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文辉
前些时候，在网上读到孟向荣先生的《一位渐被遗忘的真学者——兼记黄肃秋与钱锺书的一桩公案》（《中华读书报》2017年3月6日），感觉甚有价值。此文重点在黄肃秋对钱著《宋诗选注》的评价，但亦披露了另外一些难得的琐闻，不贤者识其小，我特别留意到这一处：“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的前夜，黄肃秋的工作单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他对我从不隐瞒他对某些同事的看法。……他说某同事品质恶劣，到北京图书馆窃善本书，真给读书人丢脸。”
不知道别人瞥到这一段，有没有停下来，在脑海中人肉搜索一下；反正，有学术狗仔心理如我者，就不厚道地想到了一个人。
若干年前，我买到一册海外学者马幼垣的《实事与构想——中国小说史论释》（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书里有篇《两名家手注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介绍吴晓铃每有新知辄随时批注在一册初版孙目上。1982年吴访美时曾住马家，“他出示了这本册子，我信手复印了……甫翻开这本书，即见到吴晓铃在书首的空页上所写的一张书籍庋藏变动单子”，书单系影件，内容如下：
以下各书为周绍良那厮以不正当方式攫去：
1.玉楼春
2.奇缘记
3.快心录 稿本，仿《红楼梦》内容，购自致雅堂闫致中处
4.宛如约
5.双奇梦
6.顺治过江
7.桃花影 一至二回一册，六至七回一册
8.花园好会 十二回，存一至四回，一册
9.五凤吟 存五至六回，一册
10.三妙传 六卷，存一至三卷，一册
11.桃花艳史 存四至六卷，七至十二回，一册
12.燕子笺 存卷二，七至九回，一册
13.闹花丛 存卷三，七至十二回，一册
14.妖狐艳史，存七至十二回，一册
15.五金鱼 一册
马先生于此只是交代：“看后我并没有追问吴晓铃究竟是怎样一回事。行头内确有传闻，说周绍良手上的艳情和性欲小说数量相当（按：原文如此），或说其曾拥有不少这类小说而后已捐公。知道书的来龙去脉就够了，小道新闻是不必查究的。”马先生此意，虽系心存忠厚，未免为尊者讳，更何况“书的来龙去脉”又何曾清楚呢？
周绍良
所列书目凡十五种，检手头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新一版），只得《玉楼春》《奇缘记》《桃花影》《三妙传》《桃花艳史》《燕子笺》《闹花丛》七种，其中《奇缘记》一种注明“存 刊本。【周绍良】”。可知这些书确很稀见。
再检《吴晓铃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卷有篇写于1940年的《危城访书得失记》，罗列了不少“寡谦少耻的没文艺价值的小说”：
谈到小说，那我很惭愧。我没有魄力和富裕的经济能力去购置那动辄索价数百金的讲史小说，我还只能徘徊在一条曲折的山径上满不在意地采折几朵野花奇葩。我的书橱下层摆列的小说几乎都是人情小说中的猥亵作品，请您看一下这群“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的被人讨厌的孩子们的面孔：《金瓶梅词话》的影印本；阚铎辑印的《写春园丛刻》，这里面包括了《肉蒲团》、《控鹤监秘记》和《痴婆子传》三种；《隋炀艳史》的明刊本，《巫山艳史》，《春灯迷史》，《桃花艳史》，《灯草和尚》，《妖狐媚史》，《绿野仙踪》，《浪史奇观》，《桃花影》，《三妙传》，《空空幻》，《杏花天》，《蜃楼志》，《载花船》，《闹花丛》，《五凤吟》，《奇缘记》，《好逑传》，《倭袍传》，《戏中戏》，《宿花心》，《玉楼春》，《采花心》，《麟儿报》，《五金鱼》，《双合欢》，《情梦析》，还有《隔帘花影》和《续金瓶梅》。……
这里的《妖狐媚史》或即书单第十四项的《妖狐艳史》，则书单十五种，此见其九，重合度是相当高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相信，马幼垣所举书单中的十五种小说，原系吴晓铃所有，后为周绍良获取；吴晓铃说的“以不正当方式攫去”，具体细节我们自无从猜测，但由情理言，周绍良必有亏欠于吴，吴才会如此怒急攻心，以“那厮”称之。
吴晓铃
于是，以此例彼，我就臆想，能以“不正当手段”从吴晓铃手中巧取豪夺者，会不会就是孟向荣笔下那位敢于“到北京图书馆窃善本书”的人呢？要知道，周绍良恰好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工作过，正是黄肃秋的同事！
