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物是有魔力的。当我们看到儿时常有，如今几乎消失的旧物，比如缝纫机、搪瓷脸盆、米缸、BP机等，怀旧的感觉就会立马涌上来。很多物品注定属于特定的时代，它们像一个个地标，划清时代与时代之间的边界。
《旧物录》一书记录了85个消亡之物的故事，它们都是某个时代的人们想要大力发展的代表着“未来”的方向，但是时过境迁，那些东西或过时，或被替代，或消亡。每一个此类旧物的存在，都代表着人类发展的分叉口中，一条没有前往的道路。
本文摘选自《旧物录
》，经出版社授权推送。
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1946年7月12日，飞行员拉塞尔·罗杰斯驾驶康维尔116型飞行汽车原型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城外的林德伯格机场上空飞行。这辆克罗斯利双门跑车展开12米的双翼在空中滑翔了1小时，表现良好，飞行72公里消耗了5升燃料。
林德伯格机场以曾在附近飞行的著名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命名，自1928年建成以来，见证了许多飞行实验。它是第一个获准供包括水上飞机在内的所有类型飞机使用的机场，逐渐形成了飞行实验的传统。康维尔飞行汽车遵循了这个传统。
康维尔四座飞行汽车，亨利·德雷夫斯设计，联合 - 伏尔提飞机公司制造，
美国，1947 年
1940年，设计师西奥多·P.霍尔在世界上最轻的汽车车顶上安装了一架单引擎运载飞机。这是康维尔116型飞行汽车的第一架原型机，后来，他把飞行汽车卖给了联合-伏尔提飞机公司（后来称为康维尔公司）。一些发明家跟霍尔有类似的想法，他们梦想在空中实现不需要航线的交通，为现代日常生活带来效率、创新和速度，霍尔追随着他们的脚步。
随着二战爆发，116型飞行汽车的研发工作停止了，但是，战后人们又重新开始研发，设计工作得益于战时产品的材料和技术转让。随着装配线能力的提高和工业材料（如铝、塑料和木材层压板）的使用，包括康维尔公司在内的许多厂商在自我驱动下进入新的产品领域，以满足战后富裕而渴望提高生活水平的公众的需求。在这种新范式之下，工业设计公司成为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预测和迎合着市场的欲望和需求。
1944年，美国一流的工业设计公司亨利·德雷夫斯设计事务所受邀协助研发康维尔公司的下一代陆空两用飞机——118型飞行汽车，这是面向新消费者的新产品。以旅行推销员为代表，更有时尚意识、流动性强的美国白领阶层是这项发明的目标受众。亨利·德雷夫斯档案中的宣传照片显示，飞行汽车（去掉了飞行装置）的车身随意停放在一栋郊区住宅前，传达出康维尔飞行汽车可以多么轻松地融入日常生活。
汽车车身夸张的空气动力学造型体现了战后的未来主义精神。在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市的德雷夫斯设计事务所办公室里，经验丰富的汽车设计师斯特罗瑟·麦克明和制图员兼模型专家查尔斯·格里用黏土制作了从1/4比例到全尺寸的汽车模型。手工模型制作和工程图纸研发相结合，以及对工业材料的巧妙运用，创造出一个带有机翼的灵巧的流线型车身。
118型飞行汽车的宣传册介绍了线条流畅的飞机组件在载重和结构方面的功能：“一根大型无缝铝合金管用于机翼，一根用于尾梁，较小的铝合金管用于尾翼梁。”汽车车身采用了玻璃纤维，广告宣传称其“比钢更坚韧，比铝轻20%”；玻璃纤维还有“固有的消音性能”，能够“安静操作”。这些技术事实在宣传文案中被作为卖点宣扬，再加上详细的设计图纸，使消费者对飞行汽车的设计故事产生兴趣。
康维尔飞行汽车的乘坐舒适度依赖于飞行员兼司机座位的专业设计，而德雷夫斯设计事务所在研发以用户为中心、平衡安全性和易用性的产品过程中声誉日隆，两者一拍即合。
