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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系列的第一篇发出后，大象公会的核心黄章晋兄，文后留言并朋友圈转评：“精彩，期待下期”。第二篇发出后，大学同行群里，一老师评论：“有些人，在隐忍中消耗生命，在缠斗中找到存在，在乞怜中彻底堕落”。
我不发议论，就是叙事。虽然用的是我所讲授的新闻写作基于事实的手法，但文体是虚构写作（fiction），用的是文学的白描，只是人和事都有生活原型。就像文学中的“我”，不一定是作者本人；而“他们”，则有大学里很多政工干部、行政官员的影子。
前两位X、Y一般不管言论、写作，只是干涉讲座、会议、出访等活动，主要是不准假、谈话劝阻。因为Y时间长了和我熟悉，以领导、大哥、过来人的身份，采取综合套路，包括吃吃喝喝、肉体拦截、动之以家人情，都采用过。我称之为纠结缠斗，斗而不破。
第三位领导Z，和前两位风格完全不同。不光管活动，也管我的言论。成天盯着我的微博、公号，又主动加了我的微信，经常善意地私信、电话、或见面说，这个不妥，那个会惹麻烦，这个涉及到学校和教育部，最好删了。
我的所有言论都经过痛苦的自我审查，遵从法律和道德。发出来、发不出来后，又有网管的审查。他像我女儿的身高，却以父亲般的身份，有时又有夫妻间谈话的不快，让我充分感受到家庭般的关心。
Z比我年轻，和他谈话，我一定要俯身恭听，不是因为他的个子，而是对领导的尊敬重视。他是从办公楼里校监察处长的位置，调到学院当书记的。这种正处级之间的平调，我不知道是淡出权力中心，还是转一圈，加点基层历练，继续高升。
我和他之前没有接触，他来了之后和我多次谈心，有些了解。Z大学是学数学的，分配到学校后，做行政管理，工作努力，仕途顺利，很早就提了副处、正处。他说其实和我有过两次接触，一次是2011年的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他是记票的总负责人。由于很多人“另选他人”写的是我的名字，夜里12点截止后，他们统计到凌晨4点多才有结果，外边还站着许多我的学生支持者。
第二次，我想起来了，是他主持某年的校教代会-工代会大会，在某项表决时，我是唯一举手反对的，他让我陈述反对理由，遂有印象。
那次开会私下讨论时，许多教工代表对工作报告、人选有意见。别的比较复杂，难以一致，有一个工会里的“劳动仲裁委员会”，许多人觉得人员构成不合理，商量着表决时反对。
我们学校一直在进步，教工代表过去是不开会，后来是开会，鼓掌一致通过。现在各项表决时，同意、反对、弃权，大庭广众下，分别举手。
该这项表决时，举手同意的人，照例很多。主持人说反对的请举手，我按约定毫不犹豫地高举单手。但是很快发现，我跑得太快了，就像早泄的小马驹，大部队没跟上。可是我要是缩回手，举而不坚，那就是更丢脸的阳痿。没办法，只有硬挺。
想必主持人，也就是Z，很诧异，让我站起陈述反对理由。我说劳动仲裁，应该劳方、资方都有人，比例适当。现在7个人选中，5个是资方任命的坐办公室的处长、主任，只有两个是教学一线的，还一个是任命的院长，另一个才是普通老师。真有纠纷仲裁，至少从形式和比例上，资方的人太多。
Z回应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教职工都是学校的主人，哪有什么劳方、资方？说的我心不服口服。估计他初中的社会发展简史、高中的政治经济学，一定学得很好。以后学数学、工作，全靠那点底子。认知不同，以后的谈话，节奏可想而知
不过他的脾气很好，作为主管，经常和我沟通。有时谈话不快，他还多次说一起吃饭聊聊。约了几次，我不能不给面子，某晚在眉州东坡酒楼，两人终于坐到一起。他说我的言论还得注意，我说我的言论都是合乎法律和道德的。他说还有国情和我体制内的身份，现在大小环境不同，请多理解配合他的工作。吃人嘴短，我酒后答应了。
一起出来他买单，没要发票，实心请人。
