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96周年，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中心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诞生地》上、下集将于7月1日、2日23:40在东方卫视播出。《诞生地》以浓墨重彩的手笔详述了中国共产党初生的故事。今天人们认为，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但在当年，革命先驱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十分隐蔽，无人知晓。此片用大量珍贵史料和历史镜头，通过众多专家学者讲述，挖掘了那段发生在上海石库门中令人难忘的红色记忆。纪录片《诞生地》由上海市政协常委、中国长江韬奋奖获得者、新民晚报高级记者俞亮鑫倾情撰稿。今天，番茄君就全文转载纪录片文稿的上篇，以飨读者。
新天地、太平湖，石库门建筑群在这构成了一片具有上海特色的历史文化风貌。从中共一大会址步行两百米，有一座砖木结构的石库门建筑坐落在太仓路127号，这就是当年博文女校旧址。96年前一个濡湿闷热的夏天，有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先后悄然入住在这一女校。他们身着粗衣布衫，风尘仆仆汇集而来。夜晚，他们睡在教室地铺上，以南腔北调的各地方言，兴奋地交流信仰，碰撞思想，激情澎湃……
当他们集合完毕，开完预备会，第二天乘着夜色漫步5分钟又走入了另一幢石库门建筑李公馆——兴业路76号，历史新一页由此翻开。一个政党悄悄在此诞生，它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党在上海的诞生，毛泽东有精辟论述：“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当年，这片法租界的普通弄堂与上海其它石库门弄堂没有多少变化，但如今已成为上海繁华市中心的地标之一，并更名为新天地。95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回顾那重要历史时刻，细节虽已模糊，但意义却更加清晰、深远。
今天，我们都认为党的诞生是惊心动魄、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然而在当年，这批年轻人的行动却十分隐蔽，甚至无人知晓。
这批入住博文女校的男青年就是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作掩护前来上海，党的两位最重要的创始人“南陈北李”即陈独秀、李大钊甚至没有与会。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马林也化名为安德莱森，并以《地方经济学家》杂志驻上海记者身份公开活动。他自3月份离开莫斯科后，到达上海已是6月3日，他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在上海会合，并面见了李达、李汉俊这两位后来成为“中共一大”上海代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的年轻学者。他们共同商议，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成立中国共产党。由此，李达、李汉俊立即写信，函告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让每地速选两名代表赶赴上海开会。为此，李汉俊冒着极大风险，将寓所李公馆18平方米客厅布置成中共一大的秘密会所。
谢觉哉的日记记下了毛泽东与何叔衡6月29日夜晚悄悄从长沙赶赴上海的情景：“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怕泄露信息，故以圆圈代替。）
1956年，经董必武来上海认定，毛泽东、何叔衡住博文女校西厢房前半间，董必武、陈潭秋住东厢房前半间，其他代表则分住西面沿街的三小间。中共一大会议期间，一大代表除到李公馆开过几次会，以及赴嘉兴南湖举行最后会议，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博文女校度过的。
由于党长期在秘密、严峻的形势下进行斗争，对于这群选择革命道路的年轻人来说，这次会议或许只是历次惊险经历中的一次，以致多年后，他们中竟无人能确切回忆出这次大会的具体日期。
在20世纪80年代前，关于中共一大召开的日期有20多种不同的说法：苏联B·H·库秋莫夫等说是1921年6月，张国焘、李达等说是7月1日，马林、周佛海说是7月，陈公博说是7月20日，陈潭秋说是7月底，台湾的郭华伦说是7月27日……
198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了解放军后勤学院教授邵维正的论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编者按称，“解决了长期未解决的疑难问题”，即从共产国际档案、陈公博日记等资料发现，党的生日是7月23日。
邵维正教授从前苏联上世纪50年代移交中国的部分共产国际档案中，发现了一篇极为重要的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者没署名，是一份我党1921年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的报告。报告明确点出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时间：“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很受欢迎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现在共有6个小组，有53个党员。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 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胡乔木动情地说：“弄清了几十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党史研究的一大成果啊！”
邵维正由此推算出，一大在上海开了6次会，每天1次，加上两天起草文件，共计8天。最后一天7月30日夜，李公馆突遭法租界密探袭扰，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即提出中止会议，马上转移。由此，被迫于8月2日上午，从上海乘火车转移到嘉兴，下午在南湖一艘游船上完成了大会议程。
是谁确认闯入者就是密探程子卿的呢？已有史料披露，马林这位世界职业革命家于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领取前往中国签证时被捕，获释后他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动身来华后，他的行踪处于严密监视之中，他在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检查。
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透露，上海开幕第一天就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透露开幕前7天，均未邀请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参加，这使马林感到有点冷落，为此不悦。在马林强烈要求下，30日夜晚，他要在会上发表演讲。谁知，他的参加引起了法国当局的注意。也许是马林自感已经暴露，建议紧急散会。10分钟后，法国巡捕房包围了李公馆并进行了严密搜查。
