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晓蕾
长期以来，《金瓶梅》一直背负着“小黄书”之名。一提到它，很多人便表情微妙。
有人说：把书中的“性”全拿掉的话，会更好。也有人说：其实作者本来没写“性”，是书商为了赚钱，擅自添上的……各种说法，不一而足，无非都认为《金瓶梅》里的“性”，是多余的，纯属败笔。
鲁迅先生对《金瓶梅》的评价很高，他说《金瓶梅》是一部“世情书”，写尽世间百态人心冷暖，“同时说部，无以为上。”即同时期的同类小说，没有比它更好的了。至于书中的色情部分，他也表示理解，因为“在当时，实亦时尚。”就是说，在《金瓶梅》成书的那个时代，这样写是主流，因此《金瓶梅》也未能免俗。
《金瓶梅》成书于明代中晚期，彼时，社会风气确实非常开放。很多官员向皇帝进献房中术或丹药，献宝有功，还会被赏赐或升官。正德皇帝崩于豹房；嘉靖帝迷恋房中术、长生不老术；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长期服用壮阳药，私生活很……豪奢。上行下效，当时的戏曲、小说，对“性”趋之若鹜，以致于色情小说一度滥觞。
但《金瓶梅》写“性”，并非为了卖相，或者紧跟时尚。问题在于，为什么要为《金瓶梅》开脱？文学为什么不能写“性”呢？
倘若孟子听见这句话，一定会竖起眼睛表示惊诧：“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他认定：只有人，才有人伦，有仁义道德。生而为人，怎么能像动物那样，毫不顾忌地谈论、展览“性”呢？可是，性明明是人人都离不开的啊！所以，在文明社会里，“性”的处境一直很拧巴：当面避而不谈，转脸又乐此不疲。儒家干脆把性生活升华成“敦伦”，声称做这件事只是为了繁衍后代，践行圣贤理论而已。
王小波讲过清代笔记小说里的一则故事：一位秀才在后花园散步，看见一对蚂蚱交尾，便饶有兴趣地观看，忽然一只花里胡哨的癞蛤蟆跳出来，把两只蚂蚱吃了，他大吃一惊，得出结论：“奸近杀”！意思是，这俩蚂蚱在胡搞，活该被吃。你看，“性”不只被严打，还被污名化了。
对“性”的压制和禁忌，东西方都一样。人类学者玛丽·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一书中，探讨人们为何把排泄物，以及跟下身有关的东西，当成“肮脏”乃至“危险”的。她说，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本身肮脏，而是人们赋予了它肮脏的属性。因此，“性”之所以是禁忌，其实是因为文化把它打成了禁忌之物。
如果文明的秩序，不能谈论“性”、拒绝任何“不洁”，这样的秩序迟早会坍塌。因为“性”无所不在，自有隐秘而强大的力量。压抑越深，反弹越大。“女人是老虎”的故事，东西方都喜闻乐见：师父带小和尚下山，小和尚见识了外面的世界，却一心想着被师父称为“老虎”的女人。14世纪意大利的薄伽丘，在《十日谈》里也讲了类似故事，只是女人被比作“绿鹅”。
欲望是压抑不住的。越是正经的年代，“性”在私下里越被津津乐道。明代的贞节牌坊历代最多，色情小说也历代最多；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礼教最严格，淑女连脚踝都不能露，但同时有奔涌的地下文学，很黄很暴力。
近代以来，这种禁忌开始被质疑。蒙田就反问道：“这件自然、必要、正当的事怎么了？为什么人们会羞于谈论此事，要排斥它？我们有胆子说杀人、偷窃、背叛，为什么独独对这件事羞于启齿？”还有弗洛伊德，他宣称“性”是一切的原动力，当然，这里的“性”是广义的。后来捷克的米兰·昆德拉也讽刺人们眼中的理想世界，是否认大便，假装大便不存在的世界，说这叫“Kitsch”（刻奇）。
因此，在大文化的背景下，再看《金瓶梅》里的“性”，你将会看到更丰盛的含义。
《金瓶梅》产生于明代中叶，这个时代最压抑，也最欲望横流，涌现了大量的色情读物。这些色情读物，大多粗制滥造，写作也都有套路。为了打掩护，还纷纷声称自己并非诲淫诲盗，是在警告大家莫贪淫，是教化人心。
