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地带因为处在夹缝中，它们总是被夹缝之外更大的东西所影响，很多时候这些地区的状态是游移的、是身不由己的、是徘徊的。在这种状态里，它可能又在固守着自己一些最珍贵的东西，这反而是最能打动我的。”
如果不是刘子超去往埃及的机票订在第二天，或许我们的采访会再推后一点。
2023年12月19日，在寒潮刚扫荡过的、零下13度的北京，我见到了即将远行的刘子超，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北方天空特有的高远的蓝色给人一种日光滔天的错觉，如果不低头看见枯木和积雪，甚至能感受到一些生机。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2021年，只是那次关于他的上一本书《失落的卫星》的采访没有做成，因为在前一天晚上，他和编辑一块去喝酒喝大了。试着回答了提纲里的两个问题之后，他说：“要不然，回去之后我给你文字回复？”于是采访变成了一次“闲聊”。
《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
刘子超 著
文汇出版社｜新经典文化，2020-7
2021年，刘子超在西藏的一家杂志社工作，当时在广州见到的他刚从西藏回来。这次在北京再见，他有了些微妙的不同。脱离了高原的日晒，他肤色终于“复原”成了本来的样子。穿着风衣的他，更像是从他喜爱的悬疑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书里走出的马洛侦探。
去陌生的地方，进入酒吧和陌生人交谈，获得一些有用或者无用的信息，好像也正是侦探要做的事。
访谈过程中，他反复提及的一个词——“自由”。2011年，还是记者的刘子超第一次去往印度，印度之行成为他旅行写作的开始。正是火车上的印度之行，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旅行写作的自由。他能像写小说一样，写与人的相遇、写风景、写自己的观察……似乎能在所有的题材里自由穿梭，“真是特别自由”。
的里雅斯特的海岸线。（图/受访者提供）
印度旅行也是他之后无数次旅行的缩影，他在不同的车厢与街巷里见到了参差的阶层，也理解了人与人沟通的艰难，甚至经历过一次小型的“逃跑”：同行的两位来自中国的商人，他们的生意很成功，但英语不好，所以很多时候需要刘子超协助翻译。然而，他们在印度热衷于砍价，比如开价10卢比，他们会砍到5卢比，因为他们觉得当地人对外国人抬价了。
而在刘子超看来，5卢比折合人民币几毛钱，对于去印度旅行的他们而言，其实算不上什么。“那些小贩真的是很普通的穷人，可能那几毛钱对他们来说远远比对你而言更加重要。”于是那天早上，刘子超离开了商人，乘上了前往加尔各答的列车。
在高加索徒步时，他也同样遇到过误解。偏远的山地里，有中国的工程队在修路。有外国人并不理解为何中国要在如此偏远之处修路。他们认为“地缘政治”是中国在此地修路的最重要原因。“可能仅仅是因为这个地方需要路……如果没有最开始这条路的话，它永远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刘子超试着回答。
刘子超。（图/受访者提供）
当地人、旅人、刘子超自己……这些细节构筑起刘子超旅行的世界。
成为职业作家之后，刘子超的写作很规律。他会每天固定写1000多字，但是每每在进入写作的三个月之后，他就会发现规律的写作越发困难。他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能量去维持每日1000多字的产出——所以他索性每三个月就出去“走一下”。比如他去高加索徒步，也是因为连续写了三个月。从高加索回来之后，他又持续写作了三个月，然后预订了去往埃及的机票。
“那你能说说，你在写的那本书是关于什么的吗？”我问刘子超。
“也是旅行写作，但是我有一个迷信，就是写作不能提前预告。我觉得写作就像做饭一样，如果你频繁地在做饭的过程中掀锅盖的话，锅气会跑掉。”当时他决心不告诉我。
《沿着季风的方向》《午夜降临前抵达》《失落的卫星》，季风、午夜、卫星，刘子超已经出版的几部书，标题都有极浪漫的意象。他行走过的总是不那么热门的地方，作为旅行者的他，也有意识地避开那些被旅行者写下无数记录的地区。
《午夜降临前抵达》
刘子超 著
文汇出版社｜新经典文化，2021-8
于是我在脑海中默默展开一张世界地图，从东往西，从北往南，猜想他正在书写的那个地方。南美？中东？抑或是非洲？
10个月之后，他的新书出版，我终于得到了答案。
2022年年底，已经很久没有旅行的刘子超离开了北京，去往巴黎。但是刚从疫情中复苏的航空公司跟刘子超开了一个玩笑，他的托运行李没有与他在同一班航班来到巴黎，于是他停留在欧洲等待包裹。在欧洲“游荡”的几天，他仔细思考着将要去往的方向：西班牙？北非？或者乌克兰？
