价是与主流考证史学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大量援引日本人在江户时期写的有关中国的文献、图书等”，也就是说，此书是一部从域外史料看清帝国的通史。
和二十世纪的中国同行相比，日本东洋史学家明显更热衷于通史写作，尤其是辽、金、元、清等“征服王朝”史——学术往往离不开政治，增井指出，这一风气是因为“伴随着日本军队的全面侵华，他们想讨论自入侵过中原腹地的匈奴人以来的少数民族统治历史，以为日本统治者提供参考”，并认为这些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人马为主所做的研究，最大的缺憾是“始终没能得出不要谋图统治中国这一简单结论”。
在“征服王朝”史谱系之中，蒙元史、满清史又是重中之重。就后者而言，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方面，仅有萧一山《清代通史》、孟森《清史讲义》等少量几部；日本方面，自从1914年稻叶岩吉（内藤湖南的学生）《清朝全史》发轫以来，还有内藤湖南、冈田英弘、石桥崇雄、山田信等几代学者写的各种版本。在这种情况下，单纯政治史的写作已经很难推陈出新，故增井有意规避了这一窠臼，“以社会发展为主要课题，将探究社会矛盾当做解释历史的关键。”
从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原则出发，社会史写作必须要寻找社会史史料。增井选择的是《华夷变态》《崎港通说》《通航一览》《清俗纪闻》等“唐船风说书”，这些都是在闭关锁国的德川时代，江户官员在唯一的通商港口长崎搜集的大陆情报。其中最著名的《华夷变态》，是幕府命儒官林春斋及其子林凤冈，将1644-1724年间的海外消息收集、编纂而成的一部中国逸闻集。
在编纂完成后，《华夷变态》近三百年都没有付梓，仅以抄本形式存于日本宫内省图书寮。笔者所知最早的一部印刷本，是一百年前东京秀光社的铅印本，由持反满皇汉立场的留日中国学生所编，其版权页上骇然写着出版时间是“黄帝纪元4604”，即1916年。这本小册子大约只选了原书篇幅的十分之一不到，都是当时国内罕见、最耸人听闻的篇目，如《郑芝龙请援兵疏》、《吴三桂反清檄文》等，总体而言政治意味大于学术意味。
1958至1959年间，浦廉一教授花毕生精力整理出《华夷变态》全本，由东洋文库出版，计三大册。因为后来没有再重印过，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已经非常高昂，国内图书馆收藏的也少。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大清帝国》的中文译者在翻译该书1674年序言的时候，没有按照惯例查找原文，而是采用了意译法，虽然不影响理解，却损失了不少风味。其实林凤冈作的这篇著名序言并不难找，因为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版）卷二十二已经全文抄录，为订正译文，现迻录如下。
序言开门见山云：“崇祯宾天，弘光陷虏，唐、鲁仅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促灭朱明，盗窃神器，是君天下者夷也，非华也；变也，非常也。”一语道破在日本人心目中，此次明清易代不是普通的王朝更迭，而是更严重的华夷之变，用顾炎武的话说，不仅是亡国，还是亡天下。
小林叟接着说道，江户初年，日本的中国情报并不那么灵通：“吾国与唐土仅隔一衣带水，而交通不甚频繁，遂若云海渺茫，不能详其始末，如《剿闯小说》、《中兴伟略》、《明季遗闻》等书，亦只记其概略而已，阅者多遗恨焉。”故编纂此书的意义在于：“按朱氏失鹿，当我正保年中，尔来已历三十年，福漳商船，来往长崎，其所传说，有达江府者，其中闻于公廷之事，吾家皆得与闻其草案，今得之乱纸堆中，恐其独饱蠹鱼，故叙略次第，录为一帙，爰命名曰《华夷变态》，以作有明亡国一段实录，庶春秋大义，得以昭兹来许，区区之心，如是焉耳。”
虽为一介日本儒生，小林却期待见到反清复明的那一天：“顷闻郑氏传檄各省，有恢复之举，虽其将来成败，不能预知，而其精诚足以格天地而泣鬼神，苟得遂初心，使沉州复陆，则异邦人闻之，不亦快乎！”这里的“郑氏”是指郑成功、郑经父子，译者在此处横插入“吴三桂”，与原文不符。因为近松门左卫门创作的《国姓爷合战》，海外孤忠郑成功的故事在日本家喻户晓，以至于清末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时，日本人还是以“明清合战”来解释这场农民起义。
当中国本土渐渐接受了辫发易服，习惯了清政府的统治之后，周边国家却没有忘记大明。《李朝实录》也记载，朝鲜方面直到南明灭亡多年后，还是记下所有的反满情报，坚信满清终将灭亡。朝鲜各地的汉文碑刻，甚至有的到了康熙年间还固执地用“后崇祯”年号者。带着历史后见之明的我们，没有资格嘲笑林凤冈、近松门左卫门和朝鲜实录编纂官。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言论也说明，清取代明带给东亚诸国的巨大震撼，它们戚惶不安，迟迟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