当然，责人以孔乙己，是很重大的指摘，我不敢断定，也不必断定。在此只是公开一个线索，就留待知情者验证好了。
窃书于图书馆，有违公法；夺书于友朋，有伤私德。照一般见解，似乎侵犯了公法要严重些，但依我看，倒是损害了私德要更严重。盖前者只是侵害了抽象的公共权益，而后者除了侵害具体的个人权益之外，更破坏了人际的情谊和信任——这是比公共律法更可宝贵的东西吧。况且严格说来，自私人手中攘夺图书，未尝没有侵犯公法，无论侵夺之物为公为私，在违法上是同样的。因此，且不计“到北京图书馆窃善本书”的问题，仅论“以不正当方式攫去”友人藏书一事，我们也用不着待之以“温柔敦厚”了。
而以“不正当方式”攘夺图书者，又绝非仅有周绍良一人。
以前我在《现代学林点将录》里已简略提及，郑振铎、谢国桢、周弃子等，皆有类似行径。今兹铺陈材料，一并立此存照，以为学人戒，亦以为我辈自戒。
在“周绍良那厮”的公案里，吴晓铃是受害者；而在另一桩公案里，郑振铎——照孟向荣说，他是“吴晓铃一生最崇敬的人物”（《社科院文学所的六位学者》，《中华读书报》，2016年9月14日）——却又对其他人扮演过“那厮”的角色。
陈四益先生写过一篇《〈袁中郎全集〉与〈双峰记〉》（《臆说前辈·零思碎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爆过一个猛料：
……《双峰记》为明代小说，据赵景深先生告知，内容无甚可观，不过写双峰夹小溪，淫秽事也。也是承赵先生告知，此书海内仅存孤本，由刘大杰先生收藏。因为是秽书，也不曾起念向刘先生借阅。“文革”后期，我早已离开复旦，途经上海去看望刘先生，这才问起此书下落，不知是否毁于这场大动乱中。刘先生的回答很出人意外。他说此书为郑振铎先生借去，以后便未见归还，催索再三，则曰：丢了。刘先生对此似很遗憾，他不大相信嗜书如命的人会丢失这种仅存的孤本。不过，郑振铎先生逝世后，藏书捐献于北京图书馆，我查阅郑氏所捐书目，却未见有《双峰记》一书。或许，真的遗失了吧。记在这里，也算立此存照。在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双峰记》下赫然标明：“存，明刊本，有图。见阿英《小说闲话》。”……这部书的名下，或许现在应当写上“佚”了。
《双峰记》见于孙著《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系引据阿英的《小说闲话》，而检手头阿英的《小说闲谈》，却找不出相关文字。再细看，原来此本《小说闲谈》是修订过的新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7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新一版），其《小引》云：“这是我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小说闲谈》（良友出版公司刊）改订本。内容除将原书作了很大的删节……”于是再到图书馆查对初版，才弄清楚，阿英所述见于初版的《小说零话》第六节“淫书”：“刘大杰先生亦有孤本一种，书名《双峰记》。双峰者，两乳峰也。书盖以女性乳峰为中心，艺术的描写性心理，与一般淫秽之作不同。书亦明刊，图数十幅。”这寥寥数十字，有可能是世间关于《双峰记》仅存的记录呢。
郑振铎所为，唯有一点能让我们为他作出些许回护：他是1958年出访时因飞机失事而遇难的，如其不死，会不会“看破故纸”，将《双峰记》还予刘大杰呢？
郑振铎
以上两事，令学苑名流生了贪欲的，是珍本色情小说的诱惑力；以下两事，引人犯罪的却是陈寅恪的学术光环。
陈于三十年代初曾详细批阅《韩翰林集》，其弟子蒋天枢最初披露：“惜先生手批校之《韩翰林集》，于一九七四年为某友取去，余乃别购一硃印本付之，令其录副归我。今兹所录师语，皆自副本，无从核对，录毕不禁怅然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7页）这时，还匿去“某友”名讳，后来则明确说：“别有武强贺氏刊本《韩翰林集》一厚册，刚主假去不还，闻已归北京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陈寅恪先生读书札记弁言》，《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一集》，三联书店，2001年）蒋的学生黄永年亦提及：“蒋先生也给我看了一册陈寅恪先生批校的贺刻《韩翰林集》，不过不是陈先生手迹，而是谢刚主（国桢）先生过录的，原书被谢先生索去了。蒋先生和谢先生是当年读清华国学研究院时的老同学，但对谢先生索去原书颇有意见。”（《回忆我的老师蒋秉南［天枢］先生》，《学苑与书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此外，蒋另有《全谢山先生年谱》增补稿凡四册，“存谢刚主处，久索未归，云已付之故纸摊云。伤哉！”（《烟屿楼集〈记杭堇浦〉辨诬》，《论学杂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谢国桢
