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百年 | 对话：回顾五四是对自身精神世界的洗礼

北大青年 · 公众号 · 人物 · 2019-05-02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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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钱玉婕　经济学院2017级本科生

邵嶷　社会学系2017级硕士研究生

周湘豫　新闻与传播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

1919年5月4日，因为不满巴黎和会对于山东问题的谈判结果及北洋政府出卖国家主权的行径，来自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北京十三所学校的三千余名学生齐聚天安门前进行示威，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主张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北洋军阀政府的亲日派官僚等；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就此爆发，并迅速吸引了全国各界群众的参与，史称“五四运动”。

此刻，五四运动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从4月29日至5月4日，《北大青年》将推出六篇稿件，以纪念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回溯百年来中国历史对其绵延不绝的薪火传承。我们将重走五四路，看看百年前那场风暴所席卷过的街道如今的样貌；我们将对话专家学者，探讨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我们将前往百年纪念系列活动的现场，记录当代青年人的热情与朝气；我们将铭记五四精神，书写北大青年们的意气与风格。

纪念往昔是为了更好的展望未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口号已经在燕园回响了百年，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去年与北大师生的座谈会中对青年学子提出“爱国、励志、求真、力行”的期待。我们立足于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的历史节点，聆听百年前青年的奋力呼喊，在这个喧哗的时代寻找属于当代青年的坦荡前途。

五四运动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书写了中国近代史上极为光辉的一页。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北大青年》（以下简称“北青”）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干春松教授，聆听他解读五四运动之于历史、之于青年的意义。

干春松，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儒家思想研究和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著有《文化传承与中国未来》《中国人百年》《康有为与儒学的“新世”》等。

北青：作为一场学生运动，五四在我们心目中的印象还是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为主。那么五四运动究竟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往事呢？

干春松：五四运动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就是1919年五四运动；而从广义上来看，有的时候我们会和新文化运动结合起来。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革命势力与晚清势力相妥协的结果，不同政治派别对于民国的设想都不一样，国家应该采取怎样的政治制度，是否与革命派的政治理想结合、是否符合中国的条件，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虽然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了，但这样的分歧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我们越来越需要一个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可以称为一个由对民国现状的不满引发的运动。

北青：在您看来，五四运动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是哪一段呢？

干春松：胡适曾经说过，“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而成名的。”这“三只兔子”分别是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三人的属相都是兔子，彼此之间相差12岁。蔡元培是划时代的教育家，具有不可想象的包容性，所以他听说陈独秀到北京，就会去堵；他也看上了更小的一只兔子，也就是胡适。

这三个人的结构是很有趣的：蔡元培是一个前清的翰林，古代传统学问基础很深，也受到了充分的现代学术训练；陈独秀不像是接受了很强的古典训练，又没有特别强的现代学术训练，但是他有眼光，有很大的行动力；胡适是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典范。这样一只特别具有包容性的领导兔子、一只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青壮年兔子、一只理想和现实结合的小兔子，构成了五四运动最为鲜明的色彩。

应当把五四运动看成是一个“复合型”的运动，它其实有很大的包容性。一方面，我们说五四运动追求民主、科学；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其实处于一种众声喧哗的状态。我始终觉得，那个时候的北大令人激动。你会发现，这边办一个《新青年》，那边同时也有一个《国故》、《新潮》，蔡元培都支持，他也不会把另一方看成是反方。能够包容，这样才可以让那些或者是有政治理想，或者是有学术理想的人汇聚起来，也奠定了北大学术的基调。

北青：五四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去回顾这段历史呢？

干春松：一个事件的历史意义是逐步被发掘整理出来的。像五四运动这么重要的活动，它的意义也不是一下子显现出来的。一个运动和精神遗产的生命力就存在于能够不断解释的可能性。五四运动是现代中国的精神宝库，从不同的角度看五四，可以看到不同的侧面。有一些海外的学者，会强调五四带来的传统和现代的断裂；有人认为五四过于激进了；也有人强调五四启蒙的那一面。

其实，20年代梁启超和胡适就开始总结五四运动的定位了。梁启超把五四运动看作一个观念变革的运动，对于开启民智有重要的意义；胡适比较倾向于启蒙复兴的角度，他把五四看成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到了今天还不断有人强调深化对五四的研究，这意味着我们对于五四的发掘并没有穷尽。五四既是一场政治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运动，这是五四运动的丰富性所在。

北青：您如何看待“五四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这一说法？

干春松：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启蒙是一个很西方的概念。我们在谈论启蒙的时候，特别强调人的精神世界，强调从中世纪的神学氛围中解放出来的理性，对于人的行为选择、对于社会建构的意义。站在输入新知的立场，是一种知识上的启蒙；站在追求国家独立和富强的立场，是一种价值上的启蒙；站在民主建国的立场，是一种制度上的启蒙。

中文世界里把五四看成是启蒙运动，是把五四看作中国人比较系统地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因为我们某种意义上把西方文明看成是启蒙意义上的文明。胡适先生主要强调了政治上接受民主，思想上接受科学；在这个角度上可以是一种启蒙。

到了30年代中后期，延安的知识分子开始谈新启蒙运动，认为五四有值得反思的问题：一方面，五四把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对立起来。因此，张申府提出要把“我们打倒孔家店”改成“我们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另一方面，五四“非此即彼”的绝对观念是错误的。它认为五四的时候虽然也有白话文运动，但并没有做到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所以需要新启蒙，推进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的结合。这可以说是启蒙与救亡相结合的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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