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种下未来的种子，会收获什么？

王求安

从地里长出来的建筑师，回地里“掘金”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见面时的问候从“你最近怎么样？”变成了“你最近焦虑吗？”似乎焦虑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标配，我们为什么感到焦虑？在这个时a代的转折点上，我们能做些什么？这是我好奇的，也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

与普遍的焦虑情绪不同的是，我现在反而越来越享受乡村的工作。最近我发现，我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竟然写着“农业劳动者”，让我感慨万千，仿佛这个身份早已注定了我与乡村工作的缘分。

北京安哲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始人、主持建筑师

王求安在论坛现场

我在学习上基本是自学，最早学美术，后来又学建筑。十几年前，我擅长做样板项目，能在短时间内投入大量资金，快速改造一个村庄。但我发现，这种改造往往只是表面的，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刷外墙，而村民的生活却没有真正融入改造的过程。

是否有可能让村民自己投资建设，让他们不再只是围观者，而是真正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这种实践被我们称为“以村民为主体的乡建实践”。

乡村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是盖房子和娶媳妇。在娶媳妇之前，房子必须先盖好。因此，每隔15到20年，村里的房子基本上都会被拆掉重建，因为儿子结婚时会拆掉父亲的房子。这个循环导致了房子外观的混乱，许多家庭因为缺乏基础设施，年轻人回乡过年时宁愿住在县城里。

如何实际推动村民真正参与？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每次进村，我们都会召开村民大会，面对几百甚至上千的村民。这种大会不仅吸引了村民参与，甚至市长、县委书记等地方领导也乐于参与，他们也觉得这种与群众直接接触的方式很难得。

传统的建筑设计往往不与使用者直接沟通，但我们选择与村民面对面，倾听他们的需求。通过组建村民微信群，我们与村民保持紧密互动。有时微信群里的争论会持续两三个月，村民分为支持者、反对者和围观者。我们首先会与反对者沟通，帮助他们理解改造的意义，通过一对一的方式，建立与每个家庭的信任关系。

我们另一个工作是在地的陪伴，帮助村民施工，和他们一起经历从改造到开业的全过程，这中间也要特别注意发扬每个村民个体的闪光点。

在浏阳的项目中，一位名叫王贤明的大哥原本想把闲置多年的房子改造成窑洞、民宿等。他的想法是从抖音上学来的，但我坚持说服他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他说他最喜欢去山上刨竹棍，然后把它们打磨成拐棍，于是我们就为他打造了一个工匠工作室。在这个新的空间里，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工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为他的房屋改造找到了新的定位，也帮他重拾了信心，找到了自己的角色。

改造前的王贤明空屋

改造后的王贤明工作室

未来，我们计划为更多农民改造他们的房屋，项目将覆盖陕西、重庆、湖南等地，预计投入的资金将达到10亿到30亿。有人问，为什么这么多农民愿意投入？我认为，过去，8亿农民几乎没有被服务过，建筑师、设计师以前惯于为房地产市场服务，但现在，是时候改变服务对象，专注于满足村民的需求了。如果你是做家具的，为什么现在不尝试去做农民真正喜欢的家具？你会发现产量可能比以前翻百倍、千倍，甚至达到全新的规模。

这样看，如今是一个特别好的时代。

我们希望在中国东南西北各个方向重新塑造200个样板村庄，重新塑造“在地邻里”的概念。这是我们认为非常有价值、值得去做的事情。

在社会的转折点上，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就像我们说服村民发挥他们的专长一样。我们自己也在寻找并坚守自己的长项。我和团队认领了这个时代的小课题与新使命——为村民服务，这让我们感到特别欣喜。

我其实不是一个在乡村出生长大的人，但我觉得我们可能往上数两代或三代都是类似的背景。直到今天我们的很多市场、收入结构其实还是来自于乡村。中国有大量的自然村，有大量的政策和消费，所以我们面对的大量问题不是城市的问题，而是乡村的问题。那么作为建筑师，在乡村做建筑，意味着什么？

我想，乡村建筑的作用是三个词，容器、酵母和灯塔。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建筑学院

建筑系主任，三文建筑创始人何崴在论坛现场

作为一个乡村建筑，首先你要实用，首要的不是好看，这就像容器一样。当然建筑也是一个文化和社会的容器。这个容器不仅要满足村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更要能够承载和传递乡村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结构。

乡村建筑也需要形成一种群体的效应，能够引发乡村的一种内生动力。酵母虽然微小，但却能极大地影响整个“面团”的性质。同样，我认为乡村建筑也应该像酵母一样，能够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

乡村建筑也应该是灯塔，灯塔也是媒介，它可以让人们从远处看到此处。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建筑作品，为一些乡村的发展提供方向和灵感。

