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开局，各省两会与经济工作会议正在陆续召开。盘点来看，各经济大省基本都将扩大内需列为“头号任务”，除了明确要加大力度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如何促进就业、收入、提振信心也成了多个省份关注的焦点问题。
围绕内需不足与分配之间的关系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根据学界统计，无论是初次分配收入中家庭部门的占比，还是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目前距离发达国家也都有10-20个百分点的差距。客观差距与当前内需有待提升的普遍观感相结合，就有了“内需关键在分配”的说法。
在2024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了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包括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等具体措施，都涉及到了分配制度改革与获得感提升。
在前面的专栏中，笔者曾提出不能将内外需人为割裂，外需所激发的场景也能带动内需。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内部制度的完善与否将直接影响内需走向。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就是需要统筹兼顾、能够相互促进的事情。内需的提高并非是简单的增收、发钱就能万事大吉，依然还需要在发展大格局下动态调试分配体系、扩大消费场景、提高获得体验，最终向着共同富裕迈进。
本篇我们将继续从《经济还在发展，为何体验却有落差？》的“获得感”出发，由经济发展叙事切换到分配角度，聚焦当前分配系统的现状与改进空间，探讨可持续内需的培养基础，展望共同富裕未来的方向。不同维度的收入差距涨跌互现，收入分配优化“正在进行时”
首先，我们还是要对大局有信心。在脱贫攻坚战的有力推动下，区域和城乡间收入差距有所收窄。以不同区域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例，中西部地区的增速总体上超过了东部地区。部分年份的增速甚至可超出1个百分点。
2019-2023年不同区域人均可支配收入规模和增速趋势。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与区域收入差距相比，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更是收窄，从大面上看，已经基本上形成了长期的下降趋势。城乡居民的平均收入比，在2008年、2015和2019年分别为3.4倍、2.7倍和2.6倍，到2023年已不到2.4倍。
但另一方面，同期行业和岗位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过去十年，就业人员的工资水平极值倍数由2014年的6.77倍扩大到2023年的11.59倍。大多数的行业和岗位，收入差距同期都出现了不同幅度的增长。
2014年和2023年各行业就业人员工资水平极值倍数。表中工资极值倍数由各行业中不同岗位平均工资最高值除以最低值所得。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作者自制，下同）
2014年和2023年各行业就业人员工资水平极值倍数。表中工资极值倍数由各行业中不同岗位平均工资最高值除以最低值所得。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此外，也有体制内人士测算，我国垄断与非垄断行业收入差距大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且从1996年-2014年，近20年中年均差距扩张速度达43%【1】。垄断企业利润除部分以税收的形式成为国家财政收入来源外，其余留存转为额外收入和福利，也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
区域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收窄，是近年来在推进区域协同、脱贫攻坚领域所取得的实实在在的生动写照，也说明供给侧改革对于收入分配的巨大意义。而行业和岗位收入差距的扩大，则从另一个维度提示了下一阶段共同富裕发力的方向，在致力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同时，加强对不同职业与要素的调节。
从上文时间线给出的大脉络，回顾已经取得历史性成果，再来审视不足、展望未来，我们会更能理解中央在分配问题千头万绪中的重点选择和基础打牢，也就更能理解为什么直到2021年下半年会开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从收入分布结构来看，2014年以来各层级的收入情况有所优化，全国居民占比40%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其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总体高于其他群体。到2022年，全国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其人均可支配收入较2014年分别增长了77.29%和81.79%，高于其他群组4-8个百分点不等。（见下图单位：元，%）
2014-2022年全国居民按收入的五等份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历年增速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
过去20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也迅速扩大。根据国发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的统计，已由2002年的750万人增长到2022年约为4.2亿人【2】。早在2018年，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就已达到欧盟所有国家中等收入群体人数的总和（约3.4亿）【3】。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实现如此规模的收入提升，可谓空前。
不只是规模扩大，质量也有所提高。传统观点从单纯的收入衡量来看，认为我国中等收入家庭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0%左右，
而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都在70%左右【4】，似乎仍有差距，但这种测算往往会有较大偏差。近期“小红书”对账火热，再次说明了不同国家的购买力并不能以汇率进行简单换算，同等条件下，“挣美元花美元”未必比国内生活轻松。
因此，也有研究从资产角度去分析各收入阶层的社会财富占有情况，则情况更为乐观，中国的财富分布情况不仅远胜其他南方国家，相较欧美也更为均衡，已经初现“纺锤形”构造，被誉为是“中产中坚”，也是各区域经济体中唯一几乎消除赤贫的区位【5】。
2022年全球不同区域的财富分布构成 图表来源：UBS
在肯定成就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国内中等收入群体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最大的挑战在于相当一部分中等收入群体存在脆弱性和易变性，即容易受到工作变动、家庭变故、自然灾害等因素冲击，甚至“返贫”为低收入者。且大量居民在上一阶段发展模式中围绕住房、消费形成了大量金融负债，进一步放大了压力。
