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城市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实验,要在城市的世界中以不一样的方式生活,更美好,也更公平。”
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对城市生活的体验,可能因为性别不同而有着天壤之别?
城市设施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举个最日常的例子:在公共场所,我们常常看到女厕大排长龙,男厕则不存在这个问题。而当我们成为母亲之后,就更容易注意到,推着婴儿车出行的妈妈越来越少——很难找到母婴室;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有时候婴儿车因为占用了空间而被乱推、乱挤;梯道和高架桥让人望而却步,在人行道上也可能会遇上障碍。
安全感则是女性在城市生活中最为关注的问题。联合国曾发布一份报告,指出全球有90%的女性在城市公共空间会产生不安全感。有多少女性从小就被教导,不要独自在夜晚幽暗的巷道行走?与朋友聚会散场,“到家了给我发短信”成了女性友谊的惯用暗号。
女性总被教导,夜晚不要独自在巷道行走。(图/Unsplash)
女性独居的不安全感,渗透在生活细节当中。在打车、接受上门服务等场景中,女性与男司机、男维修工共处,会感觉不安,有种压迫感。女性专用车厢、专用停车位也在提醒女性,那种紧绷感和危机感,似乎只能通过物理空间的区隔来达到某种程度的缓解。
城市规划过程中是否存在女性思维的缺乏,导致城市空间无法满足女性的需求?我们的性别身份,为什么会带来迥异的行走经验?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提到,城市就是记忆、欲望、一种言语符号的整体。一方面,相较于安定、乏味,被传统秩序覆盖的农村或郊区,城市的不可预测和无序,指向包容的多元性;另一方面,城市规划中内置的不平等,让建筑规划师、学者们意识到,应该引入性别平等视角,建设一个所有人共享的文明社会。
加拿大女性主义地理学家莱斯莉·克恩在《女性主义城市》一书中,抛开理论、政策或城市设计的视角,回归女性如何在城市中行走的自身具象经验,从历史渊源出发梳理城市空间中隐藏的性别偏见,探究女性在城市行走当中的不适和恐惧如何形成,以及,设想一座真正的“女性主义城市”。
在她看来,一座女性主义城市,代表着一种“可能性之城”的愿景——“女性主义城市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实验,要在城市的世界中以不一样的方式生活,更美好,也更公平。”
从历史中消失的女性
关于城市的起源,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写了一则关于城市与欲望的寓言——不同民族的男人做了同一个梦,梦见在一座夜色中的陌生城市,一个长发女子赤裸地奔跑着。男人们都在梦中追赶她,然而最终失去了她的踪影。
醒来后,所有人都去寻找梦中之城,由于寻而不得,决定建造佐贝伊德——一座月光下的白色城市。在这里,街道像线团一样互相缠绕,为的是让梦中女子再也没法逃脱。
卡尔维诺将男性对女性的欲望投射于城市之中。他在《看不见的城市》里讲述的55座城市,就以不同女子的姓名来命名。这似乎点破了城市隐藏的性别前置——“男性的城市”。
如果穿越历史隧道回到过去,我们会发现,尽管女性同样向往城市生活,但在大街上,很难找到行走的女性漫游者。
女性城市漫游者在历史上很难见到。(图/Unsplash)
莱斯莉·克恩在《女性主义城市》中引用了出自法国作家劳伦·埃尔金的“漫游女子”概念——2021年,劳伦·埃尔金在著作《漫游女子》中梳理了不同历史时期女性漫游者的故事。
“漫游者”(flâneur)一词最早被提及是在1585年,有论者指出,它可能借用自斯堪的纳维亚语中的“flana”(漫游的人)。起初,“漫游者”并没有特指男性,等到它在19世纪流行起来之时,已经被性别化了。