2020-2021年，我有一个项目，是河南修武县宰湾村空间提升计划，我把它称之为一个普通乡村的艺术叙事。

宰湾村这个村子给我的第一印象非常混乱。各个时期的片段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平原上的拆迁村。我甚至戏称它为“三无”村庄：没有传统风貌，没有特色的景观，也没有明显的产业。

河南修武县宰湾村

我刚进入村子时，感觉头皮发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发现，尽管这个村子看似一无所有，但它真实地保留了从60年代移民过来以来的所有痕迹，建筑原始面貌保留完好，呈现一种历史的切片模式。垂直于村庄的主路，60、70、80、90年代，一直到2000、2010年代各个时期的民居经纬分明的排列，形成了一个清晰的鱼骨状结构。

村庄中所有的痕迹虽然混乱，但都是真实的，这些痕迹都是40年来村民追求美好生活的佐证。如何透过普通乡村中的日常，发现“混乱”背后的逻辑，成为我们在这里必须要做的功课。

在这个村子里，你可以看到60年代的土房子，80年代左右的平顶房，以及后来因为漏雨或太热而加上的彩钢板。每个时代的建筑都有其独特的图像学痕迹，记录着时代的变迁。我让我的研究生写了一篇论文，专门研究这个地区是如何演化的。我们发现，即使是2000年前后建的小洋楼，也融入了当地的特色。

我们还注意到了许多奇怪的现象，比如地面上全是拉扯状的沟槽，路灯从房子里伸出来，屋顶上的光伏板，以及路中间的一棵树。但当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些现象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那就是过去40年里，无论是政府还是村民，都在追求更好的生活。比如地上的沟槽是政府管线入地留下的痕迹，墙上伸出的灯是为了给农民加装保温，屋顶的光伏板则是农民为了增加收入而安装的。

因此，我们考虑是否可以将这个村子打造成一个展示改革开放40年民居的活态博物馆，真实地反映这些年的变化，把那容易让被忽略的事件变为集体记忆。我们采用了空间艺术叙事的方法，对街道、墙面、屋顶、广场以及一棵椿树进行了一系列改造。我们希望用艺术的方式记录下这些痕迹，但村民们提出了实际的问题，比如水泥地改成沥青地的成本问题。我们尊重村民的意见，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村子道路上改造后的一棵椿树

改造后的村屋立面

农民其实是非常睿智的。我们的改造完成后，他们也开始学习这种表达方式，用三种颜色来装饰他们的隔离带，这三种颜色也代表了我们为村民做的实事。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村子的真实风貌被阅读，而不是被厌恶。

我们还保留了所有的光伏板，并以一种艺术的方式展示出来。例如，我们记录了2020年某户人家安装光伏板后，每年可以为国家电网提供8万度电，赚取3万块钱。这些都是真实的数据，我们希望用这种方式让村子的变化被记录下来。

我们还注意到，政府为了帮助农民保温，做了一些外墙的改造。我们也用艺术的方式将这些改造展示出来，旁边还用文字叙述了这些事实。这个过程中，工人们也发挥了他们的智慧，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这个项目给我们的启示是，即使是看似混乱、没有特色的普通乡村，也有其独特的价值。我们可以尝试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呈现这些价值，而不是简单进行大拆大建。其实，中国绝大多数普通乡村都可以有尊严地呈现出他们独特的样貌。

左靖

如何在乡村建设中实现“长效主义”？

深入讨论之前，我愿意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2001年，我和一位策展人以及其他一些跨界的艺术家、作家和学者等，一同前往安徽皖南的一个山村。其中有一位来自北大研究宋明理学方向的博士，他希望在一座据说是建于元代的最古老祠堂，教村里的孩子们朗读《论语》首章。

大约有十个孩子围坐在一张长桌边，博士读一句，孩子们跟着读一句。在那个空旷的祠堂里，孩子们稚嫩的声音让这位博士眼眶一热，肩头一沉。出乎意外的是，这位博士最后差点崩溃——当《论语》首章很快读完后，所有的孩子都向他伸出手要钱。

策展人、《碧山》杂志书主编、安徽大学副教授

左靖在论坛现场

2001年，乡村旅游的概念尚在萌芽。这件事反映了知识分子对乡村的期望与乡村现实之间的差距。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它总在提醒我去思考，我们这些从城市来到乡村的人，能为乡村做些什么？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异一直存在，这是我们在乡村工作中不断需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从早期的碧山乡建，到这几年的“大南坡计划”，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下展开的。

大南坡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北方乡村。2019年底，我得到一个机会，和团队来到河南修武县西村乡的这个村庄。可以说，在大南坡，我使出了洪荒之力，想把过往所有的经验和想法都用上，看看能不能通过艺术、文化和设计，让这个地方重新“活”起来。