也正因此，这部分群体缺乏获得感、自信心以及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又被平均了”、“我这也算中高收入”就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根据智联招聘的统计，哪怕是在疫情前的2019年，白领阶层中61.8%的人群薪水不变，17.4%工资甚至不升反降。而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显示，中等收入群体中近30%的比例不认可自身是中等收入者【6】。这也是导致近年来国内消费势头有所趋缓的重要原因。
此外，随着劳动者水平提高和需求多样化，对于工作待遇、环境和认同感的要求也在不断上升。而部分用人单位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诸如违反《劳动法》规则、安排过长工时、压低薪酬待遇；部分上市公司和品牌企业盲目压缩人工成本，甚至在年报和研究报告中以此为荣，大张旗鼓宣传；部分外资企业转内资后大幅削减福利，造成员工感慨“反不如初”……由此引发的舆情近年来也报道不绝，加剧了员工被剥夺感与职场焦虑向社会扩散。
也正因此，中央在当前推进共同富裕时，专门提出了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重点在于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
总而言之，既要提高物质收入，也要注重情绪关怀。既要丰富增收途径，又要改善劳动环境。既要培育福利土壤，又要做好体系搭建。既要促进经济回报，也要关注职业发展。
这个围绕工薪阶层共同富裕的模式框架是完善的，大家也都在期待着它的落地实施、开枝散叶。收入差距扩大有其阶段性特点，也需要在历史发展阶段有序解决
作为后发国家，我们长期处于赶超状态，为了尽快改变落后贫穷的面貌，必须将积累的资源更多运用于生产力的发展，也由此决定了我国的分配优化会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据统计，1979—202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速低于前者一个百分点，年均增长8.2%【7】。
在特定历史时期，我们曾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这本身就意味着对效率的追求超过了对公平的兼顾。并且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提出了“让各种生产要素充分涌流”，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会削弱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
早在2012年，社科院《以民为本：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10年（2002-2012）》蓝皮书就曾指出：“资本收益对资本的分配，远远超过对劳动的分配，使得劳动工资收入相对下降，进而导致资本、技术、管理等非劳动力要素占有的差异成为收入分配差距大幅提高的主要原因……各生产要素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的贡献差距巨大，使得人们的收入差距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拉大。”【8】
也就是在过去二三十年时间，中国的财富分配从相对较为平等的水平快速上升，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已经反超英法等国。据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报告显示，我国的财富集中程度已经接近寡头垄断普遍的俄罗斯、美国水平【9】。
网上每次公布与收入有关的消息，总不乏 “又被平均了”的声音。而上述所说，就是“被平均”的历史大背景，带有着特定发展阶段的必然性。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基尼系数曾长期处于0.2左右的水平【10】，到八十年代初超过0.3【11】。自从国家统计局发布自本世纪初以来的历年基尼系数，该指标始终在0.45以上的相对高位运行，自2009年有所下滑，尤其是2010以后有一段降幅较大的时期。但近年来又有回升迹象，已从2015年最低点0.462又上浮至2022年的0.467。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3年以来基尼系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我国基尼系数的数值，存在低估的可能。西南财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就曾认为，这种误差主要来自对高收入群体的认定【12】。官方对此也是直面问题，时任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也曾公开肯定过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信息难以获取，导致基尼系数统计值偏低【13】。
总之，贫富差距依然是我国发展中的隐忧，且从部分统计和现象来看，仍有持续扩大的趋势，且高收入群体的财富外流，更是在近年来屡屡引发舆情。在对经济均衡发展造成障碍的同时，也将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
因此，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力的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中央对于效率和公平的界定也在过去十几年发生调整，向着更注重公平的方向倾斜，分阶段任务与具体措施也逐步细化。
任何大方向的调整都需要时间，并在分解总目标时根据轻重缓急有序安排。从脱贫攻坚、建成小康社会，再到共同富裕，谋篇布局是非常清晰的【14】，列出时间线，我们能清晰地发现其中的继承与发展。
在2024年7月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对于分配制度改革的总方向，再次被明确概括为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15】。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更是再次强调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16】。
这不仅是当前的宣示，更是多少年来的贯穿，中央对此的路径设定是一贯的、连续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17】。
十多年后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形成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制度体系。【18】
对比两次三中全会后通过的《决定》，在分配问题上，方针和核心内容的区别相差不大，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于分配的关切和要求更为聚焦和精简，并较前者更明确提出了三次分配。从中也能看出，国家对于收入调节目标、劳动报酬占比、健全要素分配、再分配调节手段与公益慈善支持的方针是一脉相承的。
