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2月，罗振宇都会开始一段闭关期，长则30天，短则20天，地点也是天南海北，北京、上海、深圳、武汉、成都……今年是杭州。闭关不干别的，主要是背诵和修改稿子。罗振宇形容那是一个进“绞肉机”的过程：每天从上午9点到晚上10点，他会对着十几人组成的团队，反复试讲一篇约4万字的稿子，听反馈、再修改，周而复始。有些是同事，有些是从外部专门请来的专家学者。

“我背稿的方式比较奇怪，不是稿子写完了我硬背，而是我用口头表达顺着说，如果我记不住，那一定是稿子出了问题。”罗振宇将之称为“滚刀肉”，“最后十几天所有人都围着这个稿件，每天十几小时对稿、吃盒饭、给修改反馈”。除了讲起来更自然顺畅之外，这样做还有一个现实的目的：让所有人都不至于感到被冒犯。

今年是罗振宇“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的第十年。2015年，他和合伙人创立“得到”，一次和友人吴晓波吃饭时，聊到了巴菲特、芒格每年的股东大会都会引起热议，进而产生了自己也做年终活动的想法。他回忆说，当时是企业初创，想要积累一定的信誉和品牌，“就只有把自己嵌入到一个更大的社会势能中去”。具体要怎样嵌入呢？他提出演讲一定要在31号当晚，一定要跨过零点，并且一讲就要讲20年。

那几年是罗振宇个人IP非常红火的年代。2012年，罗振宇创办长视频节目《罗辑思维》，靠着评述社会历史、新兴经济等内容在互联网上大火，同时他在公众号上每天早上发一条60秒语音，公开承诺要发10年。他的个人声名随着这些内容的传播变得“出圈”和充满争议，让许多人都在一夜之间认识了这个来自安徽的央视前制片人。

罗振宇对本刊说，他是做了一个“刷牙化”的行为艺术，“行动和目的是脱离的，刷牙在宏观上是为了口腔健康，但你每天拿起牙刷脑子里想的肯定不是口腔健康，只是单纯地想把这事干完。我公开宣称要干10年，行动和目的脱离，才能更好地约束自己”。——五六年前，罗振宇为了健康开始健身减重。现在他51岁，体重从巅峰期258斤现在降至了175斤，外形上早已不是那个“罗胖”了。

然而，筹备跨年演讲却不是一个人的事。第一年，团队就开了50多场策划会，后勤要找体育馆，联系安保、交通和票务等等。直到现在第十年，公司还要开30多场策划会，有一个几十人的常规团队扑在上面。张启威是2020年加入公司的，参与过5届跨年演讲的筹备工作。她对本刊说，做一场跨年演讲，前前后后有近千人在做着各种细节工作。包括但不限于：确保最偏的座位都能看见演讲中的罗振宇；计算演讲时以秒计算的转场时间；在拍照留影的点位都安排好摄影师，以保障用户体验；检查灯光会不会晃眼等等。这个工程投入的人力物力巨大，每年落幕之后，张启威和同事们都会激动流泪，然后在次日一早把工作群名改为下一年的筹备。

2017年12月31日晚，罗振宇在上海做跨年演讲（IC Photo 供图）

即使是疫情防控期间，演讲也没有停。2020年末在武汉，酒店出现疑似疫情，罗振宇一度做好了拿着手机讲的准备；2021年末在成都，突发的疫情让大规模集聚不再可能，他就对着空场讲了4个小时——体育馆座位上还放着一天内紧急采购来的1万只正版熊猫玩偶；2022年末在深圳，面对全员皆“阳”的态势，他和团队最初已然放弃，找场地方退了钱，也给赞助商退了钱。但罗振宇想了想，最后提出还是得办，从场地到后勤紧急推倒重来，为此和合伙人大吵了一架。酒店筹备会议室的黑板，在那几天里写上了一句“轻伤不下火线”。

为什么非要办下去不可？罗振宇说，如果中断不办了，自己就“失信”了，很难再累积什么信用了，“脸都没了、当鞋底在地上擦，以后还能干啥？”

这大概是罗振宇的一种行事风格。媒体出身的他在意外界的评价、追求受人尊重，习惯性以“死磕”做事来作一种长期回应。他死磕自己和团队，不愿放弃一丝的向上空间和机会，就像他当年录的60秒语音从来都是满满60秒、不愿意留一秒的空余一样。“那10年语音录完之后，我表面上说是‘刑满释放’了，但说实话内心非常失落，感觉是自己的一颗心跳停了。”罗振宇说。