先我们到达的，是明月村的陈奇团队，他们扎实的社区营造工作为我们打下来很好的基础。首先是“空间生产”，就是对村子里废旧建筑的改造。我们找到村里的老大队部、老礼堂，还有一片废弃的学校，这些建筑都被废弃了，成了垃圾堆、杂物间。我们和场域建筑合作，把这些地方慢慢地改造成艺术中心、书店、社造中心、戏台和小餐厅。比如，方所文化在这里开了第一家乡村书店，旧的卫生所被改造成戏台，餐厅空间则是原来的农用机械修理厂。

为什么以改造代替新建？我们不想一切从零开始，那些废旧的建筑承载了村里的历史记忆、文化记忆和情感记忆，拆掉重建等于把历史归零。通过对老建筑的修复和重新利用，我们希望唤起村里人对过往年代的回忆。此外，我们和陈奇团队携手，通过建立村民自组织和公共教育，恢复中断了四十多年的怀梆戏等工作，重建大南坡新的公共文化生活。

接下来是“文化生产”。简单说，就是我们想让村里的乡土文化重新找到“生机”。我们的工作方法是以大南坡所在的县域为调研范围。修武县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比如太行山南麓的云台山，小麦和面食的传统，还有诞生于唐代的绞胎瓷工艺。我们在大南坡策划了“乡村考现学：修武的山川、作物、工艺和风度”，分为四个部分：有讲太行山对中国宋代山水画的滋养；小麦和面食，我们把它置于全球的背景下讨论，让人看到中原的面食文化如何和亚洲其他地区连接起来；绞胎瓷——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艺术，参展的不仅有本地的非遗传承人，还有荷兰、韩国等国的陶艺师，我们希望让大家了解绞胎瓷工艺在当代的最新发展，让更多人感受到它们丰富而多元的美感。

第四个，也是最特别的应该是“竹林七贤”的当代表达。通过对竹林七贤图像的历史考察，我们用木刻和影像的形式重新演绎了这个文化符号，不是简单的“复刻”，而是用木刻语言和当代诠释重新叙说了竹林七贤的故事。木刻艺术家刘庆元以大南坡村民为素材，创作出了属于“大南坡版”的竹林七贤。这不仅仅是给外来观光客看的，而是希望村民能够从中看到自己文化的独特性。

大南坡村

出版是我们的核心工作之一。今年我们在河南科技出版社出了这本900多页的《大南坡：共振村声》。这本书里不只有我的声音，更多的是所有参与的团队、包括村民们的芸芸“众声”。这本书记录了大家在过去三年里的经历与付出，是我们共同努力的见证。

2020年10月，我们举办了首届“南坡秋兴”，之后又举办了两届。我们邀请乐队和村民一起排练、演出，村里的孩子们也和音乐人一同歌唱。“南坡秋兴”成为大南坡最重要的节庆活动之一。“共振村声”是第二届南坡秋兴的主题，这四个字，是我在浙江乡村考察时，在一幢老屋的墙壁上发现的。我们把这四个字镌刻在了大南坡的戏台上。它成为我们的核心理念，是我们始终如一的坚持和承诺。

“大南坡计划”的各项工作像是在乡村里播下的一颗颗种子，一步步地通过文化、艺术和设计的力量，在村里扎下“根”来，并让村民真正地参与进来，创造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乡村新文化。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多地参与、陪伴，既是建设者，也成为当地的一份子。乡村建设不是一两年能够完成的，也会遇到各种挫折。但我想说，正如锺永丰在《回乡记》里写的那样：“崎岖无退，回乡歌且谣。”

改造后写有“共振村声”的戏台

刘庆元

在地十二年，用木刻与乡村对话

我是版画系毕业的，毕业之后，我的作品就经常为诗歌朗诵会、摇滚演出等活动做海报。那时候年轻，觉得总有一种能量是在书本和知识以外的。我当时觉得木刻是让我找到释放内心能量的出口，躁动、无知、狂野、发力，统统都被释放出去。所以我习惯逼着自己天天干（创作），自己跟自己较劲特别有益身心健康，一直到现在。

当代艺术或许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方法论，这需要在不同的社会语境、广袤大地上去寻找命题，寻找我的工作方式。所以艺术不只是在当代艺术生态圈层当中，它其实是可以在田野，可以在学校之外，可以在街头、社区去展开工作，它肯定不是模板、套路化，一定是有一个新的想象和新的创造意识在内驱动。

木刻对我来说，是离散的艺术，既古老又先锋。这种媒介语言的矛盾性和局限性要通过图像的方式来回应总是非常被动的，面对世像的万般复杂，迟疑但坚决，其中又有恐惧——人是需要一点点恐惧的。对我来说，训练和实践是一条线，在这条线的末端，我的作品会选择在不同的场景出现。那个场景选择很重要，背后是无边界的社会现场。视觉不能够脱离当下现实，它应该跟生活、现场和时间搅和在一起。

