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2024年的方式是人生第一次住院和第一次手术——踝关节韧带修复手术。

麻药打在腰上，麻醉师捏捏我的大腿，“有感觉吗？”又捏捏臀，“有感觉吗？”再捏捏肚子，“有感觉吗？”我因此感受到失去知觉的全过程。“没有了。”“没有了。”“也没有了。”她似乎得到了想要的答案，说：“太好了，很完美，耶。”——令病人心情愉悦的自我鼓励。

她又说：“手术要开始了，我让你睡一会儿。”

等醒来手术已经结束，我躺在观察室瑟瑟发抖。旁边是一个刚推出来的老太太。耳边护士们慌乱，“哎呀她抖得好厉害”“哎呀发高烧了”“哎呀叫医生来看看吧”……我说我也在抖。护士看一眼，“没事。麻醉反应。”盖了一床被子走了。

回病房他们抬着我，“一、二、三，挪——就这样躺平。”我差点脱口而出：“我的人生没有‘躺平’两个字啊！”

其实根本没平，脚垫了枕头，呈30度角遁地的姿势。麻药劲儿慢慢散去，知觉渐渐恢复，痛苦由下到上，掰着手指头数时间，祈求快到六个小时，让我坐起垫垫腰。

邻床是一位男大学生。我捧着一本翻过很多遍的《围城》，时不时笑出声，他妈看我好几次，又看看他，说：“你别老看手机了，你看看书。”

入夜后，病房定时关灯，邻床窗帘上透出灯光，贴近却幽暗，有些像回到学生时期的住校生活。走廊偶有人走过，高跟鞋落在瓷砖上清晰尖锐，可能踩碎了好几个薄脆的梦。麻醉师那句“让你睡一会儿”仿佛咒语，效力持续比麻醉药更长。我在医院竟享受到了久违的安眠。

出院回家上楼，拖着瘸腿拄双拐，缓慢挪动，近乎爬行。最适合此刻的前进方式是模仿裘千尺。晚上炖了碗鸡汤，起锅才意识到无法在端汤的同时拄着双拐出去。当下泄气，给自己点了一首《一个人生活》。最后席地而坐，在灶台旁吃完了这顿饭。

明明预计了术后生活的种种，却还是冒出意想不到的困难，一如平日手忙脚乱，狼奔豕突。

2024年最后一天，躺着写完了朱德庸的稿子。稿件发去台北，我终于可以在独处里安心忆往昔。采访和写稿勾勒了多年生活的起伏，闲下来仿佛失去锚点，陷入没有奔头的孤独。

我已经当了10年记者，采访了超过500位人物。以前可以投身于一个个陌生的故事里，再用这些故事串联起自己，从里面获得力量与勇气。但它们就像这些人，在我生命里打个照面又雁去无痕，或许这也是人与人相遇再相忘的要义。

11月，在锦江饭店见到朱德庸，花白头发，眉眼弯弯，笑容可掬。老态却显天真。为朱德庸带去一位他近十年未见的好友的问候。他有一瞬失神，目光飘远，眼眶红润，悠悠说：“啊，好久没见他了。我真的很想念他，请一定带我们问好。”未见的这些年，他们之间的情分陈酿到浓烈。仿佛当年相识是投下一颗种子，而今已成了一棵小树，人越隔越远，根越扎越深。

10月，准备罗大佑采访，一整年的心情被他的歌词映照，是《海上花》那句：睡梦成真，转身浪影汹涌没红尘。

9月，在米未办公室见到马东。他游刃有余地抵挡着我的每一个问题，我急促到近乎放弃。最后破罐破摔，和他聊起《挑战主持人》。那是我久远的青春期，在很多会说话的人里反思自己的笨嘴拙舌。他竟意外地被这个话题打开，跟我分享了很多过往的点滴。这些养分堆叠，够我咀嚼好几年。

印象最深是他说，我从不觉得这个时代任何的个人表达有意义。

8月，在游戏科学与冯骥聊到半夜两点，屋外雷声大作。他聊到兴起，背了几句菲茨杰拉德。“衡量一流智力的标准，是脑中始终有两种相反的想法，但仍然保持正常行事的能力。”这句突然理性的话出现，像一根柱子钉在几个小时的感性输出里，让我看到他们那些坚定的来处。