但坚持了这么多年，效果如何？“夸张一点讲，现在更多还是一场我个人的行为艺术，让大家觉得热闹，知道31号当晚有个雷打不动的生态位。”罗振宇自嘲是“过气网红”，IP影响力尚存，但流量在刻意淡出后有了下降，之所以还坚持，也是想把那些还在“做事”的人识别出来，给他们一点启发。比如，今年定下的主题就是“来自未来的好消息”。“最早做跨年演讲想的是针对创业群体，后来慢慢调整为针对有目标感、愿意做点事的人。”罗振宇说，哪怕大家时不时会沮丧，也需要有人继续做事。

2023年跨年演讲

2023年，罗振宇给自己立下了一个更匪夷所思的宏大计划。自2024年2月起，他推出了一档周更的免费长视频栏目《文明之旅》，打算从公元1000年讲起，每周用一小时讲历史进程中的一年，用整整20年去讲到1912年，截至12月23日已讲了42期（注：公元1042年）。在合伙人基于商业理性的判断中，这是一档很难挣钱的项目，但罗振宇为之付出了大量心血。他花了一年来论证可行性，招了4个硕士、博士生帮着读文献、写稿子，前48期的文稿和录制就熬了45个夜。

而这一年，他已经年过50岁了。他说，这是因为感到人生从这一年起就要走下坡路了，需要找一件大事来做。这一场更为艰深宏大的超级“刷牙”工程，将硬性约束着他在接下来20年无法停止奔跑，乃至在他人眼里是否更加体面和受到尊敬。为此，我们也找罗振宇聊了聊跨年演讲、《文明之旅》这些举措背后的动因，以及他眼里这10年的转变。

过去很多媒体每年都出年鉴和回顾，有不少人看。为什么？这种信誉就是要靠长久嵌入去堆出来的，这也是为什么取名叫“时间的朋友”。刚开始很多人不理解，说时间永远是敌人，任何东西都架不住时间磨灭，人也好、物也好。但事儿不是，把所有的人间要素组成一个事件，年复一年，它是有可能成为时间的朋友的。比如节日，我们过中秋节都1000多年了，有可能哪一年就不过了吗？时间越长，越安全。我们就是要嵌入这个势能中去。但难也难在这里，4万字的稿子真的有那么难写吗？每年我们拉那么大阵势、闭关20多天，其实就同一篇稿子换不同视角审视，不是为了打磨它变得更好，而是为了各方没有被冒犯。

罗振宇：今年很多人都比较沮丧，这个咱就别回避了。我今年就特别想回应一下这些情绪，扮演一个没心没肺的乐观主义姿态。有的人不理解什么是乐观主义。我记得有一年比尔·盖茨给《时代》周刊做了一次客座主编（注：2018年1月），邀请了一些他尊敬的人来分享对世界保持乐观的原因和数据事实。他在里面写，希望大家受到启发，“以行动来将世界变得更加好”——比尔·盖茨其实是想把那些正在为世界做事的人识别出来。

因为乐观主义本质是一个行动策略，悲观主义才是一个看法策略，但很多悲观主义者以为乐观主义者也是一种看法，其实根本不是，反而绊住了乐观主义的双腿。我很不愿意陷入悲观和乐观的争议，这没有意义。这个世界不好，你难道就不把它变好吗？哪怕再悲观也得做事啊。所以今年这个主题，也是想把那些正在做事的人识别出来，看看能不能给他们传播一些好消息。

51岁罗振宇自曝左耳失聪

罗振宇：这个变化非常大。我有一个词儿，原来我们整个社会都处在一个“行军”状态，现在慢慢地在转化到一个“宿营”状态。“行军”就是有目标、有干劲，天天不一样，大家都拼命往前走，没有那么爱惜身体，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紧张。过去40年，我们这一代人是亲身经历14亿人都在行军的壮观场面。谁都觉得，我的未来肯定比今天好。

但就这几年，大家明显转到一种“宿营”状态。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好成什么样，但日子总得过，所以开始洒扫庭除、栽花种草、和睦邻里、愉悦自我……这些事情就变得特别重要。现在知识服务（付费）这个行当里有很多崛起的细分领域。我知道河南某县城一家公司就只教人打非洲鼓一年能挣一两个亿，非洲鼓的特点就是连鼓都不用，拍桌子就行。我还知道有一个昆曲训练班一年也能营收8000多万块。

