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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0年，美西方对“中国大战略”的认知经历三次升级

底线思维 · 公众号 · 政治 · 2025-02-01 11:01

正文

子思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编者按：特朗普有自己的大战略吗？或者，特朗普的大战略与一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有相关性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大战略这一概念本身的含混性，加上特朗普本人行为方式的随意性，使得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困难重重。

但是，未来数年内美国国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这两者所决定的，为了做出哪怕是最低限度的预测，也不得不认真讨论一下特朗普2.0与美国大战略的关系这个问题。

本文为《特朗普2.0与美国大战略》下篇。

三、美国大战略思维中的“中国大战略”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中美关系史上，美国国内将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对手加以遏制、实施制裁甚至转入全面对抗的一派，其声音始终存在，这是因为这些声音一直以来都有其所赖以产生的理论基础。理论基础的构成大体上有三个来源：一是基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反共理论，二是基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反华理论，三是基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反中理论等。

麦卡锡主义的阴云始终不曾消散

随着时局的变化，这些理论在各种流行理论的相互竞争中时而因适用而强势、时而因不适用而弱势，导致基于这些理论的“遏制派”声音也时强时弱，从未消失。但毕竟自由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都属于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由此而产生的反共、反华、反中理论在整个中美关系史上也就从未完全退场过。

然而，在进入21世纪前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方面是在美国的单极霸权确立之后，美国大战略思潮再次兴起，各种意识形态都在大战略思潮中围绕着捍卫美国首要地位这个中心重新确立了自身的功能和作用；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快速崛起，在构成重大挑战的同时，也在美国眼中成了和美国一样的具有大战略思维且在大战略执行能力上更胜一筹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反共、反华和反中理论都显得相对单薄了，从此不再作为单一因素起作用，它们被整合在了一个新型的美国大战略思潮当中。这个大战略思潮不仅包括了美国自身的“美国首要论”（Primacism）思潮，而且包括了将中国作为同样具有大战略的主要竞争对手的“中国首恶论”思潮。

这个新的形势大大区别于冷战时期和冷战后的第一个十年。最主要的特点是，美国围绕中美关系的争论虽然表面上还体现为“接触派”和“遏制派”两大派，但争论的焦点和各自的内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过去一直以来以短期的、地区性的、经济导向的、局部范围的问题为主，逐渐转换到了目前以长期的、全球性的、战略导向的、整体范围的问题为主；从过去一直以来的一个常规战略格局，转化到了目前的一个大战略格局。

事实上，正是这个重大转换本身，大大增强了“遏制派”的地位。因为当短期利益、地区利益、经济利益、局部利益相对而言都失去了吸引力，“接触派”一直以来所看重的利益交易也就不再重要，中美关系中的所谓“压舱石”也就失去了原有的重量，“遏制派”一直以来所描绘的大风大浪也就预言成真了。

所以，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中方在与美方打交道时明显感觉到的变化，如亲华派大批消失、共和与民主两党在反华立场上高度趋同、美国媒体和政客在中国问题上呈现出“集体性思维”（Group-think）甚至“中国恐惧症”等，追根溯源，都是这种可以称之为“战略思维范式转移”导致的结果。

通过梳理自2005年至2024年近20年来，美西方战略学者针对他们眼中的“中国大战略”的分析和描述，大致可以看出，美西方这一围绕中国问题的“战略思维范式转移”，体现为三个阶段的“升级”。

第一次升级

第一级的时间段大约是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期间首次出现了基于美国大战略的视角和“以己度人”的心理，将当时快速崛起的中国判定为具有与美国大战略相匹敌并形成针锋相对之势的“中国大战略”的认知。

但是这一认知在当时的美国尚未形成广泛共识，即使有学者提了出来，也没有很快成为思考中美关系的主要认知框架。大多数的政策研究仍然聚焦于中国对美国大战略构成障碍的各个方面和具体形式；而正是这些方面和形式，主导了美国当时仍然各占半壁江山的“接触派”和“遏制派”之间相互争论，并成为中美高层级谈判之间各个议题的主要内容。

2005年出版的《应对挑战：中国的大战略与国际安全》（Avery Goldstein,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一书是这一时间段内的代表性作品，作者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首任主任艾弗里·戈德斯坦（Avery Goldstein，中文名字金骏远）。

《应对挑战：中国的大战略与国际安全》

作者首次公开提出中国具有一个稳定的“中国大战略”（China’s Grand Strategy），他在书中写道：

“近年来，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和军事能力备受关注。世界，尤其是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个新兴大国？明智的应对不仅需要弄清中国崛起的速度和程度，还需要回答一个未受足够关注的问题：中国的大战略是什么？”

