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人群体中的关系运用——以深圳“平江村“为个案

外来人群体中的关系运用——以深圳“平江村” 为个案

作者：刘林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在深圳市罗湖区的田心村、盐田区的盐田镇和南山区的赤湾等地, 聚集着一批从事汽车运输业务的湖南平江人。他们以家庭为单位, 每户买一到数部可以拖集装箱的大卡车(称之为“半挂” 车), 每部车必须请司机一人, 有的还请一个跟车的人。根据我的调查, 这里平江人的半挂车最少有400台, 涉业人数至少有1200人以上, 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他们一般聚居一处, 从经济活动到日常生活, 交往很多, 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群体或社区, 我称之为“平江村” ,其中尤以田心村最为典型。1999年到2000年, 我在深圳的平江村进行了实地观察和大量的访谈调查。本文论述就是建立在这些观察和访谈记录的基础之上。

对平江村的研究可以从多方面进行, 本文拟从关系运用的角度来做描述与分析。我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一个从内地山区来的外来人群体是如何在深圳这个陌生的沿海特区中生存和发展的? 在这之中他们凭借或利用了什么样的社会资源①?

关系在华人社会里受到普遍的重视。对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 以及新加坡和其他海外华人社会的实证研究表明, 关系网络是华人社会里普遍存在的现象,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Bruce J .Jacobs , 1979 ;Kwang-Kuo Hwang , 1987 ;Bian Yanjie , 1997 ;Bian and Ang , 1997 ;David L .Wank ,1996 ;彭庆恩, 1996 ;胡必亮, 1996 ;游仲勋, 1999 ;王春光, 2000 ;刘宏, 2000)。

1973 年, 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JS) 发表《弱关系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一文, 对美国社会的劳动力流动问题进行了研究, 他强调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弱关系对于人们寻找工作机会的作用。在这篇论文中, 格兰诺维特基于互动的频率、感情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这四个方面的尺度把人们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他认为, 强关系存在于群体内部, 而弱关系则存在于群体之间, 因此, 二者得到信息的可能是不同的。由于强关系存在于群体内部, 群体内部之间的人同质性较强, 因而难以得到新的信息;而具有弱关系的人分属于不同的群体, 异质性较强, 因而弱关系可以当做传递信息的桥梁。弱关系在创造可能的流动机会中是一种重要资源(Granovetter , 1973)。

边燕杰沿着格兰诺维特的思路对华人社会里关系在个人寻找工作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其基本观点是:在华人社会里强关系比弱关系更为重要。边燕杰1988 年对计划体制下的天津和1994 年对市场体制下的新加坡人们寻找工作的研究都表明:华人社会重视关系, 尤其重视强关系(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 如家庭和同学关系等)。在边燕杰看来, 关系在字义上指“联系”或“关联” , 但它本质上是促进人们之间恩惠交换的一组个人间的联系(边燕杰, 1999 :130)。在对天津的研究中, 边燕杰建立的最主要的假设是:求职渠道是通过个人网、更多地是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建立的(Bian yanjie , 1997)。在对新加坡的研究中, 边燕杰认为, 社会关系网络是生活的重要方面, 人情关系的圈子比较广, 社会又小, 强关系较多(Bian and Ang , 1997)。

格兰诺维特和边燕杰的研究可以互相补充, 前者揭示了西方文化背景下人们交往和联系的情况, 后者则是对儒家文化背景下华人社会联系状况的一种描述与解释。

我对关系的进一步分析在于:在格兰诺维特和边燕杰的概念中, 关系只是被区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 这一概念的区分是建立在一个时点上的。我认为, 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发展变化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而, 对关系的区分至少可以建立在两个

时点上:过去和现在。如果有两个人过去是同学, 交往频密、无话不谈、互相帮助, 那么他们之间肯定是强关系;但他们毕业了, 天各一方, 交往慢慢减少、感情慢慢变淡, 更谈不上互相帮忙, 他们之间的关系难道不是一种弱关系吗? 如果用两个时点来判断, 我们可以将他们之间的关系称之为强弱关系。

用两个时点来定义关系, 可能的关系组合就会有6种。在关系组合表中, 过去没有关系而现在是弱关系的关系组合类型1和过去是弱关系现在也是弱关系的关系组合类型3可以合并, 统称为弱关系;过去无关系现在是强关系的关系组合2和过去是强关系现在也是强关系的关系组合6也可以合并, 统称为强关系。这样, 可以得出如下四种关系:强关系、弱关系、弱强关系和强弱关系。

在这种划分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强弱关系。日常生活的实践告诉我们:过去是要好的同学(或朋友、战友、邻居、老乡等), 尽管现在很少联系甚至多年不来往, 但是一当重新见面, 潜伏着的关系就被激活, 这种关系在中国人这里一般说来是相当靠得住的。不但靠得住,而且还管用, 因为他们现在分属于不同的群体, 可以提供信息或其他的帮助。

我赞同格兰诺维特的认识:强关系存在于群体内部, 群体内部之间的人同质性较强, 因而难以得到新的信息;分属于不同群体的人异质性较强, 因而弱关系可以当做传递信息的桥梁。但是, 我认为还要加以补充。

