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公明
美国历史学家罗纳德·C.罗斯伯顿（Ronald C. Rosbottom）的
《突如其来的勇气：法国青少年与德军的对抗，1940-1945》
（
Sudden Courage: Youth in France Confront the Germans, 1940-1945 Hardcover
，Illustrated, 2019；焦静姝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
讲述的是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法国青少年如何面对强权和镇压产生反抗勇气、投身抵抗运动的故事，是一部“关于年轻人的勇气和牺牲的动人编年史”
（《出版人周刊》）
。
罗斯伯顿在“前言”一开始就提到他上一本出版的著作《当巴黎黑暗时》
（
When Paris Went Dark: The City of Light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 1940-1944，2014）
，在那部著作中，罗斯伯顿依靠回忆录、日记、信件、档案、访谈、个人历史、传单和海报、小说、照片、电影等史料以惊人的精确度描述了一座被占领的城市日常生活的细节，以及与黑暗作斗争的勇敢的人们。为我们理解光明之城的黑暗岁月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历史证言。但是他认为关于青少年在抵抗德国占领的过程中扮演角色的重要程度还远远没有在那部书中反映出来。因此也可以说该书是《当巴黎黑暗时》的续编，作者要聚焦的问题是：“‘抵抗运动’作为一股大无畏的力量抵御了法西斯主义，这一盛名有多少是建立在青少年柔弱的肩膀上的？这些男男女女时常感到，自己代表了某种比对法兰西的爱国之情更伟大的东西。”
（8页）
于是在该书中，“我们通过选取几个青少年可歌可泣的决定、行动、成功或失败的例证（这些例证源自他们的回忆录，或者他们熟识之人的回忆），构建出一部具有启发性的历史，这部历史表明我们经常低估了青少年在法国被占领期间起到的作用”
（19页）
。
今天人们谈到在二战中被纳粹军队占领的国家中的抵抗运动，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游击队的武装抵抗，如暗杀德国官兵、制造爆炸和列车脱轨等重大事件等等，这是属于“硬抵抗”。另外还存在“软抵抗”的行动，如印刷和派发号召反抗的传单、掩护和藏匿被抓捕的犹太人或被通缉的反抗分子、为游击队传送情报、帮助有需要的人穿越边境等等。甚至作为一种不服从占领军和维希当局统治的表达，如在闹市中乱穿马路，在大街上嘲笑一个穿制服的德国人，在学校里嘲笑那个支持维希政府并一脸自负地站在自己面前的老师。这些青少年会与法国警察在公共场所玩捉迷藏，到公共集会上大声呼喊，在电影院里每当德国的新闻宣传短片开始播放，他们就嘘声跺脚，直到灯亮起来、放映员被迫停下来。所有类似行为都可以代表了青少年的“抵抗”。哪怕是最简单的表示不服从的姿势和造成的最轻微的破坏，都是有作用的。因此，“‘抵抗’这个词涵盖了一系列广泛的行动，但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对占领者及其爪牙的仇恨，以及对法兰西这个伟大民族的骄傲”
（15页）
。“尽管他们的抵抗对德国军队而言影响甚微，但他们执着地表达着想做些什么的意愿，以及通过自己的行动与法国民众产生共鸣，让民众渐渐开始质疑所谓的既成事实。对最早的抵抗者（无论是成人还是青少年）而言，抵抗占领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勇敢的责任。”
（16页）
他们也会这样描绘自己的形象：“我们这么年少，可以轻易去往任何地方，一边假装自己在玩游戏、胡言乱语、双手插在口袋里吹着口哨，一边闲逛到工厂外边、军营或德军运输队附近，在厨房里或人行道上闲逛，翻越围墙。一切都站在我们这边，我们甚至会得到女孩们的帮助（当她们也能被招募时）。”
（109页）
这也是在好莱坞电影中时常见到的镜头，通常接下来就是交换情报或散发传单。只不过青少年的抵抗行为实际上要比这些形象要复杂得多，经常也是要枯燥得多。