在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后，清帝国的根基已经巩固，开始向西扩张。增井经夫写这本书的时候，美国“新清史”虽未如日中天，但也已初试啼声，不过对于将清帝国比附为西欧式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的说法，增井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欧洲势力的东渐，属于帝国主义的先导；而清朝的西征，则是康熙皇帝的丰功伟业。有人将二者理解为有着同样历史特征的事例，是因为他们未对两者进行一般化的理解。”
也就是说，西方帝国主义的最根本动力——资本的对外扩张，无止境地追求利润，商人阶层的广泛参与，在清政府的对外扩张中是不存在的。正如濮德培（Peter Perdue）《中国西征》（China Marches West）一书所说，征服新疆后，最早进入该地的人依次是：满洲八旗兵、汉族绿营兵、流放至此的犯人、汉人居民、南疆穆斯林。这一扩张过程的先导及主力是屯垦部队，而不是商人和探险家。
更何况这些西北地区的军事活动，一开始还不是出自康熙的征服欲，而是三藩之乱期间北方守备松弛，蒙古、俄国蠢蠢欲动，不得不对此有所回应。清政府站稳脚跟后，因为自身地位的改变，迅速从游牧民族式的“向南进攻”思维，转换到“向北防御”的中原王朝思维，从这种意义上说，其“汉化”进程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快：“清朝持续的时间是蒙古族政权的近三倍，其背后还有一个原因是满族被汉族同化了。”
不但不能与西欧类比，清朝在本质上也不能和元朝相提并论。顾诚在《南明史》中指出，在与南明残余势力作战的后半阶段，跟随努尔哈赤起兵的八旗精锐早已非死即衰，每次战斗，冲在最前面的是洪承畴、孔有德等人率领的汉人降军，满洲骑兵往往垫后起威慑作用，只到迫不得已时才会发起进攻。同样，与元军席卷四方，一度兵临东欧不同，清军在击退蒙古、俄国势力后，就自己停了下了脚步。蒙古人的自信有两大来源，一是与伊斯兰各国交往形成的宽阔视野，二是征服过许多外族的事实，“而这在满人身上是没有的”。
增井经夫对于清朝武功的评价不高，他暗示清朝的成功多少是拜天时和汉人的民族性所赐：“中国人能迅速看出哪一方面能够实现统一，并据此对其主义、理想等作出相应调整，他们准确地收集、判断信息，慎重地开展行动，尽管并非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如此，但大家都像政治家一样已经做好了相关的准备”，大部分人意识到，只有与满族统治者步调一致，才最有可能实现统一和稳定。
但反满情绪始终存在，犹如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朱子素《嘉定屠城记略》和王秀楚《扬州十日记》两部书的出版史，最能说明这一点。因为涉及清军最严重的屠杀平民事件，两部书在中国被列为禁书，仅以抄本形式流传。文政年间（1818-1830），斋藤南溟在日本将其刊刻，加上和式训点，在天保年间（1830-1843，译者误写作“天宝”）被日本民众所广泛阅读。直到明治维新之后，它们才经留日学生之手带回中国，之后又被革命党利用，抽出单行，以宣传革命。
在阅读《嘉定屠城纪略》和《扬州十日记》时，日本人联想到的是当时造访的美国船和俄国船，两百年前中国平民的悲惨遭遇，使他们对于外族入侵的恐惧感变得更加强烈，同时加剧的，还有对于德川幕府统治即将灭亡的不安心理。另一方面，清政府这样的野蛮政权最后竟也能站稳脚跟，享有天下两百多年，这让日本人心头涌起对“以夷变夏”中国的蔑视。
1820年代，英国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来到马六甲传教，在当地华人圈中发展信徒，其中有位叫梁阿发的排版工人，后来用中文写了一本名为《初学便用劝世良言》的基督教入门书。这本书传到了广州，1836年被参加科举落第的洪秀全读到，从此有了后来的天平天国运动。
日本很关注这场清帝国内部的叛乱，1853年太平军攻下南京后，滞留长崎的中国商人带来了《海外异说》、《清国骚乱话》等题材的风闻，《和兰陀风说书》也传了进来。此后由这些书改编的故事，先在江户、京都、大阪等大都市出现，后来流传到日本全国，有趣的是“日本当初传闻这是一场反清复明的运动，完全没有提及该运动关乎基督教义。”可见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还隐隐期待中国能率先发生某种改变，虽然这最终没有出现。
为什么清末没有发生幕末那样的社会变革？在书末，增井经夫做了回答，他认为：“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官僚为了自身而创造出来的产物，自古以来一直如此”，清代市民文化本质上与官僚文化沆瀣一气，不可能形成从外部摧毁官僚组织、变革社会的力量。再加上官僚阶层没有贵族阶层那样的稳定性，“所以官僚们通常都尽全力保全自己，并未热心于社会改良”，增井认为，能改变这一切的，在当时唯有西方列强从外部施加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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