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两年，真凶落网。听到这个消息后，此案的主审法官张海波如释重负，这说明当年的无罪判决没有问题。
2019年3月8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决定，分别为审理此案的合议庭和主审法官张海波荣记二等功。
面对舆论压力和被害人亲属谩骂威胁，主审法官能够勇于担当，严谨审查全案证据，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坚持疑罪从无、证据裁判，是本案无罪判决得以生成的根源，有效避免了冤案的发生。
刑事诉讼的目的不只是惩处犯罪，还要防止冤假错案，确保无罪者不受刑事追究。然而，运行多年的刑事司法体制，公检法早已形成流水作业的工作模式。面对命案的发生，被害人家属喊杀之声不绝于耳，办案部门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目前的司法模式下，法院作为接手案件的最后部门，因缺乏足够的权威，往往不敢说
“不”，不敢作出无罪判决，常常迁就于公安、检察院以及当地民众，由此造就一个奇葩的法律现象，即“留有余地的判决”，那些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可以宣告被告人无罪的案件，以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裁判宣告结束。
2015年死缓改判无罪的陈灼昊故意杀人案，曾经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缘由之一就是案件证据未发生任何改变的情况下，广东高级人民法院将死缓判决改为无罪判决。原审法院认定陈灼昊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后案件进入广东高院，指控犯罪的事实、证据均未发生改变，广东高院采纳辩方提出的相关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多项证据被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包括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伪造
“陈灼昊”签名的书证、搜查所得的物证等等。
最终，合议庭认为案件存在非法搜查、指事问供、伪造书证等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排除非法证据后，原审法院采信的证据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无法排除陈灼昊以外的第三人进入现场作案的可能性。
对比广东高院的证据分析情况，当初的原审法院一致认为，以上情形不影响对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证据之间相互印证，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足以证实被告人实施了杀人行为。可以说，陈灼昊案之所以一波三折，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到二审，离不开司法体制多年运行存在的弊端，同时司法者也未能秉持
“靠证据裁判，不枉不纵”的责任与担当。
回到陶某故意杀人案，合议庭、主审法官均发现本案存在着矛盾、不合理以及第三人作案的可能性等疑点。
比如，死者房内四处都是喷溅的血迹，这意味着当时一定发生了打斗，但是身材瘦弱的陶某显然难以与五大三粗的罐车司机冉某波对抗。
案发现场厕所的水龙头没有动过，案发后陶某去过的小旅店老板证明，陶某只在房间里待了几分钟，没有时间和条件进行淋浴冲洗，身上衣物并未换过，而陶某除脚上的皮靴上之外，身上、内外层衣物上均无冉某波血迹，与其供述近距离刺杀冉某波的情形不相吻合。
现场提取的证物刀并没有陶某的
DNA和指纹，间接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链。
如前所述，司法体制运行中的弊病是无罪判决率较低的肇因，诸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被
“疑罪从有、疑罪从轻”。可以说，面对疑虑重重的案件，主审法官能够主动承担责任是无辜者终获无罪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本案的审理牵涉命案，司法者敢于担当，勇于说“不”的精神更是弥足珍贵。因为“徇私枉法”、“滥用职权”、“收受好处”等刺耳声伴随着被害人家属的咒骂声，早已拦下众多的无罪判决。
程序正义，被誉为
“看得见的正义”，最早可追溯到1215年英格兰《大宪章》的规定“除非经由贵族法官的合法裁判或者根据当地法律”，不得对任何自由人实施监禁、剥夺财产、流放、杀害等惩罚”，强调法律程序的正当性、法律过程的公平性。
追溯程序正义的源头，我们可以发现，程序正义的作用主要在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刑事裁判的基础。正如美国联邦宪法第五条所规定的
“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与之相似，程序正义的价值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所追求的，最为主要的则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采用非法方法收集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
只有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前提下，证据的取得才具有合法性，进而才会使得刑事裁判具备公正性。
陶某故意杀人案中，陶某一共有
13次供述，其中9次作了有罪供述。
有罪供述中，陶某承认自
2008年起就与冉某波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因为冉某波长期不愿给自己名分，加之当天她从龙里县专程赶往思南县与冉某波会面时，冉某波却因为打麻将，不愿意下楼接自己，心里更加愤恨，半夜临时起了杀心，于是趁着冉某波睡着之后，拿起放在沙发上的一把羊角刀，骑在他身上将其杀害后逃走。
4次无罪辩解中，陶某又称有小偷入室盗窃，被发现后，小偷先向其嘴角划了一刀，又向坐起来查看情况的冉某波胸口刺了一刀，随之与冉某波扭打在一起，扭打中小偷拿着刀多次刺向冉某波，使得冉某波逐渐失去意识，在陶某承诺不再喊叫之后，凶手才放开没有攻击能力的冉某波，拿着冉某波的皮衣和陶某的手提包逃走。
出于陶某有罪供述、无罪辩解的多次反复，辩护人向法院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申请。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对刑讯逼供取得的证言要排除，对非法获取的书证、物证也要排除，警察必须出庭作证，控方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和相应的证明标准，要求各级政法机关确保办理的每一起案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可是，案发当时的
2011年，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操作细则，尚未出台，排非程序如何进行多是摸着石头过河。时至今日，最高法虽已出台《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但是对于辩护人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件，法院多以没有必要加以拒绝，实际进入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寥寥无几。
由此以观，陶某故意杀人案中，合议庭同意启动排除非法证据程序，要求四名办案民警和两名司法鉴定人员出庭说明案件情况，在今天看来，都是难得可贵。
应当说，遵义中院坚持裁判之独立性，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要求办案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对被告人负责，对辩护人尊重，已然是充分履行了程序正义中的规则要求，筑牢了防范刑事错案的藩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