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历史学如何介入现实？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八卷，为免费内容。

《东京札记》是历史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兆光先生 2020 年在日本的读书随笔和日常生活中行旅、访友间的记录。不仅有对自己专业领域的反思，中日历史研究的比较，全球史视角对现在中国历史研究的影响等等，也有在疫情期间读史对现实和历史对照之后的思考和对于日本访学行旅中的困惑。书中记录了作者对日本汉学著作的阅读和思考过程。既有对日本东洋学传统、全球史和区域史研究在今天中国史研究的延伸和借鉴，也有对东方主义、民族主义等经典命题的反思和批判。

经野望授权发布，我们摘选了《与渡边浩教授对谈》与《将基面贵巳与宇野重规讨论“爱国”》两篇，分享给读者。

与渡边浩教授对谈

老朋友渡边浩来，在住所聊了一会儿闲天。

他真是一个心无旁骛的学者。刚开始闲聊，他就谈到他最近在学士院的演讲，内容是“江户时代的游艺”。他说，江户时代中期以后（十七八世纪）的日本社会流行“游艺”，内容包括茶道、花道、儒学、俳句等，不同身份的人都去参加，形成一个一个的“社”。更重要的是，这种“社”后来在明治维新的时代，转化为思想性与政治性的社团，比如明六社等，同时也形成各种会社。由此他联想到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问题。他说，虽然江户时代的“社”并不是哈贝马斯所讨论的议论政治问题的空间，也不一定受到法律和政治的庇护，但这种结社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我向他提了几个问题：第一，这种社团，既然并不像欧洲的咖啡馆等讨论政治问题，那么在当时能否起到公共领域的作用？第二，中国虽然在晚明也有东林党、复社那样的结社，但在明代前期和清代，大多数时间里并没有这种思想上的自由结社之风，那些书院和诗社也不像日本那样，可以有不同身份、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人共同参加，而是往往根据身份与性别分得很开，所以不一定能起到近代社会公共领域的作用。我认为，中国近代公共舆论生成的组织基础，不在这些社团，而在新式学校、近代报社、各种帮派（如青洪帮）以及地方性组织（如北京的湖广会馆）。第三，他说日本江户时代，大名、游女、商贩、儒生可以一同学习俳句，仿效松尾芭蕉，收集俳句的集子也会把他们的作品统统收入，不分彼此上下。但中国的情况却不太一样，我特别向他解释，中国的阶层与身份的界限很清楚，比如“戏子”就不能上殿堂，“妓女”就不能公然登堂入室，女性可以写诗作画，却只能入“闺阁”一类。第四，从这种所谓公共领域的状况看，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阶层、性别、学术的分别很清楚，另一方面，在中国构成彼此认同的纽带是“同”，比如同宗、同乡、同年、同榜、同学、同好等，这种社会关系使得他们有了阶层利益的考虑，而不容易打破阶层身份进行彻底改良，瓦解传统的社会关系。

我们一道去不忍池旁的东天红中餐厅吃自助餐，其间夹杂着用中文、日语和英文谈话，居然也能够谈得很深入。也许是因为有共同关注的学术问题和共同信仰的自由思想吧。他说，他和我交流不多，专业也不一样，语言也没有那么通，但我们共同点非常多——比如，都不喜欢福山、柄谷行人、酒井直树的那些新潮说法，也非常警惕新左派、新儒家和看似后现代的那些理论。他送给我一篇内容很有意思的文章，指出近代社会转型，按照托克维尔的观察，往往会朝着一个方向走，即取消地方势力，加强国家集权，出现专制强人。法国（建立法兰西民族国家，强化皇帝的权威）如此，日本（尊王攘夷，撤藩置县）也如此。然而他认为，中国在宋代已经如此（我认为应当是秦汉），所以这并不一定是“近代转型的必然途径”。他说，去年他在法国作这一主题的演讲，法国人相当不满，他们尤其不满的是，怎么可能中国出现这一趋向会比法国更早！

而不容易打破阶层身份进行彻底改良

我哈哈大笑，说也许法国人混淆了“早”和“好”，是不是早就一定好？国家转型的先一步，未必就是好事，法国人不必如此介意。他同意我的看法，并且指出，法国学者仍然有“早”即“好”的进化论习惯，更有欧洲优越的自尊心。我们两人都强调历史研究中各国背景差异的重要性，所以喝咖啡的时候，我给他讲“山中人”和“山外人”的差别，以及中国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在有关中国崛起、现代性批判、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等各种论述方面的不同，他相当赞同我的看法。

通达的学者一样通达。简单的午餐后，他执意要带我去江户日本的中心日本桥。他说，日本桥那一片地方，既是传统江户日本的中心，也是摩登东京的中心。那里有种种和传统结合的非常时尚的东西。我们先到台湾人开的诚品书店，渡边浩说，日本影响台湾很厉害，而这是台湾唯一影响到日本的象征；然后又到 17 世纪就开始经营的三越百货，在那里我才搞清楚，原来三越与三井是一家。20 世纪前叶修成的西洋式楼宇，现在看上去还是相当壮观，三越里面高大的“天女”塑像，是艺术家佐藤玄玄（1888—1963）用十年时间创作并在 1960 年完成的，矗立在一楼大厅，极为高大，看上去就像佛寺里面的观音，只是装饰过于华丽且色彩缤纷，现在已被列为日本重要的文化财产。

将基面贵巳与宇野重规讨论“爱国”

日本的《周刊·读书人》在 2020 年推出专题“世界的视角”，用了十几个整版来关注世界上发生的种种新变化，比起中国读书界和新闻界，日本似乎更有“世界意识”。读报的时候，我倒是特别关注了一个有关“爱国”的对谈，这是刚刚发表在 1 月 10 日《周刊·读书人》第一版和第二版上的《真正的爱国——以及为什么产生？》。对谈的双方是将基面贵巳（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教授）和宇野重规（东京大学教授）。