罗斯伯顿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和关键的问题：“在一个警察国家（police state）里，什么才是‘抵抗’？‘抵抗’并不一定要向占领军或警察开枪，也可以是像传递纸条，悄悄转述在BBC上偷听到的消息，或把钉子扔到德国汽车的轮胎下面这样微不足道的举动。‘抵抗’可以很短暂，就像一个少年在拥挤的电影院里跳起来大喊‘戴高乐万岁！’；也可以很危险，比如藏匿一名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或把人悄悄带去西班牙或瑞士边境；也可以很安静，就像一名老师温和地提醒学生们不要忘记法国大革命的价值和格言——自由、平等、博爱’。一个极权主义政权需要用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将长久的、令人麻木的恐惧根植于人民内心，尤其是当一切表达抵抗的途径都被封堵时。但总有一个人或一些人，能想办法举起拳头，或创作一幅艺术作品，或发出一个声音表明‘这必不会长久’。在这个极其复杂的时期，这就是所有抵抗者的力量，无论这力量多么温和。占领者在逮捕犯人后使用的手段极其残暴，如殴打、勒索和折磨，但他们在设计招募间谍、追踪通信线路、分析人口记录和耐心监视家庭与企业雇主时，则采取更不易让人察觉的手段，更多是引诱而不是恐吓民众。这些手段在今天仍在被极权主义政权或警察国家使用，而年轻人仍旧会走上街头质问：为什么？”
（225-226页）
是的，“年轻人仍旧会走上街头质问：为什么？”。
在突然到来的被占领形势中，青少年既可以选择面对也可以选择尽量逃避，在选择面对之后也有立场、行动和方式的选择，继而还可以根据形势与自身语境的变化而改变立场或重新选择回避。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无法回避的是彻底影响到每一个人的被占领国的生活，无法回避的是每天目睹耳闻的发生在身边或远方的事情。“他们的想象中充满了战争的枪声和硝烟，即使这些战争尚未打响，还在酝酿之中。他们看到自己的长辈和自己的政治、宗教和知识领袖们，如何日渐忧虑，也看到新闻是如何一天比一天变得更糟。”
（18页）
那么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罗斯伯顿清醒地意识到，“这个主题的写作需要历史学家在叙述中保持一定程度的谨慎。处理‘青年’或‘青春’这样的概念并非易事。生理上的定义只能起到一丁点作用，用青春期来定义同样很麻烦，特别是从回忆录、书信和叙述中几乎不可能辨别这种生理变化是从何时开始的”。
（同上）
在占领军与卖国政府的残酷统治下，年轻人敢于反抗的“突如其来的勇气”究竟是怎么来的，这是全书的中心问题。罗斯伯顿认为，“许多年轻的抵抗运动成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往往会被某种形式的离别或德国人的暴力行为，激发出突如其来的勇气。也许是一枚落在附近的炸弹，也许是自己的家被德国人征用，也许是目击有人被德国人殴打或射杀，也许是眼看着自己的父母在沮丧、愤怒和羞辱中崩溃——这样的事常常令青少年目瞪口呆，继而发誓要报仇雪恨。当然，许多人会更加谨慎地行事，试图在这场不可预测的风暴中保全自己和家人的性命。而那些已经忍无可忍的年轻人，会在穿制服的德国人经过时冲他们大喊大叫或者竖起中指。”
（71页）
他接着引述一名亲历者回忆，这个少年开始设想长期生活在德国占领下，必须顽强工作、哄骗他们、安静站立、咬着牙关顺从，直到死去。罗斯伯顿说“这一切何时才能结束”这个问题将成为青少年参与抵抗运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盲人少年、法国抵抗运动的杰出组织者雅克·吕塞朗（Jacques Lusseyran）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里讲到1938年当他从无线电广播中得知德奥合并的消息时，震惊得不知所措，他说“历史带着杀人犯的面具向我袭来”
（91页）
。这句话应该成为人类二十世纪历史上最具震撼性的警言之一，是对“突如其来的勇气”的一种注解。