密探程子卿生前透露，在这之前，1921年6月底的一周，巡捕房的便衣巡捕在（今淡水路）上巡逻时，拦下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他们操着一口北方话，紧接着在他们身上搜出两颗手雷。带回巡捕房政治组后，对这两人进行审问，最终了解到，这是北京政府许诺，如果能将这两颗手雷扔到共产党开会的地方，就给他们一万大洋。他们还透露，即将在7月开会的12位红色政权领导人中的一人，将开会的信息出卖给段祺瑞，而这天被认为是共产党的成立之日。
党的诞生惊心动魄，一波三折。也许，这正预示着它的道路尽管不断走向光明，却充满曲折。因此，在党诞生之前的筹备活动也十分隐秘，充满风险。渔阳里这一具有百年历史的石库门弄堂，就有党的“秘密摇篮”之称。老渔阳里2号，这是一座承载着革命传奇的石库门。
1920年2月，春寒料峭。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陈独秀虽被北洋政府释放，却仍在北京受到了军警严密监视，由于他没有停止革命活动，随时有被捕危险。李大钊对他说：“北京是呆不下去了，你想法子去上海吧。上海也是你创办《新青年》的所在地啊。”为了躲避军警追捕，陈独秀不坐火车，不坐汽车，冒着鹅毛大雪，与李大钊同坐一辆带篷骡车沿土路，一路颠簸通往天津。在骡车上，两位挚友商谈了一件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事宜。李大钊说：“我在北京，你在上海，我们分别做建党的准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从天津乘坐轮船，2月12日，陈独秀秘密到达上海。他住进了老渔阳里2号，人称“柏公馆”，原来这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居所。陈独秀曾一度担任柏文蔚的秘书长，俩人为故交老友。这位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新青年》主编，一到上海，就邀请在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几位同仁，商量让《新青年》在此复刊。《新青年》杂志是当时在中国率先为新文化运动大声呐喊并率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面旗帜，在国内有着广泛影响。1915年9月，拥有“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主张的陈独秀，最早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它犹如夜空中一道闪电，在华夏大地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这份杂志日后改名为《新青年》。
毛泽东在中共成立前后曾先后11次来到上海。有一次，毛泽东来上海，半途中，他唯一的一双鞋被人偷去，只能借钱买票来到上海。上海究竟有什么魅力在交通不便的当年，强烈吸引着这位日后改变了中国历史的伟人？
在延安，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时回忆道：“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还说，他本人就是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而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对后，就诞生在上海这一党的“秘密摇篮”中。
在老渔阳里2号，毛泽东多次来到这里与陈独秀交谈，这对于他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他对斯诺所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与他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老渔阳里，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这是该书最早的中文全译本；李汉俊翻译了马尔西《马克思〈资本论〉入门》，译名为《经济漫话》；恽代英译考茨基《阶级争斗》；李达译《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等等。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说，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受俄共（布）派遣来华的刘江也说，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
中国共产党为何诞生在？理论广泛传播，是历史选择在上海建党的主要原因之一。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秘密来到北京，他见到了李大钊，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李大钊表示同意，且希望此事由陈独秀来领导。4月，魏金斯基经李大钊介绍，乘火车南下来上海，他在老渔阳里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事宜。双方一致认为，应当在中国发起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在魏金斯基等帮助下，经过几个月酝酿筹备，1920年8月，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老渔阳里2号成立，陈独秀在向李大钊写信征求意见后，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就在这条弄堂里悄然诞生了。11月，上海小组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11月7日，《共产党》月刊在这里问世，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党刊。《共产党》率先在中华大地上举起了“共产党”的旗帜，为中国革命指明了道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和联络中心的作用，为建立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起了重要作用。渔阳里的红色火种，星星点点在各地相继点燃。
继上海后，北京、湖北、湖南、山东、广东等各地纷纷建立了共产党小组。在日本、法国，也相继成立了由留学生组成的共产主义小组。此时，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已呼之欲出了。1921年那个闷热潮湿的夏天，来自各地13位热血青年走进了兴业路，当年叫望志路上另一座石库门中，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兴业路，兴起了共产党人拯救中华民族的伟业；望志路，让人民望见了共产党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志向。共产党人永远在路上，万里征程，第一步就始于这条普普通通的马路。
习近平总书记说，上海是党的诞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如果政党也有籍贯的话，中国共产党的籍贯便是上海。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上海是第一个革命圣地，是红色基因发源地，是共产党人的出发地。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驻守达11余年之久。在上海，无数革命先驱和共产党人留下了光辉业绩，给这座英雄城市增添了历史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