如果只从一种维度来看, 一个人只属于一个群体, 比如, 只从职业的角度来看, 你一般只能是一个企业、一个组织或者是一个机构的一员(这里把第二职业的情况作为例外排除)。可是, 从多维的角度来看, 一个人并不只是某一群体的一员, 而分属多个群体。从这一视野来观察问题, 我们就会发现:强关系也是有信息交流的, 或者进一步说, 强关系也会带来新的信息。

在关系发生作用的过程中, 人们常常会发现:并不是某种单一的关系起作用, 比如说, 是A与B之间的关系发生作用。更可能的情况是:A找到B , B找到C , C又找到D , D再找到E 。这样, 起作用的是一个关系的链条。这个关系的链条其实也是一种关系的组合。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可能的情况是:某人来寻找同学办某事, 这位同学回家给他妻子一说, 妻子说她单位里的某人可以办到。这件事情可能是寻找某种信息或者某种影响力。这样, 我认为:强关系也可以获得信息, 更可以获得某种影响力或资源。但这里的强关系其实是从不同的群体来看的。同学之间是一种强关系, 夫妻之间更是一种强关系, 同事之间也是一种强关系。三种强关系跨越了不同的群体, 信息可以得到, 影响力也可能得到。

边燕杰正确地指出了强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我想补充的是:除了信息的传递之外, 其实弱关系也会起到另外的作用。这里的前提条件是:和无关系相比较, 弱关系尽管弱,但总算聊胜于无。这样, 我认为, 应该在一种竞争的社会条件下来看待关系的作用。

总之, 我认为应该从动态的、多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竞争的角度来看待关系。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关系, 其实就是一个生产和再生产的连续过程。关系是变动着的, 从没有关系可以到有关系, 从弱关系可以到强关系, 反过来, 也可以从强关系到弱关系, 从有关系到关系完全破裂, 比没有关系更糟糕。即使是在血缘关系中, 如果这种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断, 它也可能不会发生作用, 甚至发生反作用。关系双方的互动对于关系的维持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平江人搞运输先要有车辆, 所以首先要解决的是资本的问题。买一台车多则几十万、十几万, 少则几万, 在平江村, 完全靠自己积攒的钱起本的人几乎没有。

下面的案例表现了平江人是通过什么样的关系借到钱的。

案例一:父亲等人的帮助(强关系)。

LFH 是平江村里做得相当成功的人, 她读过电大, 原来在一个镇里的供销社当会计, 丈夫则是司机。2000 年她家在深圳买了130 多平米的商品房, 车子也发展到了6部。当初到深圳时,她买第一台车的钱基本上是借的。她父亲把家里的房产证拿出来做抵押到信用社借钱, 弟弟也借给她两万, 通过堂兄介绍的朋友借了三万, 就这样七凑八凑筹足了买车的钱。她回忆说:

当时一台车要花到20 万, 我借了很多钱, 心理负担太重了。我如果有了钱, 最先要还的就是我父亲拿房产证做抵押的那些钱。我最怕连累自己的父亲, 自己的亲人, 情愿朋友那里多欠些息。我自己毕竟是崽女, 莫说孝敬父母, 起码莫给父母添麻烦。房产证到期,银行就逼他, 父亲就打电话给我, 意思是他到如今没有怄过气, 要我争气些, 拼命还钱。那时节银行的息是一分八厘三。另外借私人朋友的钱, 你还要去还人情钱, 还要去送礼,实际这些息都合到两三分。就算这些钱你都还了, 头一两年, 过年回家, 你还要去送些礼,要记得人家, 莫等人家说你过河拆桥。(LFH)②

案例一中的LFH 是通过父亲、弟弟和堂兄等人的关系借的钱, 她讲到了求助父亲所承受的沉重的心理压力, 通过朋友借钱所需要的人情应酬。很显然, 父亲和弟弟都是强关系, 但这种关系并不是就可以不管不顾, 反而使她产生尽快还钱的压力。通过堂兄(强关系, 来往很多)介绍的朋友(弱关系)借的钱, 由于要还人情债, 结果算起来比银行的利息还要高。这两种关系在借钱和还钱的过程中都需要维持、加强。

案例二:同学的帮助(强弱关系)。

HWS和我是中小学的同学, 他到深圳最初买的是旧车, 经常出故障, 九八年下决心换新车。

1998 年1月份, 我买了辆车。我没有钱, 就去想办法, 找谁? 我的一个女同学, 正在信用社, 当副主任。我一找她, 她说如今哪有钱, 九七年开始紧的。我说你要帮我想办法。她说你要借好多钱。我说最好借7 万, 最少5万。最后她说只有3万块钱。我说3万块钱管什么用, 她说那我帮你想办法, 她真好啊, 是同学嘛, 她搞5万块钱给我。(HWS)

在案例二中, 要借钱的HWS 和信用社的副主任是同学, 不过其实毕业已经有20 多年, 中间的来往并不多,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强弱关系。但是, 老同学来, 不好推脱, 就按其要求借给了他。

案例三:送礼找熟人(弱关系)。

LJG在深圳平江村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钱赚了几百万, 和各方面的联系都很多, 他擅长搞关系。