劳伦·埃尔金认为,女性在大街上既受到高度的注目,同时又是隐而不见的。在城市中行走对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那是一次次出走与冒险——她们试图跨越“界限”,闯入本不该属于她们的“另一种生活”。当我们认为漫游女子已经能在城市自由行走的时候,她们依然在努力争取成为可见的存在。
城市生活的构建,背后隐藏着社会规范和阶层属性所塑造的秩序。尤其在公共领域,为女性开辟空间,往往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变革。女性在公众空间出现,意味着她们打破了狭隘的性别规范——劳伦·埃尔金认为,像波德莱尔、本雅明、齐美尔这样的男性不愿意想象漫游女子,她们的行为举止不符合他们先入为主的观念。而女性走出家庭,才有可能参与社会、开拓政治视野。
建筑师视而不见的女性
谁在书写城市?莱斯莉·克恩指出,许多建筑和空间是由男性设计,而且是为男性设计的,即便如此,男性主体也只限于少数:“通常是白人、中产阶级父亲、养家糊口的人、工人、身体健全的人、异性恋者等等。”
在《女性主义城市》中,她以最自然的身体经验、最直观的地理感受,回顾了自己的经历:在多伦多的童年,前往纽约的家庭旅行,在伦敦成为新妈妈,以及在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萨克维尔的学术生涯。
她发现,成为母亲,就像跨过一道分水岭,从此有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城市生活体验——“女性仍经由身体的、社会的、经济的和象征意义上的一系列壁垒来体验城市,这些壁垒以深刻的(虽然不只是)性别化的方式塑造了她们的日常生活。”
城市中隐藏的性别偏见,或许比我们想的更复杂。多伦多城市总设计师洛娜·戴发现,该市的风效应指南,假定了一个“标准的人”,而这个人的身高、体重和表面积,与一个成年男性相当。2015年,伦敦的一项交通调查报告显示,女性对人行道的满意度远远低于男性。因为,在坑坑洼洼的人行道上推着婴儿车前行,往往要花上比原计划多两三倍的时间。
伦敦,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妈妈。(图/babycantravel.com)
莱斯莉·克恩发现,怀孕和养育孩子唤醒了自己的女性主义城市意识。一旦“落入”母亲、照顾者、妻子的传统角色,城市对女性需求的支持,就会大大减少。作为母亲的具身性,让她在城市当中举步维艰,她必须想方设法将育儿跟有偿工作结合。
但这本应是城市政策和基础设施关怀的一部分——“女性承担社会再生产、有偿工作、学校教育以及许许多多的其他角色,城市难道不应该是最能平衡她们双重或者多重生活需求的地方吗?”
在城市规划中引入更多女性视角,已经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20世纪90年代至今,维也纳致力于打造一个包容的性别中立目的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这座城市采用了被称为“性别主流化”的策略。
其中最成功的项目,是解决了公园使用的不平等问题。两位维也纳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发现,很多女孩在9岁之后就不再出现在公园里,这可能是因为公园的大部分面积被足球场占据,其他设施则很少;而如果男孩和女孩争夺公园空间,男孩更有机会获胜。于是,她们呼吁,改进公园设计,相应举措有:将用于足球场的大片区域划分成不同场地,设置排球场和羽毛球场;确保公园的道路有足够的照明,不会离灌木丛太近;等等。
此外,维也纳还创建了女性主义设计师所构想的住宅开发项目——“女性工作城市”(Women-Work-City)。社区在建筑群内设有幼儿园、医院和药房,附近还有通往学校和工作场所的公共交通系统。
维也纳的“女性工作城市”试验区。(图/Unsplash)
困在心理地图中的女性
国内首个提出“女性友好型城市”理念的是长沙。2021年,长沙发布《关于大力发展“她经济”的若干意见》,提出“建设女性友好型城市”的目标。比如,在公共设施方面,增加女厕位;发展“她经济”,打造女性主题购物中心、购物街等等。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沈洋认为:“过去的城市建设更多是围绕男性需求进行,在对女性的包容度、便捷性和安全性方面尚有一定的改进空间。”举例来说,道路的夜间照明因考虑节能,会显得昏暗,忽视了女性安全体验;大面积的草坪,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人行道空间,减少了公园游憩面积,对带娃出行的母亲并不友好。