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副院长、艺术家

刘庆元在论坛现场

在第一届的“南海大地艺术节”上，我的任务就是为一个小小的农家餐厅做一系列的创作设计。而在第二届“大地艺术节”，我为“水系南海”这一主题进行了一系列视觉创作和设计。有时候，通过被委托的命题进行创作，就会有一种做不完的感觉，这种感觉对艺术家很重要。

我在乡村做田野调查，其实是训练自己的眼睛和思考的能力意识。我不想只是按照自己的美学去臆想，而是通过大命题时代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挑战和考验，这对我是训练眼睛、灵魂、思考和沟通同步的方式。

艺术与田野调查不是非此即彼。我们讨论乡村，我们离不开城市，而城市的过渡地带又是乡村，两者之间的往返是特别有趣和迷幻的，而这种流动性的场景一定是要能量联动的。

刘庆元“水系南海”作品之一

在创作之外，我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平时会经常带着同学们上山下乡，走村进城，驻地讨论并进行创作。学生积极接触社会，主动参与社会艺术实践，在时代语境和各种问题之中去思考艺术设计何为，这对作为一名老师的我，也是一种长期创作。

艺术教育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能够让你保持一种感性的东西，一种直觉性，当然这个感性和直觉对我而言，还是需要建立在很漫长的一个经验过程当中，正如关注现实，服务社会。长期的社会艺术实践，能带来人和人之间的联系，这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要尝试搭建临时舞台，让年轻一代，让更多人参与“表演”——要相信大家都是有感觉的人。

很多人会问我，做大地艺术节需要多大的面积？其实，它和“大地艺术”不太一样，可以看成是一个长期的、地方文化工程，而不仅仅是一个IP。我们借鉴了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和威尼斯双年展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艺术活动，提出了一个新的策展理念——“场域策展”。简单来说，场域策展既保持艺术策展的专业性，又拓展了它的边界和深度，让展览更贴近当地，能更好地激活现场的独特氛围和人文资源。

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倾向认为在大地艺术节中，艺术是一种方法。那它的目的是什么？

“大地艺术节”，之所以名为“大地”，正因为它的目的、场景、故事来源、情感依托，都是人们脚下的土地。

瀚和和文化创始人、大地艺术节中国发起人、艺术策展人

孙倩在论坛现场

做艺术节，实际上也是在做一项社会工作，一项从艺术出发的“新模式”的社会实践。

要在一个地方去做艺术节，要熟悉这片土地。我们执行的团队，必须要在一个地方待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慢慢熟悉这个地方。还要符合为当地而创作的理念。对于艺术家来说，我们有很多的要求：必须有时间来当地考察，考察至少两次，创作之中至少来一次。假如没有时间，再好的艺术家可能也不行。

艺术节的根本，是只有熟悉当地，才可能挖掘出适合当地的特质，这不仅是一个与土地结合的过程，还是与人互动的过程。

大地艺术节践行的是一种深度的在地结合。我们的原则是在不影响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去不要去大拆大建，如何去把一些有价值的有历史故事的这些老的建筑，包括民居能够去给它激活，游客来以后怎么样产生更好的体验，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

在艺术节以数年计的筹备时间里，从讨论地块使用到整修老房子、作品创作，与村民沟通是我们的日常工作。城市人来到乡村，需要放下原本只属于城市的价值观，要向乡村学习。我认为任何项目的第一步，就是要尊重这里的每一个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传统观念和实际需求。

尊重不单是礼貌，也是有效沟通的基础。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让艺术节在这里有根有魂，而不仅仅是一个外来概念。

大地艺术节举办地：广东南海

“尊重”首先体现在和当地人一起做决策，而不是直接带着既定的方案进入村子。比如，第一次去村里时，我习惯先去拜访当地的村民，倾听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需求，了解了他们真实的想法，再去一起讨论设计的方向，让艺术节的内容和当地村民的生活相融，真正被当地人接受和理解。

我也会避免过于突兀的改造，比如有些村民会问为什么艺术作品要设在那里、颜色能不能有变化等，这些细节都反映了他们对村子样貌的认同和坚持。我会仔细考虑他们的意见，做相应调整，让大家能看到一个尊重他们习惯的艺术表达，而不是一味的外来设计。

整个工作过程中，不断沟通和相互理解，让“我们的事”变成“咱们的事”，这是尊重的具体体现。也正因为这样，我们的项目不仅是“艺术节”，更是一个连接土地、人与艺术的过程。

当人们来到大地艺术节现场，他们留意的不只是艺术节的作品，更把目光投向当地的风土人情。我自己可能就像一个桥一样，让大家通过这座桥可以让很多不了解艺术作品，或者是没有接触过艺术作品的人，也能意识到艺术就在身边，进而理解脚下的风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