从这个自设的问题出发，该书分析了中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发展对国际安全的影响，以及中美两国的战略互动，并探讨了具有大战略的中国在国际安全格局中的新角色。

此后十多年里，戈德斯坦始终坚持他的看法，他的相关文章还包括《中国现实而迫切的危险：现在是华盛顿担心的时候了》（《外交事务》2013年9/10月），《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大战略》（《国际安全》2020年夏季号），《21 世纪的中美竞争：似曾相识和第二次冷战》（《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20年6月）等。

第二次升级

第二级的时间段大约从2010年开始，正是在那一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标志性事件终于推动了美国开始认真对待所谓的“中国大战略”，将其看成是一个大约与美国大战略具有同等的现实性、可识别性和重大意义的宏大事物。

分析的重点一方面开始聚焦两种大战略之间不可避免的正面对抗，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将所谓“中国大战略”的快速推进视为美国大战略还能否如其所愿地继续下去的一大不确定因素的相关思考。

事后看来，正是这一轮新的思考，导致了美西方战略学者中发生了 “战略思维范式转移”，转移的结果，体现在美国一直以来“接触派”和“遏制派”之间争论的焦点和其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一时期，中美谈判中各个议题虽然主要内容变化不大，但其中的含义却有了很大的不同。

例如贸易问题。尽管贸易问题在中美关系史上时常会作为一个争端出现，但在“战略思维范式转移”发生之后，中国被确定成为了美国大战略视野中的主要对手，普通的贸易争端就开始具有了大战略上的意义。于是，在美国方面，挑起争端已不再是为了解决贸易问题，而是将贸易争端当作发动贸易战的借口来使用，其目的当然就是通过贸易战对中国进行战略性的打击。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在地缘战略上的重大调整，将以往的亚太战略升级为印太战略，以及围绕前沿科技领域对中国发动的科技战、依托全球金融资源对中国发动的金融战、针对部分中国企业以各种名义进行的制裁等，也无不是同样的性质。

奥巴马和希拉里早年开启了“重返亚太”的战略

从2011年开始，反映这一时间段内“战略思维范式转移”的主要代表作品就先后出现了。

曾在2003年至2005年期间担任副总统办公室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的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学院教授亚伦·弗里德伯格，在其撰写的《争霸：中国、美国和争夺亚洲霸主地位的斗争》（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W.W. Norton & Company, 2011）一书中提醒美国领导人，中国决策者最终的战略目标是“不战而胜”，在避免直接对抗的同时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的领导力量。作者认为，美国未能采取足够迅速的行动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并且对自身的承诺和决心发出了误导性的信号，使美国面临一场本可以避免的战争的风险。

在由彼得·纳瓦罗等人撰写的《致命中国》（Peter Navarro,Greg Autry, Death by China: Confronting the Dragon - A Global Call to Action, Pearson Prentice Hall, 2011）一书中，这位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领导新成立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担任贸易和工业政策主任并曾担任白宫贸易顾问的作者，针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贸易政策等进行了充满敌意的批判性分析，夸大中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对美国产业和就业造成的冲击，主张美国应采取强硬措施应对中国在经济领域的竞争。

虽然重点不是论述大战略问题，但是正如书名所表明的，该书试图通过耸人听闻的方式加剧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敌对情绪，同时为美国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提供理论支持，促使美国在贸易政策上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进一步引发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和争端。几年后，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发起的中美贸易战，部分理念和策略就受到了书中观点的影响。

彼得·纳瓦罗另一本影响很大的书是2015年出版的《卧虎藏龙：中国的军国主义对世界意味着什么？》（Peter Navarro, 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 Prometheus Books, 2015），该书重复了他在2008年出版的《即将来临的对中国战争》（The Coming China Wars）中的观点，预测中美之间会因为经济、资源等多方面的竞争而爆发冲突，强调中美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和潜在冲突点，认为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可能会升级为战争。

书中声称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对世界安全格局构成了威胁，宣扬中国军事崛起的所谓“潜在危险性”，主张美国应加强军事准备和战略应对。书中特别夸大了中国军事发展的意图，将中国正常的国防建设描述为具有扩张性和威胁性的行为，试图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军事力量增长的紧张。

纳瓦罗毕竟不是战略学家，2015年这一年称得上轰动一时的战略学著作，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的《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Michael Pillsbury,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Henry Holt and Co., 2015）一书。该书认为，中国一直在暗中推行一项长期战略，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的2049 年之前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

白邦瑞曾任美国国防部官员和中国问题分析师，他声称中国有计划地欺骗西方国家，一方面装出和平崛起的假象，另一方面暗中推进军事、技术和经济主导地位。他在书中批评美国决策者低估了中国的决心，曲解了中国的意图。敦促美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来应对中国的崛起。