但是，他觉得如果去往当下正在发生重大事件或者冲突的地区，似乎会让自己聚焦在过于具体的冲突上，这会让文本迅速地过时。于是他将目光投往了“血与蜜之地”——被称为“火药桶”的巴尔干地区。
《血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
刘子超 著
文汇出版社｜新经典文化，2024-10
维基百科上是这样介绍巴尔干半岛的：“（巴尔干）是一个地理名词，用以描述欧洲的东南隅位于亚得里亚海和黑海之间的陆地，详细的范围依照定义不同有许多种说法。该地约有55万平方公里和近5500万人口。……在古希腊时代，巴尔干半岛被称为哈伊莫司半岛。该地区的名称来自一条通过保加利亚中心到东塞尔维亚的巴尔干山脉。……半岛地处欧、亚、非三大陆之间，是欧、亚联系的陆桥，南临地中海重要航线，东有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扼黑海的咽喉，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雨中的莫斯塔尔，青色的内雷特瓦河。（图/受访者提供）
《血与蜜之地》的标题，也来自“Balkan”的词源，在古土耳其语里，Balkan就是“血”与“蜜”的组合。在现代土尔其语里，它的意思则是“一连串的树木繁茂的山脉”。
刘子超觉得这片区域处于“暂时的平静”状态，但是又酝酿着新的冲突。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反而可以放眼于更长远的历史，来审视这片土地。
萨拉热窝，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拉丁桥。（图/受访者提供）
刘子超关于巴尔干更久远的记忆，是1999年5月7日，北约的五颗导弹击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事件。三名记者牺牲，数十人受伤，随后中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给还是一名初中生的刘子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新书里写道：“我只记得那种深刻的体验动摇着我的心旌，也构成我对世界局势的最初记忆。当时我曾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去往贝尔格莱德，去事发现场看看。”
2023年，刘子超站在已经改造成中国文化中心的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旧址，在纪念碑前献上了一束花。
在巴尔干，历史创伤所带来的阴影笼罩着这片土地。在这里，刘子超反复思考的是当下面临的诸多挑战：民族主义所带来并非只有凝聚力，它背后可能深藏着更大的危机，可能会浇灌更多愤怒的个体，滋生出暴力和动荡。
莫斯塔尔市区建筑物上的弹坑。（图/受访者提供）
或许只有身处在如巴尔干地区这样拥有复杂历史纠葛、在持续冲突中维系短暂和平的土地上，才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民族”这样宏大的主题。
巴尔干的故事，在刘子超看来，是 “关于民族和国家的故事、关于暴力和战争的故事、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关于冷战的故事，然后是危机、崩溃、分裂和最终走向重生的故事”。
书中的旅途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的一家酒吧开始。2022年底，冬日阴沉的亚得里亚海边，小城飘着冷雨，刘子超坐在酒吧里，试着做笔记，就这样带着读者进入新的旅程。
斯普利特酒吧内玩填字游戏的男人。（图/受访者提供）
在去往巴尔干之前，刘子超对这里并不了解，这也是他旅行写作的乐趣之一，走走停停，边看边学，“像刀子一样切入那个地方”。
这段穿越巴尔干的旅途，在雅典小城的春日，在播放着比尔·埃文斯的老歌《我愚蠢的心》酒馆里，随着一杯酒，结束了。
“我喝尽杯中酒，感到未来是如此虚妄而动人。在这个世界上，鲜有事物比虚妄的希望更动人。”
新周刊：听说你马上要去埃及，能说说为什么要去那里吗？
刘子超：我最近在写我的下一本书，差不多写了一半。我写书有一个习惯，当我开始写的时候，每天会定量地写，每天写大概一千来字，写到这个数字，我这天的工作就算做完了。但（这样写书）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会感觉想完成它越来越难，我的注意力不会像最开始的两个月那样集中，写作的时间会越来越长，一般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出去走一下。