那一年我拿了5 万多块钱带回去, 有4 万多块钱都送了礼。“红塔山” 的烟, 我是一箱一箱买的。花4 万多块钱, 借了40 万。第二年我过来, 一下就买两台车。实际上, 我在信用社、银行借了36 万块钱。到信用社去借10 万块钱, 打个报告, 我有栋新屋做抵押。信用社的主任讲:“你是我们信用社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大户, 从来没有一笔借钱超过10 万块的。”好, 单单立据时, 信贷员开票, 本来写“壹拾万元” , 写了个“壹拾” 又多写了个“壹”字, 将错就错, 我就借了11 万。信用社的主任又笑:“到我们信用社借钱, 只有少批钱的,从来没有还多借给别人的。你又破了一个天荒!” 钱一到手, 我就去买车。(LJG)

案例三中借钱的LJG 和信用社的主任是一种弱关系, 但是, LJG送了礼, 信用社就特别给予照顾, 10万写成了11万, 将错就错, 又多借了1万。可见, 对弱关系的加强是有作用的。

在运输生意这根链条上, 有三个结:货主、发货人和运货的车主。平江人在寻找货源的过程中, 一部分人慢慢地和货主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关系, 成了较为专业的经纪人, 平江人称之为“发货的” 。那么, 发货的人和货主以及运货的车主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案例四:关系的建立与维持(从无关系到弱关系再到强关系)。

LFH 是平江村里重要的发货人之一, 她详细讲述了自己和货主建立并维持关系的经过:

刚刚来的时候, 我丈夫自己开个车, 名片用了二三百张, 拉一车货就发名片, 那个时候也好抓老板。我的几个老板还是原先的, 从九四年做起。做废塑料的老板那时候的规模相当小, 有时候夜里要二三个车, 多至四五个车。… …

后来这个老板生意越做越大。有一次就打电话来, 要到我屋里, 正式要同我把生意谈好, 要送往蛮多地方, 意思我们两夫妻做事相当认真, 没有做砸过, 车子要好多给他派好多。老板打电话要来看一下地方, 靠不靠得住。我是蛮紧张, 把人都喊来, 我堂兄也来了,正好我弟弟也来了, 全部坐在屋里。老板来了, 把生意正式谈好, 把价格扯好, 正正式式发货。九五年下半年生意就做大了。可能也蛮带财, 我自己运气好, 我喊车子, 路上没有出过一点事故, 日日几十车, 你看好新鲜。另外我做事认真, 同他安排车子, 一定不坐了歇, 不打麻将。接着又有一个老板找我, 做废塑料的老板就不让我接。意思是我接了他的,就要做他的。我就介绍给我弟弟, …… (LFH)

案例四中发货的LFH 和货主建立关系是偶然的, 几乎所有的平江人和货主建立关系都是如此。货主一般是广东人, 无论是从地理上、职业上还是社会阶层上和平江人都分属不同的群体,以前没有任何关系。平江人把这种关系的建立叫做“捡老板” 。“捡老板” 的事情不少人都碰到过, 但只有很少人能长期维持合作的关系。LFH认为, 她之所以能长期维持与那个进口废塑料的老板的关系主要在于:1.做事认真、踏实;2.专一;3.运气好, 没有出过事故。除此之外,他们之间还有一些人情来往。我在田心村调查时在LFH 的家里就看到过那个老板, 他提了不少水果一类的东西来访, 双方很客气。有时, LFH 的丈夫也去陪老板打打麻将。

发货的经纪人和拖货的车主的关系也同样要维持好。LFH的做法主要是:1.公平合理地安排车子拖货, 比如地点、时间和货物的重量等等都要注意安排好, 不让某人觉得特别吃亏;2.按时支付运费, 不无故克扣运费。一般说来, 发货人都认识车主, 他们都是平江人, 都到深圳来搞车, 低头不见抬头见, 关系还是比较好的。作为中间环节的发货人, LFH 认为, 无论是对货主还是对车主, 信誉都是第一位的。由于长期的合作, LFH 与货老板的关系越来越好, 她对我说, 现在她的生意别人已抢不去了。

案例五:关系的竞争(强关系与弱关系的较量)。

LWG是LFH的弟弟, 他是刑满释放人员。从牢里出来后, 他首先跟姐姐发了一阵货, 然后才自己独立干, 并且还赚了不少钱。他的老板是一个香港人, 有五六十岁, 两人的合作开始干得很好。但后来那个老板包养了一个情妇, 也是平江人, 情妇有一个哥哥, 也要发货。老板就和LWG谈, 要LWG分一部分货给他发。LWG当然不愿意, 老板的态度很强硬, LWG只能退让,就提出不用那个人发货, 每个月分给他5000 元。过了一段时间, 老板情妇的哥哥不干了, 认为拿的钱太少, LWG 又退让, 每发一个集装箱给他一百元。又过一段时间, LWG 索性不干了。

LWG回忆这件事时说:

……他呢, 钱也不要, 硬要自己去发货。我说, 三份里面最多只能给你一份, 因为是我签的合同。他说, 要得。我就把一份给他, 他就发货, 他发不好, 我又给他带上一段,带个徒弟样, 我忍性真好, 心里想, 不忍, 一点都没有了;忍住, 一个月还能挣几万元钱。好, 后来跟着我搞, 他就上了手, 他也发得好, 刚一能发好, 就找我要一半。我说, 要优先了我以后, 要等我发到柜以后你才能发货。他说, 要得, 就这样发。那个货老板把一批重的货柜都给我, 价钱是一样的, 重柜要好车才能装, 轻的差车也可以装, 喊车容易点。他把好柜都给他, 差柜都给我, 我也没有做声, 算了, 只要有点我发。最后, 搞来搞去重柜也只分我一点点, 五分货剩一分, 这样也维持了一年多, 搞起没有意思, 就没有搞了。(LWG)

LWG和货主的关系也是偶然建立的, 只是一种弱关系, 比不上货主和他情妇的哥哥这种强关系, 只能一步一步退让, 最后完全退出来。尽管LWG 和货主有协议, 也不顶用。由此可见,强关系的确比弱关系有力量。法理性的契约关系在中国特殊的人际关系面前也只能退让。

案例六:关系的破裂(经济手段和非经济手段竞争导致的关系破裂)。

LGG在平江村中也是成功的经纪人之一。但由于平江人之间的恶性竞争, 他最终与一些货老板的关系破裂。事情的起因当然是由于LGG 在发货过程中赚了钱。

一些平江人看到我眼红, 就天光黑夜守到码头上, 去凿(钻、打孔)这样的货。他说

55块钱一吨才接, 到拖的人就只有了50块钱一吨, 你看气死人吧。那个时候, 我也没有经验。他是用个什么办法来凿的呢? 他拖了一车货在路上, 假装说不晓得走, 要你告诉他老板的电话。我就告诉了他。生意场上这是说不得的, 我对别人不晓得好相信。这也属于我的错误, 不应太过分相信别人。他就打个电话给那个老板。那个老板姓H , 比我大一岁, 是个副总经理。他跟我说, LGG啊, 有个人打电话给我老总, 他可以55 块钱一吨跑, 看你怎么搞。我说, 他55 就他去拉吧。实际后来发来发去, 他也没有发出个名堂, 发了个万把吨。把个运价挤下来, 挤到55。我就没有发了。(LGG)

后来, LGG又联系了新的老板, 有人又用原来的办法去凿, 但这次LGG和老板合作得好, 那些人没有得逞。

后来, 不晓得谁, 采取那种手段真是蛮低劣。那个货带有点走私性质, 多装少报, 他利用这个, 向刑警大队一报, 我们的车号都登记得清清敞敞, 就选了这些车号拦了。在广深高速上的出口, 车子都是装卷板, 差不多一车货有30多万, 头天扣了3 车。一扣, 我又没有经验, 不晓得怎么去取。老板看到我的车拖了货, 货没有到, 就找我, 给我个小车,我就开起, 一个奔驰车, 找了赤湾的SN , 他跟某机关关系蛮好, 就去取货。跑去取货时,要罚款, 说是走私货。老板不肯出示手续, 怕出示手续查他偷税漏税。他一下子就拿了10万块钱给我, 把头3车取出来了。运费也没有说什么, 也结来了。后来有一天, 在广州一下又扣10 台, 把案子一上交。我们拿钱去取取不出来。

老板看到我这也扣那也扣, 后来又扣一次, 晓得是我的老乡搞名堂。我说你干脆给他们去跑。… … (LGG)

LGG的经历表明, 随着运力的增加, 货源的相对短缺成了突出的问题, 经纪人对货源的控制就变得不容易了。案例五的争夺是一种形式, 主要是对方利用特殊的关系。在平江人之中,这并不是一种普遍的方式。因为就和货老板的关系来说, 来自内地他乡的平江人以前和他们并无渊源, 只是后来认识的。由于发货抽取佣金的巨大利益, 平江人之间必然会争夺老板, 平江人把这叫做“凿老板” 。“凿老板” 最通常的方式是降低价格, 如果降价是在一定的范围里, 把过高的价格降下来, 那么, 这种竞争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正当竞争。这是市场经济中的常见现象。一家一户的平江人不可能形成严密的价格同盟, 更不可能形成价格垄断。但是, 不断的降价使得平江人的利润也不断随之下降, 在某种程度上, 这种竞争就成了恶性的竞争。所以, 不少的车主都和我讲过对这种竞争的不满。至于通过告状来搞鬼, 是一种非经济手段的恶性竞争, 这当然只是少数特殊的案例。但是,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种关系的维持不是一劳永逸的, 也不是一维的。关系双方除了要处理好互相之间的事情之外, 还要面临着外部力量的竞争。LGG 的两次失败, 最终导致了和货主关系的终结。

在深圳平江村搞运输的人当中, 还要利用关系的第三种活动主要是事故的处理。汽车运输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发生车祸是随时可能的事情。加之平江的司机多有违章操作, 而车牌等证件也经常有不完整甚至虚假的情况, 车子被扣下的事情时有发生。