十年来新提法相对较少，总的内容基本不变，也说明分配制度改革依然重在贯彻落实。从收入分配的落实情况来看，我国的三次分配水平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甚至在部分领域还处于起步阶段。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正如前文所论证的那样，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面临又要继续结构调整、又要努力开辟经济增量维护稳定的双重任务，“调结构、保增长”的需要和难度都比以往有所增加。在此阶段，不能一味套用过往的刺激政策，由此带来的阶段性紧缩风险和就业问题将持续存在。
对此，如何平衡转型与发展的关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做实增量的基础上动态解决既有的分配问题，实现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相互调适，也就成为了新阶段发展的应有之义。
综上，当前面临的问题，其实是为了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必须做好新旧模式的转型。同时又为了填补旧模式出清造成的问题，必须创造新的增量，并确保增量能被人民群众所共享。
因此，笔者始终认为，要带着辩证、动态的观念来看待当下的问题，不能简单割裂“发展”和“分配”的关系，二者并非缺失性比较。从当下国情来看，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历史经验也表明，在经济增长遭遇瓶颈的时候，如果专注于存量再分配，不做好增量，社会在存量分配中打转，反而可能激化更大的社会矛盾。远的不说，就说疫情以来，某些国家面对发展和分配的问题，只是一味提倡增税、“向全民发钱”，结果并没有真正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社会骚乱反而愈演愈烈。
近年来，欧美国家在福利开支和转移支付上所作的承诺与行动不可谓小，但由于不触及深层次的经济发展动能挖掘与生产关系改革，不管是“零元购”还是社会骚乱都有愈演愈烈之势，其中的教训不可不吸取。
对此，总书记在浙江任职时就已一针见血地指出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平只能是相对的，不能离开生产力水平开空头支票、盲目吊高胃口。”【19】
分配问题不仅只有在发展中解决，也能够在发展中得到更完善、更稳妥地解决。我们正在追求的现代化，包括但不限于技术迭代、产业升级、配套优化、市场开拓、服务提升、标准制定、定价权争夺等一系列内容，其中有些是能够赚取超额利润大大丰富经济成果的，有些则是能够在推进发展中创造新业态、形成新就业的，有些还是二者能够兼而有之的。
具体到现实操作上，诸如通过技术升级增强自身产品的稀缺价值，并通过产业链条的配套完善，带动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通过对统一大市场的推动完善，减少不必要环节，压制垄断，提高效率；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通过产业链和配套基建投资，辅以地缘政治布局，实现双循环的良性运转；在产品输出的同时，建立真正具备国际化格局的运输、运营、服务保障和配套宣传产业链，带动服务与就业的量质齐升；在实现技术、生产、销售、运营、内外市场全打通的基础上，提出普适性的行业标准、掌握主导权，由此实现各个环节的超额收益……上述都能在做大增量的动态过程里去解决分配问题。
总之，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可持续的现代化，正是不断实现以发展增量来供给存量分配，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也正是在这样的统筹兼顾中，才能真正夯实内需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多管齐下推动分配制度改革，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不忘初心，自然首先不忘的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分配制度改革永远不变的崇高愿景。
笔者认为，近年来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进程中，顶层设计与宏观调控表现出了极强的定力，也证明党中央领导下，我们是有坚持脱虚向实，摆脱原有惯性的决心和毅力的，而这恰恰也是分配制度改革所必需的。
立足于当下发展阶段，以三次分配为主轴，以经济新模式形成和巩固为目标，围绕收入提升、就业保障、增长动能培育，以及生产要素配置，分配制度改革有很多文章可做，既是触及过往、自我革命的硬骨头，又有改革发展、孕育增量的大空间。
分配制度改革的基础是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这三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三个层次又自有其运作机制，相互协调、相互配套，倡导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爱社会相结合，齐头并进地推动共同富裕。
三次分配在体系中的地位与改革方向 资料来源：宁吉喆，《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
在初次分配领域，如何着力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首先就是如何落实好按劳分配原则，实现真正的多劳多得、绩效说话，能够建立配套机制，实时监测、及时打破行业垄断、靠牌照吃饭的现象，健全包括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农民工欠薪治理、中小企业应收款拖欠整顿等机制，越是在调整期越要关注弱势群体。
就业方面，能立足于产业的链式反应之上，发挥长尾效应，巩固存量就业、挖掘培育新业态。对于技术工人、农民工、基层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职工、中小微企业经营者、个体工商户高校毕业生等特殊群体，制定差异化政策，对应改善其经营、工作和生活条件，以此为基础，拓宽中等收入群体来源。
针对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需求，要在发展中落实平衡与协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并能够由此创造新的增长点。譬如在立足于缩小区域、城乡差异的改革和开发中，能够真正将区域开发、城乡协调、市场拓展与就业机会挖掘联动起来，利用欠发达地区的资源禀赋，推广特色产业，深化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战略，带动配套产业链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整体提升，由此带动就业。在此过程中，需要调动大型国有企业、行业领军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其自身优势，投身于环境、社会、治理（ESG）投资，推广分配体系的社会共享共建。
生产要素方面，继续促进包括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知识、数据在内的各项生产要素充分涌流，并且建立科学的评判机制，由满足社会需求的程度来评价其贡献高低，按贡献的高低水平决定回报的大小。诸如农村土地制度、集体经济收益分配、资本市场稳定回报、技术知识和数据等要素收入变现等方面的改革，增加居民的收入来源。