2019 年，将基面的两本书在日本引起不小反响。岩波书店出版了他的《爱国的构造》（《愛国の構造》，岩波书店，2019 年版），百万年书房出版了他的《为日本国民写的爱国教科书》（《日本国民のための愛国の教科書》，百万年书房，2019 年版）。由于在英语世界任教，他注意到“爱国”作为政治概念，近来在西方学术界复活，而作为日本裔学者，他也关注“爱国”这个概念在日本是否真的能被正确理解。也就是说，“爱国”是日本理所当然的自然感情吗？

尽管过去三十年，日本曾经有佐伯启思的《日本之爱国心》、姜尚中的《爱国的做法》两部著作代表了平成时代的“爱国论”。那么，如今的令和时代，怎样重建正确的“爱国论”？将基面教授想说的“爱国”究竟是什么？在对谈中，东京大学的宇野教授曾追问道，在《为日本国民写的爱国教科书》中，对即使是温和的民族主义，将基面有没有批判？宇野举出 2019 年对新天皇即位一事日本上下的众多反应。据说当时，日本出现了大量对天皇的礼赞言论，比如说，有皇室传统的日本是特别的国家；甚至说这就是日本神国传统的一个脉络。这种日本礼赞未必是基于事实的现状分析，只不过是把“日本是日本”这种同义反复拿来言说。宇野认为，如果陷入这种情绪来谈“爱国”，那么，会不会把爱国者之外的言说，都说成是“反日”而加以敌视？宇野提出的问题是：这是真的“爱国”吗？

《为日本国民写的爱国教科书》

将基面对此的回应中提到，战后日本的民族认同，未必是种族和地域意义上的，而主要是源于战后的经济成功。 可是，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经济“失落的三十年”，却使得这种民族认同基础逐渐消失殆尽。 他引用英国学界的说法，说英国的认同（identity）与经济状况和教育水准有关，出现“どこでも派”和“どこか派”的两极分化。 但有趣的是，虽然日本的贫富差异很大，人们却异口同声、毫无根据地说一些无端的爱国言论，什么日本人厉害啦，日本是特别的啦。 他承认，心地善良的温和民族主义，是因为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在群体中，这才更有安全感，这样的爱国情感一定有它的道理。

但是，熟悉西方政治思想的将基面教授根据英国的政治思想谱系，特意在理论上区分了“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爱国主义”（Patriotism）（按：宇野有点儿怀疑，在日本语言中“爱国”含义往往是混杂的，是否真的能够清晰区分？）。将基面说，Patriotism 和 Nationalism 语源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建设好的政治共同体的必要条件，他引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 106—前 43）的话说，有市民的祖国，有自然的祖国，而市民的祖国比自然的祖国更重要。他解释说，所谓市民的祖国是依据法律形成共同体的祖国，它必须有共和主义的政治价值，以及实现这种价值的政治制度；而自然的祖国只是生育我们的，祖先世代居住的，父母所在的，有乡愁的那个地方。显然，他的意思是，市民的祖国，是建立在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基础上的国家认同，它对应的是爱国主义；而自然的祖国，是建立在血缘和地域基础上的，对应的是民族主义。由于前者之互相联系是普遍的政治价值和制度，所以容易朝向温和的取向。但同时他也承认，这种爱国主义在现代社会不一定占主流，所以，他在《爱国的构造》中，特意对它进行研究和阐述。

在后面相当长的对谈中，他们讨论了“爱国心”与“忠诚心”，讨论了爱国中的“批判的”和“亡命的”，讨论了如何在个人内心理解“爱国”。将基面同意，所谓“爱国主义”，必须追问它为什么忠诚，对什么忠诚。如果是基于理解和价值，那么，就像基督教为神献身一样，也有为国而死的意义，毕竟人不是个体存在而是群体存在。这个对谈很长很长，占了两整版，我没有看完将基面教授的那两本书。不过我隐约感觉，这两本书的出版，恰恰和现在世界上“逆向全球化”，也就是“国家利益”的重新抬头有关。最近这些年，人们越来越注意到，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原来想象中的全球化、互联网、市场贸易和“普世价值”等，并没有真的淡化国家的存在，“历史没有终结”，相反，在某种特别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的保护下，它们助长了国家的崛起，使得“超越国境”更加艰难。毫无疑问，当今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普遍价值和国族价值，全球优先还是国家优先，文化是特殊的还是共通的，以及有关“认同”的问题。无论是英国的“脱欧”、欧洲的“难民”、美国特朗普时代的“美国优先”和建立高墙，还是土耳其埃尔多安的变化、伊斯兰的政教合一与全球民主自由政治的冲突，最终都会促使学术界和思想界重新开始认识“国家”和“认同”。前段时间读过的福山近年著作，其实就呈现了这个趋向。

刚好就在今天，日本互联网上激烈讨论的话题即所谓“反日势力”，也许，刚好就涉及这个棘手的难题。今天东京大学宣布，解聘一个副教授大泽昇平，据说，他本来是东大最年轻的副教授，原来聘期要到令和六年，而提前解聘的理由就是他的极端言论。他宣称“绝不聘用中国人”，攻击我们熟悉的东洋文化研究所是在某些特定国家的支配之下，并且还无端攻击其他的教授。我不是很清楚此事原委，但看到东大校方发布的正式消息，显然东京大学觉得，一个大学绝不能触碰“政治正确”的底线，解聘大泽，是基于社会责任，更是为了制止这类事情再发生，促使全体教职员彻底遵守伦理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