检《瓜蒂庵藏书总目》（《谢国桢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2013年），其集部的别集类未见《韩翰林集》之目，是不是谢国桢也没好意思将那部陈批本当作己物合登记在册呢？这个批注本，蒋天枢当日“闻已归北京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但据韦力先生在微信上发布的网文《国图出版社：妙处难与君说（下）》，如今却是存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书是如何流转的，我们无法细究，但总之尚存天壤之间，终属可喜。
另一桩发生在政治敌对下的台湾。这次扮演“那厮”的是周弃子，而“攫去”之物则是陈寅恪五十年代私印的《论再生缘》。张之淦自述：
在中山大学初有油印本，寅恪坚持必须用繁体字誊写，亦见此老之倔强。书成不得出版。余曾因谒俞大维先生，蒙其惠假此油印本，钤有俞氏藏书印记。俞为寅恪中表，此书印布甚罕，其后乃得由章孤桐携付香港梓行。俞氏藏本远在港版之前，假我实乃异数。弃子来过强取而去，久假不归，余乃无以还俞，坐是亦不能继见。岁除日弃子长书抵书余委婉其辞，然终无解于余对大维先生之愧负也。诸人俱已往矣，谈之复何必耶？只惟惘惘而已。（《读元白诗笺证稿》，《遂园琐录》，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
借书不还，自然应属于“以不正当方式攫去”之例，性质无异于攘夺——而且利用了友情而为之，在某种意义上是更为恶劣的。
至今陈寅恪著述一纸风行，《论再生缘》已化身百千，而陈批《韩翰林集》想来也有影写传世的机会，也就罢了；但吴晓铃那批“寡谦少耻的没文艺价值的小说”呢？刘大杰的海内孤本《双峰记》呢？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既惜其书、复憾其人了。
对于近世以来那些在中国巧取豪夺文物图书者，我们习惯以盗贼视之，比如斯坦因，仍被我们的专家称为“中国本部古遗址最大的盗掘和破坏者，是劫掠中国古代文物的第一大盗”（巫新华：《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 ：斯坦因哈佛大学讲座·中译本前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而我觉得，他们确是“大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大盗”——所劫获的文物图书，悉归国有，为天下公器之用，是谓之“大”；相反，将文物图书据为己有，仅限于满足私人的恋物癖，则不可不谓之“小”，此辈就只好称为“小偷”了。
“大盗”都由外人做了，所以我们只能冒出个把“小偷”了吗？
附记：
借书不还，当然非自近人始，宋人早有“还书一痴”的愤激语。检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卷三“藏弁卷”辑录了两个典型案例：
北宋赵令畤《侯鲭录》：
比来士大夫借人之书，不录，不读，不还，便为己有，又欲使人之无本。颖川一士子，九经各有数十部，皆有题记，是为借人书不还者，每炫本多。余未尝不戒儿曹也。
清吴骞《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二《明史稿列传》条：
此书余藏之久，姚江邵予桐（按：晋涵）编修见而爱之，以为此《旧唐书》也。在西湖书局中借阅累年，后竟携以入都，屡索不还，属武陵友人往取之，酬以二十金始得。昔人以借书还书等为一痴，殆是之谓欤！
·END·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访问《上海书评》主页（shrb.thepaper.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