在吕塞朗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被占领国土上的生活情景是如何刺伤着青少年敏感的心灵，激发出反抗的勇气。他们睁眼就看到路上的德语路标，官方建筑上悬挂的鲜艳的纳粹旗，在商店和饭店外张贴的“我们说德语”（ Wir sprechen Deutsch） 的告示，以及看到德国警察在指挥交通，就有一种被冒犯的感觉。更让他们感到愤怒的是，在德国统治下的最初几个月，常常被拦下来检查证件；让法国青少年更感到耻辱的是，那些检查站哨兵往往不比自己大多少。
法国的中学教师对于学生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年轻的抵抗运动成员正是在老师的思想引领下走上抵抗的道路。当时法国中学教师大多是进步分子，有些甚至是社会主义者，部分教师在占领初期就加入了抵抗运动，当然也有人仍然拥护维希政府，相信贝当将法国从全面战争的浩劫中拯救出来是正确的。也有教师坚持向学生灌输不同的爱国主义，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法国大革命的遗产，以及国家为保护人权所进行的斗争。虽然教育部下令停止历史教师讲授1918年后的法国历史，但是吕塞朗最喜欢的一位历史老师在放学后关起门，为想留下的学生讲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从《我的奋斗》到戈培尔，一直讲到纳粹意识形态的种族特征；他冲着学生们大喊：“年轻的先生们，这不是一场国家间的战争。”这名老师很可能是地下共产党员，他和他的同伴们很可能会被维希政府解雇，但他们对这些是非分明的年轻学生将产生深刻且持久的影响
（94-95页）
。
在对法国青少年参与抵抗运动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中，摇摆乐、爵士乐等青年亚文化现象也是其中之一。“当法西斯国家开始禁止摇摆乐和爵士乐这种堕落的、阴柔的、黑暗的、民族的音乐时，青少年们只会更加渴望触碰界线，那条将他们的文化渴求与父母或政府的权威分隔开来的界线。……‘摇摆’表面上以一种无伤大雅的方式僭越了道德规范和政治约束，是对维希政府道德主义的一种‘抵抗’。年轻的法国人后来用‘摇摆’揭穿了占领者们的虚伪面目。”
（101-102页）
还有就是在三十年代末突然在法国大都市流行的“扎族”（ Zazou ）行为和着装风格——古怪服装和发型。扎族是一群非暴力的煽动者，虽然不会公开批评政治，但聒噪、滑稽，举止疯癫，以此向占领军和维希政府挑衅。罗斯伯顿认为，“扎族并不算是勇于反抗德国人及其共谋者的一群人，但他们是反主流文化的，有时也十分勇敢。起初在20世纪30年代末，他们起身反抗那些欺负他们的右翼朋克族，之后他们又反抗维希政府和德国的道德警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存在嘲弄了第三帝国和法兰西国最珍视的纯洁和男子气概。……尽管扎族更多表现出一种蔑视和满不在乎的态度，而不是愤怒，但他们仍然被一个约束性强且自以为是的体系视作颇为扎眼的批判者。”
（104页）
还有就是，“法国年轻人突如其来的勇气的最大动力之一，就是维希政府的政策。” 1940年5月，德国侵略法国，6月14日德军进入巴黎。10月24日，希特勒与维希政府贝当元帅在蒙图瓦尔的火车站会面，成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许多法国年轻人“看透了维希政府的卑躬屈膝，又多了一个追随其他领袖的理由”
（82页）
。按照1942年与柏林签订的协议，维希政府在1943年2月宣布所有十八至五十岁的法国男性和所有二十一至三十五岁的法国单身女性必须进行劳工登记。它迫使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躲藏起来，离开学校，或者只为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而加入抵抗运动。许多人此前试图避免成为抵抗运动活跃分子，但这条严厉的法令让他们别无选择
（169-170页）
。
西班牙内战也对法国年轻人产生很重要的影响。青年学生们会对政治价值观产生迷惑，但他们坚信善与恶的差别。他们在西班牙内战中目睹的对平民的无差别杀戮，彻底越过了他们认定的不可逾越的底线，因而引发了他们内心的呼喊。他们亲眼看见自己的父亲、兄长为支持西班牙共和国而匆忙地印刷传单、在街头募集资金、为逃亡的西班牙人在法国寻找避难所，甚至自愿参与斗争，因此学到很多东西
（63-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