其实我（2023年）夏天的时候也走了一趟，也是差不多写到三个月的时候，我去高加索徒步了20多天。这次也是差不多到三个月了，又会感到有些涣散，所以会找一些比较温暖、机票较便宜的地方——最好还能对以后的写作有帮助的地方，所以就挑了埃及。
旅途中的夜归人。（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你之前做过记者，也做翻译，对你来讲“旅行写作”这种文体特殊的地方在哪？
刘子超：首先旅行是一个非常自由的文体。虽然说如果你写小说，表面上你是很自由的，你什么都能写，但实际上并不是。很多时候你的身份，就定义了你能写什么东西。比如我是一个中国作家，我就很难写一个主人公是俄罗斯人的小说。我是可以写，但是写出来以后大家都会觉得奇怪。
如果写小说的话，可能我只能写中国的故事，或者是有中国人出现的故事，哪怕写的是发生在纽约的故事，可能也是纽约华人的故事，或者是纽约华人跟外面的人发生的故事。你的身份，会限定你写作的题材。所以我反而觉得旅行写作更自由一点儿，我完全可以写一个在旅途中遇到的一个个陌生人的故事。
新周刊：和你接触下来感觉你不是那种外向的，或者说是会愿意和别人聊很多的人，你会觉得自己在旅行的途中比一般时候更外向吗？
刘子超：有这种感觉。一方面因为你是想去遇见人，去了解他们的故事，你肯定就会比你在正常状态下要更外向一点——你其实可以让自己去变成这样的，虽然可能维持时间不会像那种天然的“e人”那么长，最后你还会缩回i人舒适区里，但在需要的时候，还是会有至少一两个小时，你能让自己更外向一点。
从获得故事的角度来讲，一两个小时其实能聊很多东西。另外一点就是，写作跟旅行的过程并不完全一致，写作其实是把这些素材进行深加工的过程，是你不断地去反刍、去反思这个故事的过程。你怎么写其实是跟语言、跟节奏、跟文字会有很强的关系。
奥赫里德的老城。（图/受访者提供）
所以可能在旅途中只是一两句看上去很平凡的话，但如果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最后在文字上能呈现出不一样的质感，那可以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我也翻译过海明威的书，他作品里的很多对话我们都觉得很精炼、非常牛，但实际上你仔细看的话，其实就是普通的对话——聊天式的对话。但是他用他的文字表达出来以后，他的节奏，他文章中间穿插的一些环境描写呈现出的质感，就远比你在现实中听到那些话要更有意思。
新周刊：所以旅行文学和你翻译的海明威的小说是有类似的地方的。
刘子超：对，它是一个有机体，把很多东西综合起来，然后它们共同呈现出一种质感——而不仅仅是历史，不仅仅是人的故事，不仅仅是你看到的东西。旅行文学是把这所有的东西编织、穿插在一起，使它们变成一个有机体。
新周刊：有没有某个瞬间让你突然觉得自己想要做一个“旅行作家”？
刘子超：严格意义上说，旅行写作的开始，是《沿着季风方向》里的第一篇：《穿越北印度的火车之旅》。写完那篇之后，我觉得非常舒服，这跟以前写稿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让我觉得特别的自由，我深刻地感到了旅行写作给人的自由的感觉。
《沿着季风的方向：从印度到东南亚的旅程》
刘子超 著
南海出版公司｜新经典文化，2023-11
这也是我第一次发现旅行写作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它能把小说的技法用进去，能写历史、能写风景、能写你的观察、能写你跟人的相遇……真是特别自由，你能在这所有的这些层面里来回地穿梭，而其他的文体里，你很难这么穿梭。
小说当然也能写故事，可是你不能写着写着故事，突然穿插一大段历史，这样会很奇怪，但是旅行写作里就可以。同时环境和自然描写其实都可以写入里面，只要是能跟旅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就都可以成为你的写作的内容。
俯瞰杜布罗夫尼克。（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在不同地区旅行时，你观察到了许多不同阶层和族裔的生活。印象很深的是，你在印度的时候，观察到火车有两种车厢，一个是更高级的，另一个是普通平民用的。包括后面你在印尼旅行，会写遇到的背硫磺石的工人，我觉得特别感动。但同时，你会担心和当地人有理解上的错位吗？
还有一种方式去靠近旅行，就像奈保尔写印度，他也用非常冷峻的眼光，去看这个地方的一些历史，包括它当下的状态，你觉得旅行写作是否会跟“共情”产生矛盾？