这些读物其实很喜感：书里的男性，都爱夸耀自己性能力强，喜欢以奇特的方式展现自己的雄性力量，未免虚张声势。这种现象背后其实隐伏着很深的爱与怕：爱女性的身体，也怕女性大海一样的情欲。毕竟大海可乘风破浪，也可吞噬一切。所以，他们上床恰似上战场——女人玉体横陈，男人全副武装，缅铃春药齐上阵。西门庆就有一个淫器包，里面有胡僧药、银托子和颤声娇。
这是肉体的狂欢。它们距离文学很远，既没有文学的自觉，也缺乏对人性的观照。抽离了那些性的细节，就什么也没了，空空如也。
那么，文学到底如何写“性”呢？在西方文学史里，以性为突破口，反传统反道德，大致走的是《十日谈》的路线：表面上写性，其实是嘲讽某类人的可笑，以及禁欲的可笑。
大名鼎鼎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既延续了这个反传统的传统，又创造了一个高度。它出版于1923年，作者是英国人D·H·劳伦斯。女主康妮嫁给了一个因战争失去性功能的男人，偶遇粗犷的守林人，并疯狂地爱上了他。这样的爱情不罕见，罕见的是书中大段的性描写，随便翻开，你就能看见诸如此类的赞美：
“她对他再度起了敬畏之感。一个男人！……她抚触他，如抚触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感觉多麽美好。他肌理盈白，细致，而又健壮，多美，多美呀！这副身躯敏感却又沉着，细腻却又勇猛，真动人，真是动人。她的手沿着他的背部怯生生往下移，到他小而浑圆、柔软的屁股。迷人，真迷人！”
让人不免想起米兰·昆德拉的一句话，大致是说抒情的性也很可笑。当然，劳伦斯的小说历来被认为是对文化的批判，以性和激情为飞地，抨击上流社会的疲软；以自然的洪荒之力，反衬文明的虚伪。但也未免抒情过度，有不诚实之嫌。而且，性真的能承担重建文明的责任吗？我表示怀疑。
如果说劳伦斯努力要把“丑”变成美，把性推向神圣，还有一些人，则相反。他们写起性来，百无禁忌，甚至在道德的地盘上，肆意攻城略地。他们的笔，如马达轰鸣，钻向肉体最深处，有时候，他们走得太远，以致于难以回头。
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极为推崇这样的作家，说这种“欲望的野蛮发泄”，代表了一种神秘的思维方式；读这样的作品，“人可以同他内心最深处的、最孤独的东西进行交流”，发现“最内在的，同时又是最自由奔放的力量。”但他们走得太远了。这位写出《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的哲学家，一心要用肉身反抗文明的秩序，多次自杀，吸毒，SM、同性恋……他的人生，就是一部“自杀与癫狂、犯罪与惩罚、性爱与死亡”的先锋电影。最后，他死于艾滋。
不管怎样，从蒙田到福柯，都在提醒我们：性是严肃的事情，不可等闲视之。性，可以丈量道德和人性的疆域；它的目的根本不是欲望，而是自由。
劳伦斯不够诚实，福柯们又走得太远，不妨回到《金瓶梅》这里来。
《金瓶梅》总共一百回，100多万字，其中描写性的不到五千字。这么多年来，它却一直背负着小黄书的罪名，实在有点冤。
书里写酒写美食写西门庆做生意，以及各种饭局应酬，远远多于性。而且，全书描写性，也有详有略，并非毫无节制，比如主要集中在西门庆和潘金莲、王六儿、如意儿和林太太之间。
在书中，性并不是孤立的，通过性，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隐秘的信息。
首先，性是权力的场域。尼采一直在探索：人是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他的答案是：自我是文化的产物，是被建构出来的。简言之，“肉体是一种社会结构”。凯特·米利特在她的《性政治》一书中说：两性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关系，体现为统治与被统治的上下层级关系。
就是说，即使最私密的身体和性，也有权力和文化的阴影。
有学者从生物学角度分析，为何自然界的雄性，普遍有多吃多占多配偶的行为，答案是源于基因。英国学者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告诉我们：在进化中，雌性和雄性个体都尽可能生产更多子女，遗传自己的基因，同时性配偶双方都希望自己的投资少一点，对方多一点，能有更多时间传播自己的基因。