平江人是怎样利用关系来处理事故的呢? 我们来看以下案例。

案例七:LCQ被扣车的事情(弱关系组成的关系链)。

第一次扣车, 九五年7月份的时候, 我的车在广州被扣了, 说我是假牌。拖到广州天河区扣车场。当时我就去取, 找到某某办公室, 发根烟, 拿500块钱给他, 慢慢地塞给他。他就说, 你这是搞什么, 你这是行贿, 把你这肮脏的东西拿开。我就拿走了。当夜我就通过熟人找到了他, 请他在广州白天鹅宾馆花1400块钱吃饭, 吃完饭就去桑拿、唱歌, 唱完歌后他就看中一个坐台的妹子, 我就帮他付200块钱小费, 他就带了她去搞, 我又代他付600块钱。第二天就好说话多了, 再送3000 块礼给他, 拿个报纸包好送到他屋里去, 他就罚2万, 出些停车费, 放车。怎样找到他家里去的? 首先是通过北京HL, 就是一个大机关的主任, 打个电话给他, 他不搭理, HL 也不好出面。后来, 我又找到HL 在广州做石膏生意的老兄。他老兄呢, 头年还在平江放鸭, 那天我招待他吃饭, 他说是我晚饭后喜欢游泳, 就带他到天河体育中心洗冷水澡。早晨还要吃个早茶。头年一个冷饭头打个油纸包看鸭的人,第二年就这个名堂。我要他帮忙取车, 他就打他老兄的牌子, 找广东省某机关的主任, 他就再去找那个管扣车的人。… … (LCQ)

很显然, 在这一案例中, 关系起了作用。LCQ首先直接到办公室去, 结果被人家骂了出来。后来, 又打电话直接去找北京的官(平江老乡), 人家也不理。只好转过来去找“做石膏生意的老兄” 。他们是熟人, 原来是一个小地方的, 关系不是特别好, 但是至少熟悉, 可以算做一种弱关系吧。再通过这位老兄找广州的一个主任, 间接找到直接处理的人。这一事件中的四个人其实都是一般的关系也即弱关系。三种弱关系形成一个链条, 把两个互不相识的人连起来了。通过关系链, 直接处理的人收下了红包、接受了宴请甚至还接受了女人, 最终放了车, 解决了问题。如果没有关系, 没有接通关系链, 后面的事情都难以发生;但是, 仅有关系也是不够的,还得给好处。

案例八:HP 处理车祸(弱关系与强关系组成的关系链)。

刚跑了三天, 就出了事。车押在那里半个月, 好在给我车牌的那个单位好, 赶紧找关系。当时一个双排座, 我的车从后面撞上去, 它又撞了前头的车, 要2 万多元钱修。我刚到深圳, 哪里来的钱赔呢? 我的车没有进保险, 对方的车进了。找关系, 七找八找, 最后找到一个汽修厂的厂长, 和交警队的队长是拜把兄弟。我讲, 最多押1 万元钱(交警首先要押5万), 送他几千块钱礼, 由厂长去交给交警队——我送交警他不敢收。这才把车取出来。(HP)

案例八与案例七稍有不同:在一连串的关系中有一个强关系——拜把兄弟。车主HP 给处理该事故的交警送钱, 交警不敢收, 通过拜把兄弟送过去就没有问题了。和案例七一样, 在这里既要关系又要送礼, 关系的作用在于让受礼的人敢收。核心的问题是建立信任, 接受礼物的人要确保收礼不会发生危险, 也就是说送礼的人不会过后翻脸去告状。

平江人在处理事故时之所以要通过一个关系链, 而且往往是通过弱关系而不是强关系, 是因为平江人在深圳是一个异地迁移来的群体。和当地的社会关系很少, 而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都不确定, 很难预先建立固定的关系网络。所以, 一发生事故, 就必然要通过关系链来解决,而且其中以弱关系为主。

当然, 平江人处理事故也并不一定非要寻找关系。有人就和我讲过这样一段话:

要我的钱难, 我反正坐在那里不走, 要什么手续就什么手续, 反正进了保险的, 一条原则, 按正式程序来, 他也拿你没办法。我在广州处理那个事故, 我呆在那里17 天。最后你说要我找队长我就找队长, 要我找交通十三处我就找十三处, 你说要我找谁我就找谁,我不怕找不到。到了十五天你不了结, 硬是你交警的错。我到时什么钱都付了, 你不结案硬是你的错。有时送钱要快, 赶时间, 如果车上有货扣在里边, 香港那号箱子要三百块钱一天, 耽误了不行。如果是个净车, 随你扣。(LJP)

LJP认为, “跟交警打交道, 就是交钱。” 送不送钱, 许多平江人都是经过计算的, 并不是太盲目, 要看车子装的什么东西, 急不急。如果不急的话, 就可以慢慢来, 通过正常的程序, 交警也没有办法索贿;如果急的话, 就只好行贿, 就要接通关系链。

从内地山区来到深圳从事汽车运输业的平江人这一移民群体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在深圳缺乏本土性的社会资源;二是由于其所从事职业的高风险性, 群体的内聚力较强, 他们是以群体的形式生存和发展的。这样, 在群体的外部, 他们必须努力去创造社会关系, 而在内部, 则尽可能地利用现成的社会关系。他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发展, 靠的不是具有较充分的人力资本,也不是具有充分的金融资本, 他们靠的是充分地利用了社会资本。笔者在深圳平江村的调查表明:关系在搞运输的平江人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通过资本的筹集、货源的获得和事故处理这三个方面八个案例的描述, 说明了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处于一个动态的、不断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之中。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一论点, 有必要讨论如下的几个问题。