刘子超：我觉得不矛盾，这种冷峻的打量或者说“偏见”，其实都是必要的，它也是旅行写作的魅力所在，因为你不可能有百之百的公正或者准确。
我觉得旅行写作其实就是你作为一个个体切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像一把刀子一样切入那个世界，然后留下一个切片。
这也恰恰是这种写作有意思的地方。所以我并不排斥哪怕是有人会觉得是偏见的东西。
杜布罗夫尼克跳水的人。（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你现在出的那四本书，都是关于边缘地带，是不那么被主流关注到的一些地方。在中国作者里，往这些地区去的人是非常少的，你是怎么样去选择你要写的地区的？
刘子超：我觉得首先还是我性格的原因。我对特别主流的地方或事物，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所以会把一些很主流的国家就给过滤掉了。我会觉得那些地方已经有那么多人写过了，它们也不缺文字去讲述了，而且我也很难在那种地方找到很新的视角或者很新的素材去书写，所以反而这种边缘的地带会更有故事可以发掘。
边缘地带因为处在夹缝中，它们总是被夹缝之外更大的东西所影响，很多时候这些地区的状态是游移的、是身不由己的、是徘徊的。在这种状态里，它可能又在固守着自己一些最珍贵的东西，这反而是最能打动我的。
米特罗维察的小贩。（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你在这些地区旅行的时候，过程也是挺波折的。交通和住宿有时候也是个问题吧？
刘子超：它们的基建差，主要是因为没钱。很多这样的国家是小国，它本身的资源就非常有限，不像中国这种大国能调动资源去修路、修高铁，很多地方就没有这种先天的优势，你让这样的国家去修路的话，这笔钱从哪来？
它们就只能靠贷款，现在可能愿意给它们贷款的国家也不是很多，这跟地缘政治有很深的关系。
去年夏天的时候，我去高加索地区徒步。那个地方叫梅斯蒂亚，是格鲁吉亚的一个山区。从首都第比利斯去梅斯蒂亚的路，开车的话得10个小时，那边的路不是很好，但是你会看到有中国的工程队在修路。到了梅斯蒂亚后，我住在村里的一个民宿里，民宿里还有一个澳大利亚人，他说想不到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要在这儿投资修路，这儿能有什么政治上的好处吗？
我当时就说，可能仅仅是因为这个地方需要路，这儿的人需要这条路。把这条路修起来，才有更多的人会来这儿，才会有资金，才能帮助这个地方发展起来。如果没有最开始的这条路的话，它永远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
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旧址，如今是一座中国文化中心。（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很多类似的区域，比如你要去的埃及，在国内的社交网络上会有一些讨论，比如说在某个区域容易被骗。
刘子超：很多人在国外的时候会经常想在这些地方是不是很容易被骗。我自己是觉得既然都已经出去了，有时候可能不用算得那么精确。当然，我自己的观点只代表我个人。
我在写印度火车那趟旅程的时候，有一段路我是跟着我们摄影师一起的，就我们两个人。后来又加入了两个朋友，跟我们走了几天。
蓝色火车内部。（图/受访者提供）
那两个朋友做生意做得还挺成功、挺有钱的，但是不太会说英语，所以他们出去买东西，就都让我帮他们砍价，一个小东西可能5卢比、10卢比，换算成人民币可能就几毛钱。人家说“10”他非要砍到“5”，他们会有一种天然的想法，可能是别人在算计他们的钱，多要他们钱了。
后来我实在是不堪其扰，有一天早上我就偷偷地走了，我赶了早上最早的一班火车，从那个地方去了加尔各答，离那个城市大概有六七百公里的一个地方。后面的旅途，我就自己走了。
我觉得在外面其实不用算得那么精确的，因为这几毛钱对你来说其实根本不算什么。而那些卖给你东西，那些小贩真的是当地的很普通的穷人，可能那几毛钱对他们来说远远比对你而言更加重要。
可能我在外面就比较随性，不在这上面牵扯太多精力，如果我在这方面牵扯太多精力的话，我在别的方面就没有那么多精力了。
萨格勒布公园内的涂鸦。（图/受访者提供）
还有一个故事，有一次在非洲的一个地方陆路过境，那地方平时不太有中国人，所以他们边境的小房子里会出来一个人管你要“好处费”，一开口就是2000美元，这就明显超出了正常的数量了，我当然不能给他。他就装作没什么谈的，转身回小屋了。我也在屋外徘徊，双方陷入了僵持，过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他又出来了，最后我们以2美元成交。