德雷夫斯设计事务所的设计强调了人的因素，重要的工业设计项目包括：G型电话听筒（1948年获得专利）；约翰·迪尔可调节拖拉机座椅（20世纪50年代），研发过程中咨询了肌肉骨骼疾病专家珍妮特·特拉维尔博士；普通美国人“乔和约瑟芬”的拟人化图表（20世纪50年代）；书籍《为人的设计》（1955）和《人体度量》（1960）。设计事务所充分思考了人体形态跟设计的关系，为人体工程学设立了新的行业标准。
从第一架原型机开始，所有的飞行装置和控制元件被设计成一个可整体拆卸的单元，这样康维尔飞行汽车的航空设备在维修时，汽车仍可以继续使用。切断简单的插口，就可以完成从飞机到汽车的转换，汽车的系统和电路都不会断开。德雷夫斯设计事务所在战争期间精于驾驶舱设计，改进了仪表盘和控制元件的分辨度和触感，同时优化了空间，让飞行员感觉舒适，并且更易操作。
康维尔飞行汽车有独立的汽车和飞行控制系统；飞行装置安装在从上方向下摆动的控制杆上。1947年，飞机在试飞中意外耗尽了燃料，试飞失败后，康维尔飞行汽车的命运急转直下。此前同意为该项目提供资金的投资者退出了。
1948年1月，飞行汽车修复一新，两架原型机恢复试飞，但该设计从未投入生产。康维尔公司和德雷夫斯设计事务所设计的康维尔飞行汽车在地面行驶方面获得了成功；这款汽车式样时尚精巧，并且很容易适应完善的交通系统，能够在“大路上疾驰”，在操作和经济实惠方面甚至比凯迪拉克和福特的车型更胜一筹。然而，对于个人飞行新技术的日常使用来说（不管是否安全可靠），没有尝试过的天空领域才是更有挑战性的环境。
电影《飞行家》
康维尔飞行汽车出现在“伴侣号”人造卫星发射前几年。在宣传手册上，一对夫妇站在地面上，飞行汽车正处于公路模式，他们向有机翼的汽车挥着手。在远处，一枚火箭直冲天空，暗示着两种航空发展之间的技术联系和共同的文化背景。这幅插图向消费者展示了康维尔飞行汽车将幻想变为现实的能力。
尽管康维尔飞行汽车和飞行史上的其他发明已经烟消云散，但是，在设计师和工程师们面向未来的梦想之中，肯定仍有对随时起飞的私人定制飞行的想法和追求。NASA有一个发展“按需移动”的项目，满足当下人们对个性化和即时性便利设施的迫切需求，但目前仍然主要应用于无人驾驶的遥控设备，比如无人机。与此同时，大多数太空航行项目不再载人。
正如亨利·德雷夫斯设计事务所几十年前帮助康维尔公司认识到的那样，航空设计中最难满足的是人的因素。尽管如此，想象中的飞行仍然对人有强烈的诱惑，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极光飞行科学公司（“推动‘按需飞行’向每个人开放的世界领头羊”）的首席执行官最近向NASA的受众宣布：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只要跨越了使用便捷的门槛，人们就真的想要飞行。”
某些事物的存在早已超越了它们原本的功能，消亡只是更广阔经历中的一个小插曲。
以朴素的衬线字体为例，它诞生于画家的笔下或石匠的凿下，如今存在于印刷和数码字体中，源远流长，但完全不具备两千多年前的原始功能。
斗拱也是如此，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它是连接屋顶和柱子的重要承重构件，创造了独特的飞檐翘角。斗拱主要是一种建筑构件，承载着典型的中式屋顶，反映出居住者的社会地位——这是一种东方的式样，就像书法一样成为遍及全球的“中国特色”。斗拱在社会和建筑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双重意义，在实用功能消亡很久之后，仍然代表着现代中国建筑的某种精髓。