此后，持有这种观点的文章和书籍陆续问世。

2018年，曾在2009-2013年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并于2024年2月担任副国务卿的柯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曾先后担任国防部中国任务组主任和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的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重估中国：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的？》（Kurt M. Campbell,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2018）一文，将中美之间在大战略上的不相容放到了一个更大的历史框架中，认为美国历史上试图改变中国走向的企图一次又一次地落空，从二战后美国驻华特使乔治·马歇尔调停国共内战，到朝鲜战争期间杜鲁门政府认为它可以劝阻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再到越南战争期间约翰逊政府认为中国不会介入，最终的现实是，中国每次都打破了美国的预期。

文章认为，尼克松总统向中国敞开大门，是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投下的最大、最乐观的赌注，美国再次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可以改变中国对自身利益的看法，使其更加接近美国。但是这一次，历史也再次重演。

文章中说：

“无论是胡萝卜还是大棒，都没有像预测的那样动摇中国。外交和商业交往并没有带来政治和经济开放。无论是美国的军事力量还是地区平衡，都未能阻止中国寻求取代美国主导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自由的国际秩序也未能像预期的那样有力地吸引或束缚中国。”

在由亚伦·弗里德伯格撰写的《与中国竞争》（Aaron L. Friedberg，Competing with China,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2018）一文中，作者着重渲染了中国在技术领域的威胁，认为中国正在通过各种手段获取外国技术，包括海外并购、投资创新初创企业、强制技术转让以及网络入侵等，通过低成本贷款和补贴来培养关键领域的“国家冠军”。

另外，中国还集中研究资源启动了一系列“超级项目”以刺激技术发展，这些技术预计在军事和商业应用上都有前景，包括量子计算、高端芯片和下一代无线宽带通信等。文章指出，这些都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战略竞争的具体表现，这种战略竞争影响到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

这是光量子干涉实物图：左下方为输入光学部分，右下方为锁相光路，上方共输出100个光学模式，分别通过低损耗单模光纤与100超导单光子探测器连接。图源：新华社

文章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给予了肯定，认为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开始公开承认中国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并将这种竞争透明化。这很好地说明了，在中国问题上，特朗普MAGA运动与美国大战略保持了难得的高度一致。

这一时间段的最后一个代表作是2021年出版的《持久战：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一书，作者为曾任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的杜如松。该书接续了三年前白邦瑞的提法，将中美关系比作一场马拉松比赛，强调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追求长期战略目标，旨在逐步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最终实现自身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

书中根据大量中文资料详细阐述了中国在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策略及其长期规划，认为中国的行动是深思熟虑且具有连贯性的，并非短期行为。例如，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合作，持续扩大在沿线国家的影响力，这被视为其长期战略的一部分。

该书通过确认中国的确具有一个早已形成并正在快速推进的大战略，再次提醒美国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不要仅仅关注短期的利益冲突，必须从长远角度看待中美关系，重新评估中国的发展意图和战略规划，以应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长期布局。

第三次升级

第三级的时间段大约是从2022年开始的，这一年美国发现经历了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中美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舆论战，甚至经历了全球新冠疫情，中国不仅没有被打垮，还变得更为强大；“二十大”的召开又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描绘出新的宏伟蓝图。

这种新的形势意味着，所谓的“中国大战略”已经不再只是一个通过美国大战略获得意义并接受评估的模棱两可之事，而是一个无论外界如何看待、如何评估都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发展的确定无疑之事。从近两年美西方战略学者的相关文章和出版物中即可看出，总体上，针对中国战略的讨论已经开始逐步脱离美国大战略的既有框架了。

2024年12月，《经济学人》杂志将年度最佳图书评给了当年出版的《世界之争：美国如何在21世纪击败中国》（Dmitri Alperovitch and Garrett Graff, World on the Brink: How America Can Beat China in the Race for the 21st Century, Public Affairs , 2024）一书，作者是德米特里·阿尔佩罗维奇和加勒特·格拉夫，前者是Silverado政策加速器智库的联合创始人兼主席，曾入选《外交政策》杂志“全球百大思想家”，并曾为美国国防部提供特别咨询，后者是《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专注于政治和国家安全领域，曾担任《政治》杂志主编，现为《连线》杂志和CNN的撰稿人

书中提出的核心观点是，全球正在进入“第二次冷战”，而此次的对手是中国，台湾成为新的“西柏林”，是美中竞争的战略焦点。中国近年来以惊人的速度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取得了进展，其全球影响力日益增强。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项目，中国试图塑造自己的国际秩序规则。中国如果处理不当，局部事件可能引发核大国之间的灾难性战争。