近年来,国际上对女性友好城市的理解,早已不局限于“关怀女性视角”,而更偏向于城市人性化的愿景。所谓“女性友好”,并非只是物理空间的简单区隔。目前的“女性专用”区域,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仍停留在“关怀女性”层面,反而强化了性别标签。这里面有个悖论:出于保护女性而设的专用车厢,可能反而带来了女性被冒犯和其他新问题。
维也纳地铁上的座位标识。(图/Unsplash)
“为什么女性恐惧在社会和文化上如此地根深蒂固?”莱斯莉·克恩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由于长期以来社会规范和性别歧视对女性行动的限制,已经让女性的恐惧成了一种社会化现象。
女性从小就被告诫,夜间出行要小心警惕,避开某些危险区域。我们有了自己的恐惧地图,真正能做到独自在城市各个角落漫游的,通常不是女性——“这种社会化是如此的强大和深刻,以至于‘女性的恐惧’本身就被认为是女孩和女人的一种先天的特征。”莱斯莉·克恩写道。
BBC曾推出女性独白短剧《她说:女性人生瞬间》,其中有一集谈到40年前在英国备受争议的、针对女性的宵禁。面对女性安全问题时,公众舆论通常会从保护女性的角度,告诫女性减少夜间出行,如果有问题发生,女性甚至会被看成“不完美的受害者”。
剧中,独白者伊娃质疑道:“9点过后,我不该在街上遇到任何没有女人陪护、担保的男人。如果你不想被看作杀人犯,为什么不待在家里呢?”
(图/《她说:女性人生瞬间》)
在城市规划上为女性划分专用区域,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而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城市空间,为女性打造专属和共有公寓,意味着安全成了某种可以出售的附加商品。这些举措,都不是真正的女性主义城市愿景。
在理想的女性主义城市里,居民之间的关系是交叉、相融的。当一座城市的居民考虑以新的方式来组织有偿工作、保育工作和社会再生产,承认女性的自主权,也注重建立自己与朋友、社区的联系,这座城市或许就开始有了“女性友好城市”的样貌。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座城市:女性借助友谊关系,摆脱家庭囹圄,与社会建立连接;在城市空间里,她们不再害怕独自一人,也不必鼓足勇气才能走出大门。一座城市能给女性带来什么?让女性免于恐惧,尽情享受夜晚漫游城市的自由——能做到这一步,已经足够了。
(图/《她说:女性人生瞬间》)
对话莱斯莉·克恩
“没有哪座城市真正实现‘女性主义城市’愿景”
《新周刊》:你的身份是女性主义地理学家。何谓“女性主义地理学”“女性主义地理学家”?
莱斯莉·克恩:女性主义地理学探究如何通过建成环境——包括我们的城市、住宅、社区等——表达性别和性别角色观念。女性主义地理学家关注的是,在空间的组织和使用方式中,权力和不平等现象如何体现,在这当中谁被纳入或者被排除。
《新周刊》:你的书写方式,偏向于直觉的、私人的。你是出于自身经验的触动而写这本书的吗?
莱斯莉·克恩:我写这本书,立足于长期的女性主义传统,以个人的、经验的、身体性等角度进入。女性主义者发现,在理论、政策和发展计划中,女性的存在及影响力没有得到体现。因此,她们从自身的存在出发,去探索新理论、新政策和新计划。
我的工作延续了这一传统。我相信,作者分享个人经历,是一种与读者建立联系,并让他们借此反思自己的方式——有些经验是我们共有的,有些经验则完全不同。就我而言,身体和城市环境的交集,促使我转向女性主义地理学和城市女性生活研究。
莱斯莉·克恩。(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你在多伦多长大,在伦敦成为妈妈,在萨克维尔展开学术生涯。这三座城市,是否存在边缘化女性的一面?