要了解斗拱以及它的消亡和不朽的遗产，必须认识到中国悠久的建筑传统和（建立在儒家思想之上）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之间有着重要而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社会组织体系的缩影，它对建筑环境有着史无前例的影响，根据社会地位实施的严格规范，决定了从城市规划到家庭空间安排等一切外在形式。
斗拱兴起于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在唐代（618—907）达到了鼎盛，庞大的木结构代表着中国木建筑工艺的顶峰。斗拱由许多相互连接的构件组成，最重要的两个构件是“斗”和“拱”。
沈阳故宫（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殿的斗拱，1625—1636 年
“斗”是一个正方形的基础构件，上面楣梁状的“拱”形成了一个悬臂，可以支撑相连的拱或屋顶横梁。斗拱结构的完整性不靠紧固件，而是靠精确的木工和重力。经过切割，每一块木料都与相邻的构件严丝合缝，在屋顶的压力下纹丝不动。这种建筑结构固有的弹性也能有效抗震，为整个木框架提供稳固度。
从古至今，斗拱在中国一直象征着建筑与社会地位之间的重要联系，但是，直到12世纪初出版的建筑典籍《营造法式》中才明确了这些规范。这本书的宗旨是提高建筑行业的效率，根据居住者的社会地位，极为详细地列出了相应的建筑构件尺寸。
中国的建筑具有整体性，比如，斗拱的大小决定了屋顶的大小，而屋顶的大小又透露出主人的地位。
最大的斗拱只有皇帝才能使用，它可以铺成五层，形成最深的屋檐和最大的屋顶。相反，宗庙等礼制建筑只能使用三层以下的小斗拱，形成较浅的屋檐和较小的屋顶。
在唐朝的鼎盛时期，中国传统建筑形式流传到日本并繁荣兴盛，斗拱开始逐渐缩小，到了宋代（960—1279），斗拱变得越来越小巧玲珑而具有装饰性。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衰落，斗拱具体代表权威的逻辑也随之消亡。
20世纪初，随着钢筋混凝土取代了中国历史悠久的木结构建筑，现代建筑师也取代了建筑工匠。中国的建筑行业有着无与伦比的文化多样性，欧洲各国、美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建筑师都参与到当地的建筑行业之中，他们（包含第一代中国建筑师在内）中的许多人（但并非所有人）都对建筑在精巧的斗拱之上的传统中式屋顶的消亡感到惋惜。现代中国建筑应该采取何种形式？在试图调和这个不可调和的问题的过程中，除了最顽固的现代主义者之外，几乎所有人都从中式屋顶中获得了灵感，有些人甚至试图复兴它，尽管用的是混凝土。
这种做法在整个亚洲都很普遍。在中国，许多年轻的本土建筑师用非结构性的斗拱模型来装饰他们的设计，一些外国建筑师甚至试图复兴中式屋顶，包括亨利·墨菲，他的“中国建筑古典复兴”风格流传至今。
在日本，下田菊太郎等建筑师推广了“帝冠式”建筑风格，实际运用于日本不断扩张的东亚殖民帝国，因此这种屋顶具有了某种政治意味。中国管辖下的公共建筑设计和建造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
1927年之后，南京的设计竞赛规定某些建筑必须按照“中国风格”来设计，这让一些当地建筑师非常气愤，比如，陈占祥在1947年形容这种设计看起来“像和平时期的皮卡迪利广场穿上了音乐厅里中国官吏的俗艳戏装一样令人惊讶”。
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的中国建筑师童寯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嘲笑现代建筑保留中式大屋顶就像留满族辫子。他在1937年嘲讽地写道：“中国屋顶盖在最新式的结构上，看上去如辫子一般累赘多余。奇怪的是，后者现在是受嘲讽的笑柄，但中式屋顶却仍然受到顶礼膜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