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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潮一代”的网络社会资本重构:对比在英流寓华人Facebook和微信的数字化融入

国际新闻界  · 公众号  · 科研  · 2018-05-12 09:55

正文

赵瑜佩,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本文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课题一般项目《“一带一路”建设下海外华文媒体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作用、路径和方法研究》(17BZQK103)的研究成果。



问题的提出


大量研究表明赴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和移民虽人数攀升,其海外社交圈仍停留在华人群体,虽然“大国担当”“中国崛起”等标志着新的全球化格局下的归国潮影响了海外华人的网络关系建构,但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少数受英国文化吸引的离散群体在此政治文化背景下构建新型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仍然值得关注。在英流寓华人在不同时期和背景下会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网络传播以何种程度介入了华人离散群体似乎在短期之内很难被充分验证,有些棘手的问题也尚待考证。


为了帮助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本文对网络传播与中国的离散群体之间的联系提出了“两级社会资本分析”的概念。本文认为,学者可以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更清晰地理解网络传播在在英流寓华人群体中的复杂性和能动性。同时,笔者也认识到,此观点的适用性必须通过具体的案例实证研究来加以支持和验证。因此,本文选取了40名在英流寓华人的“世纪潮一代”(Millennial),以对比Facebook和微信如何构建他们跨文化社会资本的过程作为案例进行分析,从而佐证文中所提的观点和结论。


文献综述


(一)社会资本与网络传播


社会资本的概念是一个浮动的能指(floating signifer),目前国内少有学者将此概念用于研究网络传播与新一代离散群体,相关的讨论也非常有限。


Putnam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可以通过促进协调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Putnam,Leonardi& Nanetti,1993:167)。


受到Granovetter(1983)“弱”与“强”社会关系理论的影响,Putnam将重点放在社会资本的表现上,如关系网络和与之匹配的实践,以及“绑定”(bonding)和“搭桥”(bridging)两个主要过程。对应地,搭桥形成宽松的、流动的、多样的和包容的社会关系,包括形成不同衍生机构或网络成员之间的关 联,而绑定是在现有网络中形成紧张的、强力的和选择性的合作联系,所有相关行为者都致力于网络规范和规则形成以确保其均匀性和统一性(Putnam,2000:22-23),然而这也可能导致低水平的制度陷阱。


关于社会资本与网络传播之间的关系,不少研究呈现出相互矛盾的论证。一方面,它认为网络的互动交流对增强社会资本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许多文献针对网络传播对公民社会资本的影响采取了批判性或谨慎的态度。


(二)离散群体与新媒体传播


离散群体(diaspora)源自于希腊语,简单来说就是指居住异域同时与母亲国保持密切联系的人群。


离散群体的概念演化经历了时代变迁:19世纪的概念内涵集中在(1)被放逐;(2)散步;(3)边缘化;(4)生活在社会与文化的夹缝之中;现代意义的离散群体更多关注移民起源,是否定居于一个或多个国家,还有此类族群的认同持续与社群团结以及他们与原居住国、现居国之间的关系。因此,综合离散群体的特征,包括:(1)族群意识以及对过去的集体记忆;(2)活跃的社群生活;(3)与起源地(祖国)不同形式的联系,无论现实或想象;(4)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其他同源族群保持联系(段颖,2013)。


研究离散群体的学者大多会从公民、文化和身份认同或者民族政治角度出发,也有少数学者分析社会经济发展对离散群体的影响。大量研究表明,离散群体的复杂演化与数字技术等传播媒介的使用有着强关系,具体来说分为三个阶段:发展新的网络;维系旧的关系;挽救失去的联系。大部分学者认为新媒体为他们开放了社会、文化和政治沟通空间,并且这种沟通可以附着于线下的持续发展。



“两级社会资本”理论分析


(一)为什么提出?


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虽然揭示了网络传播如何增强社会资本,但忽视了对社会资本如何被“世纪潮一代”离散群体网络传播中使用、投入以及进一步发展的研究。这一研究上的空白鼓励学者进一步探索社会资本在网络传播中如何作用于离散群体和发生网络化行为等问题。所以,本文在赞同Putnam(2000:294)观点之上,即“社会资本更像是一个起因,而不仅仅是当代社会环境产生的效应”,来提出“两级社会资本分析”概念,以试图弥补这个研究缺口。


(二)第一级分析


根据Putnam的概念,第一级分析关注了“微观与宏观”和“绑定与搭桥/勾连”的二元维度——来探索网络传播环境中开发和培养的社会资本。


图1所示的四部空间是对该级分析的图形描述。它在网络传播设置中部署了社会资本的两个二维维度,并使用社交媒体(例如微信、微博、Facebook、Twitter、YouTube)作为具体的网络传播平台的示例。该级分析可以为正在研究的传播实例以及他们所处的象限找到证据,因为在同一平台的不同传播情境下,它们可能会处于不同的象限中。



第一级分析要求学者超越狭义的社会资本概念,超越信任与互惠的概念范畴(Kobayashietal.,2006),强调社会资本在网络传播环境中的概念辩证化,因此,基于Putnam的概念和实证论据,本研究提出了一级分析参数(或变量)。



(三)第二级分析



如图2所示,提出的第二级分析存在于三个地带,即浅灰色地带(线上传播):指社交媒体(和网络)传播环境;中灰色地带(线下传播):指对峙和其他线下传播过程;深灰色地带(离散背景):即离散群体发生的更广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