1.关系的功用

关系的功用的命题实际上有两个方面:各类具体的关系的功用和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功用。先看看各类具体关系的功用。

很显然, 各类具体的关系(强关系、强弱关系和弱关系等)都具有作用。但是, 这种作用是在比较中而存在的。一般说来, 关系越强越使关系的双方具有强烈的义务责任感, 也就越可能提供帮助。但是, 可能提供是一回事, 有没有能力提供是另一回事。所以, 关系的作用既要考虑义务责任也要考虑能力。从深圳平江村的情况来看, 在满足了能力这个条件下, 关系越强作用越大。案例一、案例五就提供了证明。

但是, 由于人的活动范围的扩大, 强关系所起作用的区域是有限的。人们就必然要利用弱关系, 弱关系的范围一般会比强关系大。我在前述对于关系的分类中提出, 从两个时点来判断,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一种强弱关系。强弱关系超出单纯强关系的活动范围, 它既使人由于过去的强关系而产生义务责任感和信任感, 又由于各自地位、所属群体、活动区域的不同而可能给对方帮上忙。因而, 单纯从两个人的关系来看的话, 强弱关系是一种非常有意义、也非常有效的关系。案例二就提供了证明。另外一个证明是, 在深圳平江村, 有我一些小学、中学的同学, 我已有20 多年没和他们打过交道了, 但当我到那里调查时, 他们给了我巨大的帮助, 如接受我的访谈, 并给我讲了很多平江村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外人是听不到的。

在现实生活中, 往往一种关系是不够的, 这就要求形成一个关系链。关系链进一步扩展了关系的作用空间。完全由强关系所构成的关系链比较少, 因而, 在关系链中一般都会有弱关系起连接作用。在关系链中, 如果有一个环节中有一种强关系, 特别是通向最后一头的关系是强关系, 比完全由弱关系连接起来的关系链更为有用。案例八就提供了证明。

案例七中的关系链也起了作用, 但这里的前提条件是这一事件中不存在竞争。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弱关系起作用或主要是由弱关系所构成的关系链起作用的前提是没有竞争者。这也就是说:弱关系总比无关系强。

由上述结论推导出的一个结论是:如果在竞争的条件下, 强关系会胜过弱关系。案例五就提供了证明。

下面来讨论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功用。从深圳平江村的情况看来, 无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 在筹资、发货和事故处理以及其他方面(比如雇请司机)都会发生作用。这些方面牵涉到经济活动中的资本、劳动、信息等资源, 也牵涉到行政方面的权力资源, 牵涉到这些资源的交换、借用、涉取。关系是人们获取利益的一种手段。因而, 可以说关系是一种资源的配置手段。

关系使人们实现了社会资源与经济资源的交换;这种交换过程又是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高伟定(S .B .Redding)认为, 华人之所以要生活在社会关系网络中, “问题的核心是信任和可靠性。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选择:或者建立一种可以依赖的、由感情纽带连结的关系网,如家庭关系, 这种关系网建立在长期和复杂的义务关系的基础上;或者和关系虽然比较远, 但由于受到某种心理压力因而行为诚实的人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关系。… …海外华人就是用这两种办法建立其所需要的信赖关系的。” (S .B .Redding , 1993 :127)格兰诺维特也非常重视信任问题(Granovetter , 1985)。

平江村调查可以为这一观点提供支持。案例四中, LFH 多次强调信任, 而案例七和案例八之所以要接通关系链也是为了要建立某种信任。信任可以确立对人的行为的预期性, 减少不确定性。从经济交往的角度来说, 由关系而带来的信任可以减少交易费用、降低风险成本。

但是, 关系对人们的作用不仅是正面的、积极的, 也有负面的、消极的一面。从整个社会的层面来看, 人们越是利用关系, 也许就越意味着这个社会的法制不健全。此外, 在某些个人、小群体和组织所表现出来的效率可能导致社会整体的低效率或无效率。从个人或小群体的层面来看, 也有消极的影响。平江人对此有所认识, 特别是对摆脱不了自己原来的小圈子深有感触。有人说:

平江以前那些朋友, 说句实在话, 有时候跟在屁股后团团转, 跟你吃, 跟你耍还可以,但是你要他们帮你帮不到。讲实在话, 他们到这里也只有带麻烦给我。年年总有乱七八糟一些朋友跑来, 总是要带麻烦给我, 打架呀, 吵架呀, 出去惹事搞不定呀…… (MJ)LFH 也说, 她对丈夫的期望是:

我就说如今只要他有时间, 就去陪老板, 不要陪平江人。不是瞧平江人不起, 平江这伙人二流子太多, 陪他们没有钱赚, 只想搞你的钱。像我丈夫前年下半年起陪老板打牌,要赚也让老板赚, 相反如今生意越做越好。(LFH)我在平江人那里听到过不少类似的说法。这些说法的意思是:强关系使人难以摆脱, 它限制了人, 令人得不到新的信息和其他资源, 而又有义务必须要给他人提供帮助。这也是吉登斯