其实很多地方的收款并不一定像中国或者发达国家那么规范，有一个阿拉伯词叫baksheesh，你到整个中东，还有非洲的一些国家说baksheesh他们都知道什么意思——“好处费”，这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
有时候我们觉得被骗，其实是没太理解当地文化，我们是用我们在国内的标准，或者是我们在用西方国家履行的标准去衡量我们去埃及、去印度、去非洲旅行应该是什么样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那些国家有自己的运转系统，比如说baksheesh是很多时候都必须的，其实不是贿赂的意思，我觉得它有点像社会的润滑剂，在一个规范没有充分得到执行、在法制并不很健全的国家和社会里必然会产生这种东西。
新周刊：在中欧、东欧旅行，也会出现误解吧？
刘子超：我十年前在那边旅行的时候，误解情况还会比较多，这些年好一些。一方面是我自己的经验增长了，我知道怎么去辨别和回避一些东西了。
另一方面也是我的一个观察，其实外国对中国的了解是很有限的，我们这边发生一件什么事，都像在池塘里投一个石子，涟漪要过很久才能波及遥远的地方，当地人才能感知到，所以现在很多国外对中国的认知还停留在5年前或者10年前，他们的认知是有时差的。
斯科普里随行的流浪狗。（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你平时也做翻译。比如雷蒙德·钱德勒，还有海明威的作品，为什么会选择他们去翻译？
刘子超：第一个原因是稿费不错，翻译费高。因为它们是公版，虽然是买断制，但是公版书的翻译费也远比翻译一个版权期内的书的翻译费要高，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不然的话我自己看就行，不一定非得自己动手翻译。平时自己写书的收入其实不稳定，所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翻译费作为补充是挺有必要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确实也喜欢这几个作家，如果没那么喜欢，我可能也不会去选择翻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打磨文字，我觉得是挺有帮助的，有点像练毛笔字，你每天练半小时的字，就像每天翻译1000字左右，你去打磨它，这样你就很深入地阅读了英文原著，同时你又打磨了汉语的译本，这个过程我觉得对写作挺有帮助的。
新周刊：难怪你的作品有一种让人觉得舒服的“翻译腔”。
刘子超：可能我觉得翻译腔也是一种汉语的表达。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大量接触国外的文学、文化作品，它必然会影响你，就像当年东汉的时候，佛经开始大规模引进到中国，我们的汉语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受佛经的影响的，受鸠摩罗什的文本影响的。那个是不是也是翻译体？我想只要时间够长，它就会成为汉语的一部分。
奥赫里德的圣约翰教堂。（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或许可以具体说一说，第四本书为什么会来到巴尔干这样一个“边缘地区”。其实上次我们聊完，你是去了埃及，而非巴尔干。
刘子超：2022年底，从法国到荷兰的那段时间，我思考过我要往哪里走，比如说要不要往南走，去西班牙、埃及，或者乌克兰。
但我后来想，某段时间发生的某件特别重大的事情，非常容易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觉得它很重要，但说不定你的书写出来的时候，这些事情已经没那么重要了，或者说没有我们之前想象的重要。
所以我当时觉得俄乌冲突也许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去到那个地方完成一本书，可能最后出来的时候战争本身已经没有那么重要，而你那本书又大量地聚焦在战争的一些具体的细节上，就可能会显得过时，所以后来没有去乌克兰，而是往巴尔干那个方向走了。
巴尔干这个地区历史中发生过很多事，现在处在一种暂时的平静状态，但是又酝酿着新的冲突爆发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观察的好时机。
它没有一个当下爆发的东西去吸引你的注意力，你反而可以把它放置在一个更长的历史维度去观看。