那时我还是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负责新闻研究生培养、科研、学术交流等，有一些项目，偶尔组织个会议、安排个讲座什么的。当时舌尖上的中国火了，微博更火。我想组织个“微博上的中国”研讨会，要用学校代管的我自己的项目费，Z不同意，也不容许在学校开。
后来我联系了个朋友的公司，有会议室，他也愿意结交专家学者，可以管个茶歇、晚宴。在和校内外的参会者邮件、手机联系中，有人愿意来，有人答应了，没几天又反悔。一来二去，Z不知怎么知道了。有一天，他从一楼的办公室，来到我二楼的办公室，笑着站在我身边。我从电脑抬起头，伸伸腰，坐着和他一般高，问：什么事？
他语气温和，但态度明确，说兵器大楼那个会不能开。我说那是校外，管得着吗？他说你是用学校的名义组织的吧？我说这是一个公司组织的，我只是其中的参会人员。他说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学校的人，不能参会。另外你在学校安排的那个关于网络问题的讲座，也请想办法取消。
会没开成，本地的好说。外地的木然教授，也是体制内学者，已经买了不能退的机票。他很不理解，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安排好的讲座取消，这机票怎么办？他要在网上说说这事。Z知道后说，可以预付讲座费抵他的机票，欢迎他以后来，但请他务必不要炒作此事。
想起了另外一次。媒体人周筱赟由于经常网络爆料，监督慈善公益事业，得了一个《京华时报》的什么年度奖。他之前在中山大学做过驻校项目的上课记者，在其他高校也做过“网络爆料中的新闻专业主义”讲座，所以我顺便请他来讲讲。
和Z搭档的院长，后来升了副校长，也就是我在第二篇中提到的，从自由主义的学者转变为反自由的官员的典型，知道讲座的事后，让我取消了周的讲座，希望他不要网络炒作，我们用讲座费抵他的两晚住宿和市内车马费。
大学没有强拆、上访，也有这方面的费用。
2014年6-7月，我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也就是北京日本文化中心的邀请，访日一个月，考察日本的文化、教育、媒体。这不是什么特高课组织，而是在北京公开合法的机构，这些年来中国许多官员、学者接受过邀请。我校的一座日本学研究大楼、日常的运营、日方专家的费用，都是由他们出。同样的访问项目，去年我的一个同事也参加了。可是到我这，人品又出问题了。
我给Z请假报备，附上邀请信、详细的日程安排。他不表态，说要开会研究，先征求下面没有实权，相当于原来教研室主任的系主任的意见。他们开会的结果是，不予批准，但可以暑假去，这就和学校没关系了。
问题是再有一周就放假，现在已经停课，我的考试也安排好了，很多老师就是这个时间出访、旅游、探亲的。我也是照此和日方商定日程，机票、签证都有时效。日本人多地小，政客天天换，把国家管理的乱七八糟，但日本人安排这些活动非常精细，每天几点见什么人、去哪儿，都一丝不苟，要是突然取消一周的安排，严重的失礼。
给他们说清原委、留下材料后，我还是去了。没几天，日方北京办事处和我联系的中国秘书，发来邮件，说Z和人事处的一名小青年，来他们办公室调查我，问了很多情况。可一切都是简单透明，他给打印了邀请信、项目介绍、本次考察的详细日程安排，他们拿走了。
这些材料我早就给Z提供了。这不就是外调吗？印象中只有文革才有啊？
那晚眉州东坡Z请饭，他说原来在校监察处多轻松，学校也没有什么苍蝇老虎可打，就是传达文件、看看材料，到点坐班车就走。来到学院，头绪繁杂，每个教授都有脾气个性，特别是我，事太多，还都不好说。
他住回龙观，经常赶不上班车，回家很晚，顾不上孩子。我也有孩子，能不能也像那些教外语的，熟练工种，上上课就行，多陪陪老婆孩子，少惹事，少说话。不光对我好，也算理解支持他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