7月，在北京做重症肌无力患者群像的收尾采访，很多真实的苦难与沉重铺陈，我沉浸在好多个破碎的家庭与人生里，难受到不行。一位采访对象母亲早逝，姐姐也离开很久，父亲再婚，跟她没太多往来。她重症入院掉了半条命，好不容易活下来。她的面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朋友圈和头像都P得非常夸张。她正做着3D打印的生意，核心业务是帮人把值得纪念的照片打出来。她说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合适的照片，因为病后不敢拍照。实在想打印就是全家人在一起的合照，那是记忆里为数不多快乐的时光，大概在20年前。

我终于在北京见到她，其实她高挑又瘦削，五官标致，看不出病容。我好想告诉她，你好美，我们拍自拍吧。

也是那次，遇到北京7月最热的一天。我在北海公园晒了一下午，衣衫湿透，仿佛刚打完一场球。北海中间伫立着白塔，脑里是“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树和人和水里的鸳鸯都被太阳晒得蔫蔫的，只有我精神抖擞。想到之前采访阿朵，阳光正好从窗外透进来，她说：“你看，身体裂了缝，阳光才能照进来。”

回去的时候，刮起了大风，也下起了大雨，出地铁站匆忙跑回，闪电快撕开天空，豆大的雨点砸向身子，一个接一个的雷在头上炸响。

到酒店，从窗户望出去，能看到成排的雷从乌云里劈下。再远一些的天际，又有刚落山的太阳，划拉出一条晚霞，开始是金色，后来竟成了七色祥云，挂在雷幕里，嵌在乌云中，远远观望，像一首壮阔的史诗。

6月的尾巴上，和余秀华喝了一场绵长的酒。我们把一桌子顺德菜吃得七七八八，我喝得有些上头，一个劲问她，你快乐吗？你开心吗？你高兴吗？问到最后她笑了：“你这就是要让我说快乐嘛！”我说：“没有，我只是觉得你一直有好多不快乐。虽然我们第一次见，以后可能也不会见，但我还是希望我们的相处能快乐一些。”

她喝了一口酒，说，啊，我现在觉得不快乐和悲伤才是生活的底色啊。我想，是啊，快乐就像烟火在天上炸开，消散后只留下烟尘和无边夜色。

她聊起她爸她妈，我也聊起我爸我妈。跟她讲小时候在家里，满屋子翻我爸藏的酒，由此锻炼了观察力和敏感度。我俩哈哈大笑。笑着笑着突然好想他，那会儿他还说和我喝酒呢。在外喝吐过那么多回，也没跟他碰过一次杯。

在快要彻底醉倒的前一分钟，我结束了采访，送走了余秀华和她的编辑。瘫到座位上，眼前杯盘狼藉。翻开微信，从上到下挨个打电话，终于接通了一位朋友，口不择言、声泪俱下。最后我说：“幸好明早起来就什么都不记得了！”他说：“啊，你不用担心啊，我录音了。”说罢甩了两段MP3文件在我们的对话框里。惊得我酒都醒了。

余秀华的稿子花了很大的力气，她的壮烈、敏感、自卑又自傲，纠缠在一起难以打破。辗转联系上挖掘她的刘年，他语重心长，一遍又一遍讲着对余秀华的期望。聊到最后，我忍不住问了刘年：一个只想自我表达的残疾农妇需要背负这么多吗？（比如中国新诗的未来）刘年斩钉截铁：她是农妇的痛感没了，农妇的意识还在！

听着难受，她始终如此孤独，出名后的痛苦也不会比出名前的痛苦少。或许她执意不肯离开横店，也因为那里有从地里长出来的安全与包容。

余秀华看到稿子后，将我大骂一通，随即将我删除。理由是我把她写得仿佛与周围人都处不好关系。这一步仿佛行为艺术，联结了稿件与现实，穿透文字和生活，为整个采访画上句号。

但我仍确信我们喝酒聊天时的快乐很真实，明明我们都被孤独和痛苦包围，在动荡里飘摇，但唯有那些片刻足够真实，撑得起颓靡与失落，立根原在破岩中。

我会一直记得她的笑容，嘴巴咧得很开，眼睛眯成一条线，两排牙齿差互，下排还缺了一颗，留下一个黑洞。

但那一刻她看起来轻松极了，她举起酒杯，跟我说：来，为风流干杯。

▲在广州的一次采访结束，出门即景 图/张明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