所强调的:“社会系统的所有结构性特征, 都兼具制约性与使动性。” 而这种制约就是吉登斯所说的“结构性制约” , 它“源于行动的情境性, 即相对于处于具体情境中的行动者来说, 结构性特征的`既定' 性。” 它主要表现为“在某一既定情境或情境类型下对一个或一群行动者的选择余地有所限制。” (吉登斯, 1998 :280 —281)

2.关系的实质

从深圳平江村的情况看来, 人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利益交换, 并且主要体现在直接的经济利益上, 因为他们从事的活动是一种经济活动。有人对此深有体会:

搞半挂在深圳的生活是全中国最现实的生活:同是老乡, 有货你就是大老爷, 所有人都来敬你;你没有货别人就不来了, 除非是来讨账, 看到都不喊你。你有货, 老家送来了腊鱼腊肉, 家里小孩生日, 过年过节, 只要逢喜事, 你就应接不暇。没钱的人到有钱的人家里随便什么都借不到, 靠骗一点。(LWG)

LWG 的话是实在的, 还有别人也对我讲过类似的话。当然, 对利益的理解不能太狭隘 。也有不少平江人不太管眼前的物质利益而给予别人帮助。根据我的观察, 关系越好、越强, 就越可能给别人提供帮助而不需要即时的回报;关系越一般、越弱, 就越需要直截了当的回报。

案例一、二、三和案例七、八都提供了证明。但是, 不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都是需要回报的。在案例一中, LFH 通过父亲、弟弟和其他朋友借了钱, 对于父亲, 她给予的回报是别让父亲怄气, 对其他的朋友则要考虑人情应酬。平江人的一个说法是:朋友介绍给你了, 看你会不会拉。“拉关系” 就是生产和再生产关系。不能把关系理解为一个静止的、恒定的东西。再好的朋友, 10 年没有来往也会生疏, 当然也可以重新激活;是仇敌也可能“不打不相识” , 转而成为好朋友。案例四、五、六表明:关系需要建立与维护, 在关系的建立与维持中存在竞争, 竞争可能导致关系的破裂或终结。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就是一个给予回报、建立信任的过程。从平江人的情况来看, 一般地说, 具有长期合作的关系需要维护, 而那些“一次性消费”的关系则不需要费力去维持。前者如与货主的关系, 后者如与处理事故的有关人员的关系。对后者, 平江人一当接通了关系链就直截了当地送钱, 不再去多花心思;对前者则不同, 逢年过节要来往, 对方有忧喜两事要送礼, 很多人还每周去陪着打麻将, 等等。从结构的观点来看问题, 关系使人们处于一种社会结构之中, 它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但是,能否把关系看做是一种纯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呢?

我认为, 不能把关系看做是一种既定的社会结构, 是外在于人的活动的。除了先赋的血缘关系之外, 关系的扩展有赖于主观的努力。我以上列举的案例表明:平江人的很多关系是个人努力创造出来的, 是他们用社会资源或经济资源交换出来的, 总之, 是他们生产出来的。他们努力去打通各种各样的关节, 通过亲朋好友寻找关系、接通关系链, 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环境中顽强地生存和发展。如果他们不努力, 就什么也得不到。如果他们不继续维护已有的关系,那么这些关系也是会丧失的。这样, 对于关系的理解, 不论是从结构还是从功能的视角来看,都应该把它看做是动态的、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的, 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

3.关系的活动空间

我们说关系是动态的, 它处于不断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之中。那么, 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呢? 或者说, 关系的活动空间在哪里呢?关系的运用在涉及社会公共权力时, 其目标大略有二:通过关系购买某种公共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通过关系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减少公共权力对个人权益的不当侵害。关系在这里的活动空间是由于法制的不健全而留下的。很显然, 在中国, 法制的完善还有一个艰巨的过程。

中国的法律还不够细致, 缺乏操作性, 往往给执法者留下巨大的解释空间, 从而导致随意性。执法过程的暗箱操作, 对执法者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更是加强了这种随意性。案例七、八就提供了这样的事例。在不涉及公共权力的领域, 关系活动的空间又在哪里呢?在经济活动中, 在竞争不充分(表现为短缺经济和垄断等情形)、信息不完全(表现为信息不确定、信息不对称或信息成本太高)、规则不完善的条件下, 关系就会发生作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也总是会存在某一领域、某一行业或某一时段的不充分竞争, 而信息的不完全性是任何社会、任何体制都难以避免的现象。在中国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不充分竞争和规则不完善的情况比比皆是。从平江人所从事的汽车运输业来看, 由于一家一户经营的分散性, 获得信息和发布信息的成本太高, 对于关系的利用就是必然的。从文化传统来看, 中国是一种以家族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文化, 对于家族关系给予了特别的重视(陈艳云、刘林平, 1998)。这样, 就强化了关系活动的社会氛围。

4.运用关系的原则和寻找关系的路径

人们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利用关系。作为一种生产活动, 从平江村的情况来看, 人们利用关系与否是经过理性计算的。一般说来, 如果利用关系的成本大于收益, 人们就不会利用关系。成本—收益的比较是运用关系与否的基本原则。前引LJP 的一段话表明, 平江人对这一原则在操作过程中是掌握得很好的。