萨拉热窝随处可见的墓地，与城市融为一体。（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这本书的风格和之前很不一样。你之前好像没有把自己放在像现在这本书里面那么突出的位置。当然，这是我的个人的感受，比如说你书的最开始的一段描写就会让我觉得你很像是从侦探小说里面走出来的一个人，坐在咖啡馆，穿着风衣，坐在那边写东西。这本书的描写，你自己的视角会呈现得更多一点。
刘子超：我在想为什么你会觉得我的这书里“我”的分量会比以前多？
或许我想在这本书尝试一种新的方式，写作这本书的过程，其实也是我逐渐探索这个地方的过程，而不是说我已经是研究这个地方的专家了，然后我再去这些地方。
我希望给读者一种参与感，你是跟着我来完成这趟旅程的。我在开始的时候可能跟很多读者对巴尔干的了解程度其实是差不多的，我是在旅程中通过不断地行走、去采访、去观察，去阅读，反反复复不断地去深入这个地方。我想要呈现这个过程，所以这本书就不是以“结果”为导向的，而是关于如何抵达的“过程”。
驻守拉丁桥的猫。（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这本书有些地方读起来会很沉郁，比如斯雷布雷尼察的部分，你坐在战争博物馆里，或者去到当地人的家里的那种感受。但最后一个部分，你到了雅典，会感觉到格外轻松。
刘子超：整本书其实是从相对轻松开始的，然后力度，或者说那种沉重度在逐渐加深。到了斯雷布雷尼察的时候，也是到了这本书的中间部分，是整段旅程的高潮，或者说这里是力量最大的地方。然后从那就开始像音阶一样往相对轻松的方向降。
这次在书中用的很多图片，其实也起到了一定的分割和调节节奏的作用。
奥赫里德湖畔。（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我看你在里面有几个章节写到你每天晚上要做笔记。
刘子超：对，旅途里我一直都是这样写笔记的，就是记录下读到的和见到的任何有意思的东西。你对旅程的记忆其实像一片茫茫的大海，在上面留一些浮标，这样你之后去写的时候，你就可以根据那些浮标来寻找信息。
新周刊：你新书里写了好多年轻人，提到有一些青年往西欧去了，去德国或者去意大利。那边的人口的年龄结构大概是怎样的？老人和年轻人的比例会失衡吗？
刘子超：其实走在街上我感受不到失衡，全年龄段的人都能看到。没有全部都往欧洲那边去，但是肯定很多年轻人想去。
比如说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已经加入欧盟，也是申根区的一部分，那里的青年人就可以很容易去西欧打工。但是还有像波黑、塞尔维亚、北马其顿还不是欧盟或申根区的一部分，他们无法去那边打工。
萨格勒布的电车。（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他们对欧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我看你在写北马其顿的时候，他们为了进入欧盟花费了很多的努力，甚至把自己的国名给修改了。
刘子超：我觉得欧盟对大部分巴尔干国家可以说没有特别大的兴趣，欧盟对经济、对政府的财政，对很多东西是有要求的。
新周刊：能否给一些年轻的想要写旅行文学的作者一些建议？
刘子超：不要听任何建议，自己去写。我觉得我更年轻的时候也没有很喜欢听别人的建议。你自己的路、自己的人生，完全可以你自己去探索。
扎达尔通往亚德里亚海的风琴石阶。（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你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你自己这两年读到的、比较喜欢的书吗？
刘子超：北岛《必有人重写爱情》；库切《波兰人》；马尔克斯《我们八月见》；邱兵《越过山丘》；宋明蔚《比山更高》。
《必有人重写爱情》
北岛 著
海南出版社｜理想国，2022-4
《波兰人》
(南非) J.M.库切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磨铁图书，2024-8
《我们八月见》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南海出版公司｜新经典文化，2024-3
《越过山丘》
邱兵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果麦文化，2024-7
《比山更高：自由攀登者的悲情与荣耀》
宋明蔚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单读 / 铸刻文化，2024-6
运营：嘻嘻；排版：方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