这跟过去是非常不一样的。过去的逻辑是我得有知识，得奋斗，得子弹上膛上战场，现在大家不需要了，只需要告诉我怎么打非洲鼓、唱昆曲、练书法等等，这些市场开始起来了。一个是国家已经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另一个就是经历过疫情后，人们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现在最有钱的客群是在50岁以上的，他们又有钱又有闲，是已经行完军了的人。整个社会的消费结构在我们这一行发生巨变。

罗振宇：产品在顺着这个趋势调整。“得到”的目的不是效率最大化，我们也做不到，它本质上还是文人创业，理想中的形态应该是一所学校。学校是不可能聊今年扩大招生规模多少、学费收入增长多少的，学校的目的就是熬年头，一年年熬，每年都在，这个存在的过程本身就是在信用累积。所以我们不太关注最好卖的是什么，虽然我们开创了这个赛道，但知识付费最热闹的几个门类，比如教人怎么炒股、理财等等，我们从来没干过。

我后面做跨年演讲的时候，也会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一些实体案例。从这些案例中我也明白了，知识不应该是分类的——比如协和医院的医生听诊时会把听诊器捂热，这个细节就是对你有启发的、跟你有关系的。我们从小上学就习惯把知识分类，把知识当工具，但知识是不能分类的，因为知识是作用于人的，它不是作用于事儿的。孔子讲“君子不器”，就是一个人不能像器皿一样只有一个固定作用。

罗振宇：我现在觉得，一颗“心脏”撑不到我们的死亡，你多找几颗外部的“心脏”帮自己调节，扮演起搏器的作用。对我来讲，跨年演讲就是一年蹦一下，《文明之旅》是一周蹦一下，多给自己设置几个外部起搏器，帮自己完成生命跃动。这种有外部心跳，自己能有约束，就能支撑着一直运转下去。

罗振宇：这几年我的确在身边感受到了一系列的情绪，结论不一样，但核心就是就觉得世界要完蛋了。但其实只要你熟悉历史，就知道这只是一种戏剧化表达，谁也完蛋不了。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繁荣是一个单边向上的情况，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打断，凭什么明天就不行了？所以做《文明之旅》有这样的意图。很多东西我们是日用而不知，你是在1万层高楼上，天天被隔壁装修烦得要死，但其实你往下一看，下面9999层的东西都安若磐石。这实际上就是文明给我们堆出来的。风高浪急，但回头看至少心会安。

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是要迎接一个更不确定的未来。人类的幸福公式在过去两三年内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过去你要想获得人生总量的幸福最大化，最确切的方式就是多挣钱、提高社会地位。但现在不同了，有一个参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就是活得长。现在的科技进步到了飞速的程度。你想想，三年前死的人没见过ChatGPT，未来10年内你若是挂掉了，可能家用机器人就用不上；20年内你要是挂掉了，可能就享受不了癌症彻底变成慢性病的那天。

我有一个说法叫“买3送1”。你凭本事多活三年，还能被时代多送一年，因为你在享受人类文明的总成果。慈禧死的时候，连抽水马桶都没见过，溥仪是出宫到了天津才见过的。我们这代人正好也处于一个特别大的变局前夜，那以什么来对抗或者适应？我的判断是文科生的未来不会差。因为文科生是一个感受搜集器，理科生是一个秩序搜集器，理科生的秩序是万物归一的确定性，但未来可能每个人感受都不一样，要求更多个体的独特性。《文明之旅》其实就是在疯狂积累这种丰富性。

罗振宇：很简单，10年、20年就足以干掉所有竞争对手。现在这个时代很少有人以10年为标尺来做事。但以我录60秒语音的经历来看，10年其实很短，绝大部分人耐不住性子。因为时代给我们这代人留了很大的红利窗口，它整个的地层非常薄，你只要往下再深一厘米，你就可能成为一个大家。

我念大学时曾有一个暑假没回家，突发奇想，就把50多万字《史记》抄了一遍。一天1万字，手都抄酸了，但这其实是一笔巨大财富。干了这事之后，我对文言文的理解、语感上至少不怵。往前几百年，可能很多人都干过这件事，但现在呢？人生两个月的努力就可以超越中国至少99%的人，这个成本其实是很小的。如果你现在给一个年轻人说，只要你把10年押进来，我确保你能某一领域登顶，谁会不做这个交易？抽身一看就知道很划算，但即使这样，也很少有人愿意花10年做一件事。因为现在大量信号都是紊乱的，都在指挥你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

