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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曾说:“我每天晚上最大的享受,就是靠在床头看《读者》”

读者  · 公众号  · 杂志  · 2017-05-02 19:59

正文

编者按:“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母亲节将至,我们特别推出缅怀母亲的一组图文,祝全天下的母亲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文 | 蒋蓉


我的母亲叫郑凤瑛,她是一个无名的小人物。


母亲去世以后我们整理她的床铺,她的枕头下边还压着一本翻开的《读者》,看日期,正是她病倒前最后看过的那一本。在母亲生命的最后二十余年里,《读者》伴随着她一路走过来,承载着她的喜怒哀乐,成了她晚年的重要精神支柱。


母亲之所以跟《读者》结下不解之缘,是因为她一生的坎坷。


作者母亲晚年


我的外祖父郑廷杰,字少南,国民党少将。外祖父家境贫寒,中学毕业后考上了自费留法生,但家里没钱供他出国,他改去邮政局应招,被录用了。就这样,外祖父在邮政系统工作了一辈子,从邮务员到邮务佐再到邮务长,后来他在沈阳、桂林、西安、成都、台湾等地的邮政局做过副局长、局长,最后升任中华民国邮政总局副局长。


外祖父去世后,台湾的《今日邮政》报上刊载了外祖父一位老友的纪念文章,老先生这样描述和评价外祖父:“凡是认识他的人,对他直爽的性格,幽默的谈吐,无不倾倒。他敢作敢为,妙语如珠,说起话来庄谐并陈,记录下来就是一篇现成的好文章;他那份干云豪气,蓬勃精神,更使人难以忘记……郑先生任侠好义,豪迈不群,一生从事邮政,献替良多……”


外祖父的抗战胜利勋章和证书


外祖父的友人还记述:东北沦陷时,外祖父的身份是总巡视员。十九路军抗战前夕,他到上海参加邮政职工总会会议。当时伪满洲国成立之说甚嚣尘上,东北的邮政员工都不愿意成为伪满洲国的臣民,纷纷要求撤回关内。


会议结束后,外祖父为员工们能撤回关内继续四处奔波呼吁,虽然当地友人已经敦促安排他留沪,但外祖父受责任感驱使,毅然决定乘船经大连返回沈阳。但他刚一上船就被特务指为抗日分子落入了日本人手中,并准备送进宪兵队。身处险境的外祖父没有惊慌失措,他沉着机智冷静应对最后得以虎口脱险,回到沈阳。


伪满洲国成立后,外祖父奉命回到关内,在北平、天津工作了一段时间,于1932年调往成都。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曾在东北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暴行,时年已三十六七岁而且有家有口的外祖父,怀着一腔报国的热血,主动请缨加入了国民党为抗战而刚刚创建的军邮,被派往江西、安徽等地为抗战做邮政服务工作。


日本进攻缅甸时,外祖父出任中国远征军军邮总视察,随远征军出征缅甸。后来远征军在军事上失利后撤,外祖父仍然留守前方,待所属邮政全部撤离后他才撤离。那一次,外祖父功绩卓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别颁发给他“陆海空军甲种奖章”。如今成都建川博物馆还收藏了一份由蒋介石亲自颁发给他的“抗日战争胜利勋章和证书”。1947年他在四川省邮局财务帮办任上被调往台湾,最后从中华民国邮政总局副局长职位上退休。


外祖父的抗战胜利勋章


在台湾任高官的外祖父,并没有带给我母亲荣华富贵、锦衣玉食。1947年外祖父因工作调动带着全家去台湾时,母亲还在大学念书,而且刚刚跟我父亲结婚,就没有跟随外祖父前往台湾。母亲的这一决定,使她同自己的家人一别成永诀,从此她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父亲、和其他多数兄弟姐妹。


母亲的这一决定,还埋下了她大半辈子在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中成为长期“运动员”的伏笔。几乎一开始,母亲就被列入了内控人员名单,从“肃反”开始,历经“三反五反”、“向党交心”、“反右”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虽然母亲没有成为直接打击的对象,但每一次都不能躲过被审查,被盘问和写交待,一直生活在精神高压之下。


到了文化革命中期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她终于未能逃脱厄运,被公开圈进了“牛鬼蛇神”的队伍,大会小会批斗,软禁在家里,停发工资和强制“劳动改造”。母亲每天挨批斗或劳改回来,就把自己关在家里那间单独的小房间里。小房间采光很差,大白天也极其阴暗,我们家只在里面放了一张不用的旧书桌,两个书架和一个放洗脸盆的架子,除了洗漱和拿书,平时基本没人在里面呆着。


幼年母亲和长辈合影。左1外祖父,右1外祖母(满正白旗人)


母亲把自己无声无息地关在里面,只是在吃饭时才出来把自己的饭端进小房间里,单独吃,好像怕把我们“污染”了。因为几十年的压抑,母亲少言寡语,性格内向而忧郁,即便在家里走路也是悄无声息的,1976年之前她的照片,几乎没有一张是开开心心面带笑容的。


到了1980年代初,国家开始在各个方面发生变化,外祖父通过香港友人千方百计找到了我们并开始和母亲通信。外祖父在通信中反复表达了和母亲见面的愿望,但这个愿望未能实现,1987年外祖父在台湾去世。


母亲得知这一消息是在一个傍晚,天已经快黑了,屋里光线十分昏暗,她没有开灯,也没有吃饭,就这么默默地久久地坐着。母亲这一辈子,从未张扬地哭过,她把自己埋在漫无边际的黑暗当中,无言地让泪水流得跟几十年的思念一样绵长。她的心被绝望一寸一寸地吞噬,所有的思念和牵挂也一点一点地化成了灰烬。


母亲大学毕业后,1952年国家院系调整,她到了西南师院(今西南大学)工作,因为有着“反动血统”,她没能成为一名教师和逐级晋升讲师、副教授乃至教授,实现她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学古典文学的她在中文系资料室里,把瘦弱的身躯埋在书山文海之中,默默无闻地做了一辈子收集整理资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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