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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尊前谈笑人依旧——瞿秋白影像记忆

凤凰卫视  · 公众号  ·  · 2017-08-12 12:11

正文

被历史误会的“天才”

瞿秋白的一生,毁誉由人,大起大落,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他成为被选择的人;而当他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后,却又被自己的政治对手所抛弃;当他终于成为悲壮的革命烈士,却又被和平年代的混乱“革命”所批判和打倒。他对中国革命所作贡献之巨大,所受待遇之不公,实为中国革命史所罕见。一直到今天,历经种种磨难非议,瞿秋白才终于可以被人民永远称为“同志”了。

—— 王龙《仁者瞿秋白》




一首旋律,一个时代

1923年初,刚从俄罗斯回来不久的瞿秋白,受邀参加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纪念德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牺牲四周年召开的大会。此时的瞿秋白被各界视为社会名流。他在这次大会上的演讲中,放声高唱《国际歌》,使与会的绝大多数人第一次听到了《国际歌》的旋律。

瞿秋白喜爱《国际歌》,当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就被它深深的打动。可以说,《国际歌》作为歌曲传入中国,是与瞿秋白联系在一起的。有报道的在中国最早公开传唱《国际歌》的,就是瞿秋白。



“历史的误会”

汉口市三教街41号,是一栋三层西式公寓,苏联援华顾问洛卓莫夫夫妇的家便在这幢小楼的二层。1927年8月7日,瞿秋白、李维汉等人分头来到这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的紧急会议。年仅28岁的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因为缺乏革命经验,又从历史中无规律可寻,受苏俄“城市中心”观念的影响,在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各地相继爆发起义、暴动,几乎都以“攻城”为目标,但均以失败告终,革命力量受到了巨大损失。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很快陷入了“左”倾的错误中,刚有起色的中国革命再遭沉重打击。

客观的革命形势迫使瞿秋白必须努力的寻找正确的革命道路。他提出了以暴动发展游击战争、组织工农革命军和不急于攻城的思想,并且根据中国政治斗争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开始从理论上质疑“城市中心”的概念。这时,瞿秋白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武装夺取政权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他的探索确实沿着这个方向前近了一大步。


然而,对于“左倾”错误,作为中央主要负责人的瞿秋白确实应当承担责任。之后,瞿秋白被错误打击,横遭贬谪。这也是他人生走向了悲剧开始。

瞿秋白书《多余的话》


瞿秋白曾在《多余的话》中这样评价过自己: “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



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 

1899年的1月29日,瞿秋白出生于江苏省常州一个世代读书、世代做官的封建大家庭。而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原本既不做官,又不从事生产,在经济上没有分文收入,家中生活全部依赖在杭州做官的四哥瞿世琥接济。


家族的没落,让瞿世玮显得手足无措。为了节省7块钱房租,瞿世玮不顾别人歧视,搬到了瞿氏祠堂,“家具衣饰,典尽卖空,借据积下一大叠”。在家庭地位逐渐坠入社会底层的过程中,瞿秋白一天天长大。 中学时期的瞿秋白在内忧外患中成长,他把这种郁悒宣泄在书里。

1916年正月初五,贫困让这个家庭走向了痛苦的极点。瞿秋白的母亲因无法忍受贫困生活的逼迫,深夜在家吞火柴头自尽,从此一家星散、东漂西零。父亲远走济南,弟妹们分赴杭州、武昌、北京,寄居在愿意接济他们的亲戚家,依人为生。


1917年暮春时节,瞿秋白到了北京,投靠堂兄瞿纯白。他本来是要报考北京大学的。可是,大学的学膳费用高得惊人,瞿纯白拿不出这笔钱供堂弟入学。就在瞿秋白山穷水尽之时,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就这样,瞿秋白终于得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学习机会。



中国第一批驻外记者

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

             ——瞿秋白《多余的话》


1920年10月16日,21岁瞿秋白和同事踏上了前往苏俄的旅程。在旅俄的两年间,瞿秋白笔耕不息,写了四本书和五六十篇(其中遗失十多篇)旅俄通信,仅在《晨报》上发表的就有四十篇,总共约有六十万字,除了采访、考察、研究的时间,平均每天写几千字。《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这两本书是瞿秋白与莫斯科政治情缘缘起缘兴的文字见证。

在俄罗斯时的瞿秋白

瞿秋白出色地完成了《晨报》所赋予的使命,称得上是一位年轻有为、才华出众的驻外记者,同时,他似乎也在冥冥之中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新道路。此时的瞿秋白,早已不再是一个迷茫的寻觅者,赤都火热的生活,使他的心灵深处发生了急剧的深刻变化,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秋之白华”

1924年11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连续三天刊登了三则启事,第一则,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第二则,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第三则,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从那一天起,瞿秋白与杨之华正式结成了夫妻。

瞿秋白夫妇

瞿秋白和杨之华的爱情对当时传统的封建势力,是一次猛烈的冲击。因为杨之华已经结过婚,而且生过一个女儿,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二人的关系。

瞿秋白一家



半吊子“文人”

对于文艺研究,瞿秋白一直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早在1930年末与丁玲再遇时,他就曾发出“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感慨。但是瞿秋白对文学是热爱的,这也使他下定决心重回文学领域,他开始参与“左联”的领导工作,从事革命文学运动。30年代初期,是瞿秋白杂文写作成就大,数量集中的时期,他成为鲁迅以外杰出的杂文作家。

瞿秋白书作

1934年2月24日,没有随中央红军长征的瞿秋白在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附近被捕。在狱中瞿秋白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自传性文章《多余的话》。


从某种意义上说,《多余的话》不是写给别人看的,而是瞿秋白写给自己看的,是他为自己的心灵而写的。他不需要原谅,他更需要理解。然而,《多余的话》确实集中地流露出瞿秋白过多的颓废、消沉情绪。很多人曾经一度怀疑《多余的话》的真实性,也有人认定这是瞿秋白的“自首书”,这也让瞿秋白成为历史上的争议人物。

1935年6月2日,蒋介石见劝降不成,发了一道密令处决瞿秋白。1935年6月18日清晨,36岁的瞿秋白唱着自己1923年翻译成中文的《国际歌》从容就义,年仅36岁。


一篇《多余的话》,招致了身后无穷尽的是非,这是瞿秋白未曾预料到的。就如丁玲曾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为瞿秋白临终前写下《多余的话》而深表遗憾。


1950年《瞿秋白文集》出版时,毛泽东为该书题词,说瞿秋白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瞿秋白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殉难二十周年忌辰,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为他的遗骨安葬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历史给了瞿秋白公正的评判。




编辑吴晓倩蒙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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