罗振宇：互联网的逻辑不是天然自成的，是非常偶然的。你想想，什么时候人处在这样一种别人关注什么、我关注什么的状态？过去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在一个陌生地带，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情况下才会，比如一个陌生城市的火车站广场。正常社会都是我只关注高信用的东西，噪声你是听不见的，但是单位领导说话肯定得听。所以短视频内置的是这样一种惊恐算法，它其实不是人最适应的、最美好的状态，我一直觉得会有一个反方向的价值。

并且，现在这个世界还是有信息差的。虽然很多都被填平了，但我觉得还是有一个信息差值得关注，就是专业科研人员和公众之间的信息差。我的野心就是未来20年要精选1000篇论文或著作，不局限在文史哲，把人类过去100年的独创之见，用一个公共表达话语来告诉受众。这是我笃定了一定要干的事。

2018年跨年演讲时，罗振宇和合伙人脱不花（左）、快刀青衣（右）合影（受访者 供图）

这个时代不缺抖机灵的，也不缺新鲜事物，但就是缺一些非常经典的、对现象的精深研究。这还是一个巨大的信息差，大众平时也不会想到去搜索和了解。比如王安石变法，对老百姓来说变了就是变了，结论也很清晰，但实际上这在史学界是一个非常大的研究课题。我们干知识服务的人，本质上就要做这个信息差的搬运工，相当于批发商人找差价一样。

罗振宇：知识胶囊这个词并没有错，但是问题是你需不需要。说知识胶囊的人对知识有一个隐喻，即认为知识是食疗，而自己是空的，所以需要补充知识作为竞争力。但活到我这个岁数，就知道知识根本就不是食疗。食疗隐喻的下半句就是你得消化，得变成你自己的。我们只有在高考时才跟知识是这个关系，你喂给我，我要没吃住就完了，在考场上没分。出了高考考场几年后，你还记得吗？哪篇课文你还能背出来？现在30岁的人基本都没戏，这哪里算消化了？

知识是蒲团，让人行走在世上时能暂时入座，让你此刻安心、体察不同的心境和思维，完成自我的再构建。我印象特别深，我小学时家里放了一本《演员的自我修养》，是我爸不知道从哪儿淘回来的。竖排的、繁体字版，在书架上瞪了我整整6年，我根本读不懂。但初一那年学校要办话剧班，我就去报名了，被选成了主角。我去语文老师家里问有没有什么书可以学习，他让我去书架自己找，我找来找去只找了一本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感觉跟戏剧有点关系。朱光潜是我老乡，这是他的毕业论文，但那时候我才初一，哪里看得懂，没两天就还回去了。又过了两天，我正好路过新华书店，看见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卖四块五一本，我正好手里有点钱就买了，等于一个星期不吃早饭，在前10页就看到了柏拉图的洞穴寓言，觉得非常新鲜。初二一开学第一次写作文，我就把这个故事给写了。当年这在初二还是不得了的，所以被老师表扬，说罗振宇懂哲学。

罗振宇说，未来十年的跨年演讲将考虑把一些话语权交给其他人（IC Photo）

我描述这个过程，是想表示这几本书当时我哪本都没读过，但它们都没辜负我。我们这一代人是为数不多高考之后还在读书的，我非常清楚，是知识把我一站一站往前送。如果当时就要求我系统学习、一定要从头读到尾、要做笔记，我就跟这些都无缘了，我都会打压自己。所以这种说辞是很恶劣的，因为它在折磨和摧残一个普通人的向上之心。一个年轻人在地铁上拿出一本漫画书读，这有什么可嘲笑的？

现在我每周推出《文明之旅》的时候，线下都有好几百个观赏团自发组织观看，还有老师在课堂给学生看，我最看重的也是这些场景。说实话，你就别说这些受众了，一年前录的稿子你让我现在背，我是一个字都记不住，但你有过这样的阅历，它就不辜负你，会把你一站一站地往前送。

我每次做直播卖书的时候，被问得最多的就是：这书我看不懂、记不住怎么办？我就会觉得这毒害太深了，怎么看了书记不住还会有羞耻感？大部分人都被灌输了一个理念：对知识必须有占有欲。把占有知识想得跟占有一个异性是一个道理，但一个异性真的能被你时时刻刻都占有吗？读书求知得看缘分，缘分好了坐下来喝杯茶，再深入的话就牵个手、结个婚。这种关系是慢慢深入的，但所有的目的都在于我自己。因为这种关系让我变得更好，而不是我要占有她。

“点赞”“在看”，让更多人看到

大家都在看

“点赞”“在看”，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