在再分配领域，提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的调节力度和质量。提高直接税比重，完善消费和财产税收制度，尤其是房产与遗产税立法和改革，优化个税征收条件，落实税收监管体系；以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持续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帮扶，完善医保和养老、住房供应和保障、教育资源均等化等群众关心方向的体系化改革；对于每年的大额转移支付要更关注其用途，加强监督和考核，确保能够切实用在缩小区域差距、帮扶弱势群体、提升均衡发展的领域。
对于第三次分配的建立和完善，能够建立支持引导机制，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共建，除财务捐献以外，培育和发展诸如志愿服务、互助互济、区域和业态整合在内的多种形式慈善，完善税收优惠、法治建设、监督管理。尤其对于其中存在的漏洞能积极填补、不法现象要重拳打击、并做好相应的信息公示与舆情引导机制，增强社会对慈善事业的信心。
总之，如何提升和优化分配体系，切实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自信心，攸关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大重要课题。虽然面临着重重挑战，可诸多挑战中恰恰蕴藏着转危为机、实现新型增长的动能，问题越是突出、路径越是明确。
当前，我们正处于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阶段。新旧动能转换正在有序推进，新增长模式完全形成，虽然尚需时日，但已渐成规模。上一阶段的调整与出清渐趋落地。国际形势上，我们同时承受住了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的高压，美元降息周期已经开启。
也正是在这个时间点上，自2024年9月中下旬以来，一系列旨在减轻群众负担、增强人民获得感的政策陆续出台，存量房贷下调、国庆向困难人群发放补助、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以最高规格颁布、多地连续发放新一轮消费券、社保体系配套改革紧锣密鼓……2025，还有更多的惠民政策正在路上。
而回顾前文列出的时间线，我们也能感受到，下一阶段分配改革的重心，正从脱贫转向共富、从低收入转向全阶层、从打基础转向建广厦，从经济共创转向成果共享。眼前面临的困难恰恰是后续改革的着力点与经济发展的增长点，也是时代转折点在分配体系改革中的完善。
就在新动能的破茧中，“共同富裕”正在默默孕育，已经能够看到他要飞跃的方向，正因为看得到山河险阻，才能对此鼓起信心的风帆。注释
【1】崔友平，缩小行业收入差距须破除行政垄断，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1110/c143844-27796927.html，红旗文稿，2015-11。
【2】 国发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以消费为主导 有效扩大和更好满足内需，2022-9。
【3】李实，中国中等收入人群到底有多少？http://www.spa.zju.edu.cn/spachinese/2021/0525/c13222a2720772/page.htm，2021-5。
【4】发改委就业司，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https://www.ndrc.gov.cn/fggz/jyysr/jysrsbxf/202204/t20220427_1323432_ext.html，2022-4。
【5】UBS，Global Wealth Report 2023，2023-8。
【6】肖若石，“十四五”期间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研究，https://www.ndrc.gov.cn/wsdwhfz/202112/t20211213_1307494.html，2021-12。
【7】宁吉喆，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3-01/10/c_1129270207.htm，2023-1。
【8】发展和改革蓝皮书·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No.5《以民为本：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10年（2002-2012）》。
【9】张晓晶，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一个研究框架，http://ifb.cass.cn/newpc/xscg/lwbg/202202/t20220224_5395462.shtml，2022-2。
【10】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2002-2003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2002-12
【11】兰纪平，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与基尼系数的上升，https://zqb.cyol.com/content/2003-05/18/content_664429.htm，2003-5。
【12】甘犁，官方低估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https://www.163.com/money/article/8UU3SGIJ00254TV5.html，2013-5。
【13】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关于中国基尼系数的讨论，http://ie.cssn.cn/academics/economic_trends/201712/t20171204_3765621.html，2013-1。
【14】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1-10/15/c_1127959365.htm，求实杂志，2021-10。
【15】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40721/ded6316ad77344cf9a2a45463ec1288b/c.html，2024-7。
【16】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9/content_6976469.htm#:~:text=%E6%96%B0%E5%8D%8E%E7%A4%BE%E5%8C%97%E4%BA%AC9%E6%9C%8825%E6%97%A5，2024-9。
【1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11。
【18】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2024-7。
【19】之江新语(135)：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200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