因此，雄性和雌性都有自私的基因，关键是制度和文化更支持哪一方。男性当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比如中国的传统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多婢，从制度、文化和道德全方位加持男性。
作为男人，西门庆无疑是开挂的：有钱，有权，“状貌魁梧，性情潇洒”，潘驴邓小闲俱全。后期步步高升，金钱和权力闪闪发光，清河县警察局副局长，东京蔡太师的干儿子，临死前还被升为正职。再加上男权文化和制度的支撑，可想而知，其性资源有多丰富。
从潘金莲到李瓶儿，从李桂姐到郑爱月，从如意儿到林太太，没有他搞不定的女人。早期他还需要费心机定计谋，后期只要稍加暗示，就马到成功。
对性资源的占有越多，就越有权力感。他尤其喜欢“别人的老婆”。潘金莲、李瓶儿是他从别的男人那里夺来的，宋蕙莲、王六儿、如意儿、贲四嫂、来爵媳妇也都是有夫之妇。他喜欢对女性的身体宣示主权，用烧香的方式，给对方的身体留下永久的疤痕，像做记号占地盘。喜欢对方绝对服从，还要深情表达自己老公跟他相差十万八千里……。
通过凌虐女性的肉体，凌驾于女性之上，让对方臣服。这种“男尊女卑”，女性被当成工具被“物化”，由来已久。通过物化、矮化女性，性跟权力实现了同构。
在西门庆面前，几乎所有女性都是被驯服的位置，一方是奴隶主，另一方则是奴隶。为了笼络西门庆，潘金莲还百般努力，不是扮嫩装成丫鬟，就是给全身抹上茉莉粉给自己美白，有一次甚至主动喝西门庆的尿：
西门庆要下床溺尿，妇人还不放，说道：“我的亲亲，你有多少尿，溺在奴口里，替你咽了罢，省的冷呵呵的，热身子下去冻着，倒值了多的。”西门庆听了，越发欢喜无已，叫道：“乖乖儿，谁似你这般疼我！”于是真个溺在妇人口内。妇人用口接着，慢慢一口一口都咽了。西门庆问道：“好吃不好吃？”金莲道：“略有些咸味儿。你有香茶与我些压压。”
结果，西门庆又告诉了如意儿：“五娘如何如何，她怕我害冷，连尿也不教我下来溺，都替我咽了。”如意儿自然也不甘落后，如法炮制。当身体成了工具，就别指望有尊严可言了。西门庆的要求被满足后，会回馈以金钱和财物。潘金莲最穷，在西门庆心满意足之际，她趁机提要求——
妇人道：“我有桩事儿央你，依不依？”西门庆道：“怪小淫妇儿，你有甚事，说不是。”妇人道：“你把李大姐那皮袄拿出来与我穿了罢。明日吃了酒回来，他们都穿着皮袄，只奴没件儿穿。”西门庆道：“有王招宣府当的皮袄，你穿就是了。”妇人道：“当的我不穿他，你与了李娇儿去。把李娇儿那皮袄却与雪娥穿。你把李大姐那皮袄与了我，等我［扌寨］上两个大红遍地金鹤袖，衬着白绫袄儿穿，也是与你做老婆一场，没曾与了别人。”
性与权力同质同构，难解难分。在西门庆的猎艳史里，有一个女人很特别，那就是林太太。她是王招宣的遗孀，属于清河县的望族，潘金莲从小就被卖在招宣府当丫鬟。西门庆第一次见林太太，被写得很隆重。
这个夜里，月色朦胧，西门庆戴着眼纱来到招宣府的后门，先通过看门的段妈妈，再由文嫂请西门庆过来，把后门关了，上了栓，由夹道进内，转过一层群房，就是太太住的五间正房。这是西门庆唯一一次偷情偷得如此郑重，如此小心翼翼，像上朝一样，穿过重门越过关卡——
“旁边一座便门闭着。这文嫂轻敲敲门环儿。原来有个听头，少顷，见一丫鬟出来，开了双扉，文嫂引西门庆到后堂，掀开帘栊，只见里面灯火荧煌，正面供养着他祖爷太原节度颁阳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图：穿着大红团袖，蟒衣玉带，虎皮交椅坐着观看兵书。有若关王之像，只是髯须短些。迎门朱红匾上写着“节义堂”三字，两壁隶书一联：“传家节操同松竹，报国勋功并斗山。”西门庆正观看之间，只听得门帘上铃儿响，文嫂从里拿出一盏茶来与西门庆吃。西门庆便道：“请老太太出来拜见。”文嫂道：“请老爹且吃过茶着，刚才禀过太太知道了。”
终于登堂入室，进了林太太的正房，在客厅吃茶。西门庆雄心勃勃，一如于连想征服市长夫人，实现人生跨越。这段描写经常被拎出来证明，作者是在讽刺这个豪门望族如今沦落至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