坐右侧者为德米特里·阿尔佩罗维奇资料图

然而，作者认为，这种结果并非不可避免。书中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美国及其盟友提供了应对危机的策略，以及在21世纪竞争中保持主导地位的路径。书中为美国制定了三大核心策略：

（1）加强国际联盟：美国应巩固与盟友间的合作，特别是在印太地区。通过深化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防务合作，构建区域性的战略平衡。与此同时，美国需要重新定义北约的角色，使其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2）推动技术创新：技术是21世纪竞争的核心领域。美国必须保持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制造等关键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为此，美国需要通过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打造一个支持创新的生态系统。

（3）调整外交政策：美国应在处理其他潜在对手（如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关系时，以遏制中国为优先目标。特别是在中东地区，美国应减少资源投入，将更多的外交和军事力量集中于亚太地区。

2024年入选《纽约时报》年度图书的《大国回归：俄罗斯、中国与下一场世界大战》（Jim Sciutto , 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s: Russia, China, and the Next World War, Dutton Press, 2024）一书，作者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首席国家安全分析师、“CNN 新闻编辑室”的主播吉姆·休托。该书认为，今天的世界正处在“1939年的关键时刻”——一个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时代。在冷战后的三十多年里，世界秩序不仅没有真正稳定，反而因大国竞争的重新抬头而陷入了更加不确定的局面。

作者将当下定义为“后冷战时代”的终结，即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和多边合作已经被“多点冲突”和“新型权力”竞争所取代。从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到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行动，作者展示了这场“新冷战”在多个领域和地区的影响，包括北极圈、海洋、网络空间、人工岛屿，以及核军备竞赛。

作者详细分析了中国在南海建设人工岛屿、在北极扩展影响力，以及通过技术竞争（如5G和人工智能）寻求全球主导地位的策略。同时，作者指出，这种扩张行为与俄罗斯的行动形成了战略互补，对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联盟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最能代表这个时间段特点的代表作，是悉尼大学政治学教授、悉尼民主网络（SDN）共同创始人和主任的约翰·基恩与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政治学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系主任何包钢合著的《中华银河帝国：中国新世纪的财富、权力、战争与和平》（John Keane and Baogang He, China’s Galaxy Empire: Wealth, Power, War, and Peace in the New Chinese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一书，该书完全摆脱了用美国大战略的视角考察中国长期战略的传统范式，同时也摒弃了将中国描述为“大国”或“独裁国家”的陈词滥调，首次提出，中国是一个新崛起的、前所未有的“银河帝国”。

《中华银河帝国：中国新世纪的财富、权力、战争与和平》

作为数字通信时代的领先者，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雄厚，武器装备精良。它的引力和推拉效应正影响着各大洲，甚至外太空，在那里，中国正与美国、印度和欧洲竞争，成为领先的大国。

该书认为旧有的陆基、海基和空基帝国的定义都不再适用于解释中国，作者试图在新型帝国的背景下探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项目、国家资本主义、货币安排、跨境机构建设以及中国中产阶级的快速增长。作者警告人们不要抱有简单的敌友和“大中国、坏中国”政治思维，以免造成政治和军事上的危险。

论述至此，可以尝试回答特朗普是否有自己的大战略的问题了。基本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首先可以确认的一点是：经过近8年来的形势巨变，在特朗普MAGA运动之前人数众多的顽固坚持霸权主义大战略的这一派，声音已经越来越低，基本上不成气候了。这一派曾经目空一切地认为美国可以轻易取得全球首要地位，可以全面主导国际事务，中国这个挑战者也终将被打败。现在无论是战略学者关于美国大战略的思考，还是特朗普MAGA运动关于重建美国的方案，都不再保持这种态度了。
第二，特朗普的MAGA运动虽然在远景目标上仍然与美国大战略原已建立的核心目标保持一致，但却彻底否定了建制派那一种将推进美国大战略作为谋取自身利益的途径、不惜牺牲美国大多数人利益的激进方式，转变为从恢复基本常理、重塑美国实力、让美国重新生长这个基础上出发，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达到原定目标的稳健方式。

第三，但是在美国近8年时间的大战略调整时间内，中国的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国际地位进一步突出、在美国眼中的“中国大战略”正在越来越接近目标，这一重大现实客观上促成了美国大战略的推进与特朗普的MAGA运动在应对中国挑战方面保持为高度一致。因为新的形势正在变得已经不是美国大战略能否超越并压制中国挑战的问题，而是面对“中国大战略”美国是否还有足够能力应对的问题了。

危险与机会并存。当下各种关于“中美大决战”、“新的世界大战”、“第二次冷战”等等分析预测，无非都是根据以上这种大战略形势变化做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