莱斯莉·克恩:像多伦多、伦敦这样的大城市,在住宅、规划、政策和公共建筑方面存在排斥女性的历史问题。在这些城市的物理空间里,女性视角没有或者很少得到体现。公共设施如公共交通系统的设计,侧重关注男性的出行需求和模式,而忽视了女性的出行模式、安全性,以及她们与儿童一起出行的需求。
长期以来,女性的安全问题没有得到认真对待。在很多城市公共空间,女性仍然感到恐惧、不适。虽然萨克维尔是一个非常小的乡村社区,但也存在类似问题,与女性长期未能参与社区建设有关。
《新周刊》:如今,不少国家面临少子化、老龄化的冲击,韩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禁孩区”(No Kid Zones),网上也有不少关于公共设施是否应该设置女性专用区域的讨论。对此,你怎么看?维也纳的“性别主流化”策略对其他城市是否有借鉴之处?
莱斯莉·克恩:母亲们会经常感受到城市给她们带来的敌意,带着孩子出门实在太难了。她们在一些公共场所不受欢迎,很难找到住房,也没有足够的支持进行照护工作。我认为,“禁孩区”是城市日益成为“年轻新贵的游乐场”的副产品。在士绅化街区,有孩子的家庭无力承担那里的生活支出,而且受到排斥。
维也纳的阿斯彭区是一个著名的“性别主流化”案例。在那里,基于对女性的需求和关注点的研究,进行了相应的规划,以确保她们在住房、公共服务和公共空间得到良好支持。
多伦多的高楼大厦很多,但城市规划存在缺失女性视角的历史问题。(图/pexels)
《新周刊》:书中提及的“友谊之城”,让我看到了将友谊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样本。这也是当下不少女性憧憬的未来养老模式。女性友谊是不是一种被很多人低估的精神力量?
莱斯莉·克恩:好想法!现在很多人都在尝试这样一种生活模式——和朋友一起生活,和他们一起养孩子、合资买下房子。这可能不太容易,因为许多地方的法规并不支持这种非婚恋的同居关系,但人们仍然这样做。
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趋势,它表明,我们需要新的住房类型、新的法规,同时容纳多元化的家庭形式。城市是这些新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地,因为城市对差异有更多的包容度。
《新周刊》:女性安全的商业社区,还有越来越多见的女性专用停车位、女性专用车厢等,你怎么看?对于维护女性人身安全的城市设施规划,有建议吗?
莱斯莉·克恩:女性专属场所作为一种临时方案,可以缓解女性的恐惧,保障她们的安全。然而,这一做法的局限在于,社会并没有要求男性改变他们的行为,或者消灭暴力的根源。我在书里提到的政策和规划建议,旨在增强女性的安全感、独立性:她们及其家庭负担得起的住房,满足基本生活条件的收入,儿童保育,免费教育,免费医保,法律公正,负担得起的公共交通,良好的护理基础设施,等等。
日本的女性专用车厢。(图/Unsplash)
《新周刊》:书中提及的女性主义城市愿景,你认为哪座城市有可能实现?
莱斯莉·克恩:我认为没有哪座城市能真正达到这个目标,不过,很多城市正在努力。巴塞罗那有一个性别规划愿景,他们的“超级街区”计划旨在让城市变得更人性化,使其更安全、更环保。
《新周刊》:真正的“女性主义城市”应该是什么样的?它是否难以成为现实?
莱斯莉·克恩:有很多方法可以让“女性主义城市”名副其实。有些城市实施了“性别主流化”策略,在性别平等方面划拨预算,关注性别意识;有些城市正在通过女性主政者的介入,正视女性的需求。
要实现这一切,并不困难。女性主义政策的实施,改善的将不仅仅是女性的生活,很多弱势群体也将受益。毕竟,我们都想要安全、宜居、交通便利,有着安全的公园、足够的儿童空间等因素的城市。
巴塞罗那的“超级街区”计划。(图/Unsplash)
《新周刊》:你希望读者从这本书得到什么启发?
莱斯莉·克恩:许多读者告诉我,这本书让他们看到了自己的经历,或者帮助他们以新的方式理解城市。他们注意到了以往没有注意到的事情。比如,在地铁站,看到有人推着婴儿车,他们会想:“哦,这个人能乘坐这趟车吗?她怎么到达下一个目的地?最近的公共卫生间在哪里?”
我希望居住在城市、关心城市的人读到这本书,包括规划师、建筑师、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我的目标是让读者行动起来,让自己的城市更加友好、公正和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