第二级分析并不旨在证明网络社会资本和离散群体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或单向关系。相反,它将网络社会资本置于线上和线下的传播和离散背景下,以鼓励进一步扩充和加强社会资本及相关参与的实践。


上述第二级分析可以探索网络社会资本的特征和素质是否或多大程度上被转化为离散群体的线下参与和接触。此外,还可以帮助学者探索跨文化的文化认同的具体元素和事例与网络社会资本的最高相关性。



总而言之,本文提出的框架是基于Putnam对社会资本概念与网络传播的关系再扩展和衍生到研究离散群体的。图1和图2可视化地展示了该两级分析,不仅可以应用于检测Putnam所提的网络传播在离散群体文化认同中的作用的概念和研究以突出Putnam的概念化的价值,与此同时,突出了学者可以系统地运用它来探索网络社会资本的特征及其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的需要。


方法论


本文采用网络民族志和半结构化的定性访谈,灵活探索所提出的两级社会资本分析的价值,以用于研究Facebook和微信在中国留英的 “世纪潮一代”中是否实现三个集体的融入:(1)与母亲国的联系;(2)与移民国(英国)的联系;(3)与英国的其他离散群体之间的联系。本研究决定通过对40名“世纪潮一代”长达1年的田野观察以及定性访问来评估提出的分析框架,充分利用其在英国生活中个人观察的价值来分析社会资本以及认识网络传播和线下活动之间的复杂关系。


观察内容和访谈问题设计应用了图1和图2所示的两级分析框架,并由本文列出的特定变量进行持续补充:在“两级社会资本”分析框架预设下,对比Facebook和微信在构建他们跨文化社会资本过程中的表征和扮演的角色,以及评估“两级社会资本分析”框架的文化适用性和研究通用价值(即第一级分析);剖析了网络社会资本的跨舆论场属性、离散群体的社会网络构建动因、形式(框架)与行为主体的关系(即二级分析)。


因此,本研究采用的是多层级网络民族志,包括综合运用嵌入式诠释性观察法、批判式话语分析、反讽原则法以及半结构化采访,访谈设计包括:(1)关于移民的基本问题;(2)数字媒体使用、过程和目的等相关具体问题;(3)关于Facebook和微信所特有的问题。


基于“两级社会资本”的研究发现


(一)第一级分析


从提出的分析框架的一级分析开始(图1),本研究分析了Facebook和微信线上社会资本“绑定”与“搭桥/勾连”以及微观与宏观尺度的二元对立面(如图3所示)。



如图3所示,从观察和采访结论可以发现Facebook为离散群体提供的社会资本特征,例如思想的自由交流和共同学习以及审议的多层次过程,他们认为Facebook中社会资本的搭桥/勾连层面是促使他们融入的核心,但是这种融入具有不稳定性和复杂性。


如图3中Facebook启用的关系网络 “类型”所示,由于平台的开放性和信息传播速度(主要由“评论”和“跟随/关注”工具所引发的),因此受访者不仅可以与Facebook的朋友群和主题社区建立关系,也可以和不同的线上活动团体以及更广泛的网民联系。和微信相比,受访者表示并不会主动加入主题群,入群的目的通常是被动的,更倾向于“一对一”分享以及少量的“朋友圈”互动。


如图3“主题”所示,参与者通过Facebook发展的网络最主要关注的主题集中在“英国文化主题类派对”“实习或志愿者工作类”和“英美时事”,比如复古类活动、古董集市、会议信息、留学生服务信息、脱欧话题、特朗普新闻、民主问题以及来自外媒对中国的评论。



关于Facebook和微信发展的宏观与微观的话语资本,本研究发现受访者们的说法大体一致(见图4),不仅呈现了混合的话语机制和价值观,比如“世纪潮一代”可以将线上集体话语与母国建设、跨文化交流与全球流动背景的理解共轭交互,也可以根据自身利益与自我身份(认同)与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融合要素单列剖解,强调个人生活理念与移民经历。


综上所述,离散群体通过Facebook和微信发展桥接/连接社会资本能同时维护“文化他者”和“母国文化自我”的边界,使其二者从现实的矛盾对立演变为关系共生以及互动聚合,这源于“世纪潮一代”群体活跃的意识形态、文化自觉和主体性建构之间互勾的关系意涵和逻辑嵌套。


(二)第二级分析


关于社会资本框架的二级分析,我们探讨了在英流寓华人的“世纪潮一代”的数字化融入的以下参数(图2):(1)线上社会资本的驱动因素;(2)线上社会资本和线下行为的关系,即Facebook和微信中发展的关系与线下活动形式之间的联系;以及在Facebook和微信上开发的社会资本背景下呈现的线下行为特征。



图5所示的编码分布表明,Facebook的信息工具用于线上活动的感想和传播以及对线下活动的协调,即参与者认为Facebook获取和共享信息是形成网络、关系和联系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他重要驱动力也包含了传播的能动性。


关于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中第二级分析的第二和第三个主要参数(变量)——在Facebook上开发的社会资本与线下活动形式的联系,即线下行为的协调和特征,是“世纪潮一代”使用Facebook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它构成了线上虚拟社会资本与主题社群的线下行为方式之间最为突出的联系,其中户外文体活动、留学交流、公益志愿活动和民主行动是四大最受欢迎的线下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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