从深圳平江村的情况来看, 总体上, 人们寻找关系的顺序是家庭、亲戚、朋友和熟人。这一顺序就是一个从强关系到弱关系扩展开来的过程。这一路径也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费孝通, 1985)。当然, 人们实际寻找关系的个体活动并非严格遵守上面的逻辑顺序。

5.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中国社会正处在从计划经济或者说是再分配经济(Victor Nee , 1989)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 社会转型的本质特点之一就是由国家计划垄断的资源配置方式转向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在这之中, 如果关系网络发生巨大作用, 那么社会公众的资源就会流向那些拥有重要关系或关系资源丰富的个人、群体或阶层。很显然, 通过关系配置的资源是重要的而不是一般性的, 也就是说, 这些资源是稀缺的,对人来说是必要的。比如, 人们通过关系从银行贷款, 在投标中中标, 获得好的工作机会, 在法律诉讼中胜诉, 在提级、提拔中得利, 等等。使用关系网络配置资源是一种特殊主义(帕森斯等, 1989)的东西, 它只对那些拥有关系的人有利, 而使资源的配置难以达到最优化。无论是公有或私有的产权形式, 当产权代理人和产权所有者的利益不一致、对产权代理人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的情况下, 产权代理人就会利用关系网络追求个人的私利而损害产权所有者的利益。

在涉及公众利益的情况下, 权力寻租由于其不正当性或非法性, 是通过关系网络而不是采用市场的方式(如公开招标) 来实现的。关系网络会使正式的规则扭曲、变形、失效, 具有相当的破坏作用。在制度合理的条件下, 关系的作用是负面的;当制度不合理时, 关系的作用则主要是积极的。因而, 当关系网络在中国大行其道时, 我们最应该反思的问题是正式的制度是否合理和完善?

在不涉及公众利益的私人领域, 理性的经济人不会因为关系而严重违反市场规则。我对深圳平江村的调查也说明了这一点, 比如降价的竞争就使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关系失效。关系的作用主要在于建立信任, 确立对人的行为的预期性, 使得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结构之中, 使得经济交换转化为社会交换, 延长交换的时间, 变换交换的对象, 因而具有合理性。

总而言之, 在涉及公众利益时, 关系的运用最终是不合理的;在不涉及公众利益时, 关系的运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关系网络只能是市场机制的一种补充, 它不应该在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对于关系合理性的进一步认识也许在于:除了天赋的血缘关系之外, 人们的关系都是经过主观努力创造出来的, 都是人们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 因而, 那些具有丰富关系资源的人也许就是非常优秀的人, 他们总有某种常人难以具有的特质, 也许他们就是那些应该得到较多资源的人, 而不论这些资源来自什么地方。在这里, 对这些人的评价要超越简单的道德评判。他们也许受教育程度不高, 缺乏专门的技能, 不是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 但可能是有才能的管理者、组织者, 成功的企业家(李路路, 1995)或政治家。因而, 就此提出的问题是:究竟是谁在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占有优势? 他们具有哪些特质或才能? 他们凭借这些特质或才能怎样获取丰富的关系资源? 他们是不是我们社会中优秀的人才?

联系现实的社会条件, 关系的合理性也许在于:在原有资源配置方式失效, 而新的市场配置方式尚未完全建立, 中国的社会转型出现了体制断裂或体制洞(边燕杰、张文宏, 2001) 的情况下, 关系网络是一种重要的补救机制, 它使得社会的资源配置得以顺利进行。更进一步的说法也许是:通过关系网络配置资源可以有效地瓦解再分配经济的僵化体制, 促使经济资源从缺乏效率的组织体系中转向有效率的组织体系, 从而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开辟道路。当然,在这一过程中, 由于权力而积累的资本怎样摆脱与权力的联系, 不至于形成垄断性的资本, 并且掌握社会经济的命脉, 在竞争中使得民间资本处于不利地位, 以至于最终不能形成平等竞争的社会条件, 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对此应该做出怎样的制度安排是至关重要的。当然, 关系网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是有本质区别的。市场最终是靠价格机制, 也就是依赖科技进步和管理效率在竞争中取胜, 因而促使企业提高生产率, 把蛋糕做大, 创造出更多的资源。而关系网络对资源的配置主要不会促使人们去创造资源, 而只是资源在不同人之间的分配, 只是分蛋糕而已。关系为人们给出的信号是:不需要切切实实的努力, 只需要搞好关系;正式的规则是无效的, 关系就是一切。

注释:

①林南认为:社会资源是通过人们直接和间接的联系而获取的资源。对于这些资源的获取和使用是暂时的和借用的。他又认为, 社会资本是人们动用了的社会资源。它主要是从社会网络中得到的(Lin,1999)。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和理论, 可以追溯到布尔迪厄和科尔曼等人, 他们已经译成中文的著作有《文化资本和社会炼金术》、《实践与反思》、《社会理论的基础》等;中国学者的著作有张其仔的《社会资本论》等。本文的研究实际上也是社会资本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了论题的集中, 我不对有关社会资本的理论展开讨论, 而专注于关系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