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谷歌软件工程师James Damore。图片来源：Peter Duke
作者 James Damore
8月7号，我被谷歌解雇了，起因是我写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在谷歌内部传疯了，它不仅对文化禁忌提出质疑，还指出这种禁忌导致我们对公司乃至整个科技行业性别多元化做出了错误的思考。我认为，科技领域的性别差异至少有一部分是由生理原因造成的（当然，我也说了对女性的偏见是一个因素）。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称，我的部分言论违反了公司的行为守则，而且“在工作场所助长性别成见，已触及公司底线”。
在长达10页的文件中，我给出了自认为有理有据、经过深入研究、善意真诚的论述，然而正如我写的那样，由于公司“意识形态回声室”(Google's Ideological Echo Chamber)的存在，我提出的观点基本都是被禁止的。而我被解雇一事也完全体现了这一点。谷歌拥有全球最具智识的员工，为什么这样一个公司会深受意识形态摆布，并且如此不宽容科学讨论和理性质疑？
世界是什么样，该怎么样，我们每个人对此都有自己的道德偏好与信念。我们会因为这些观念受到质疑而感到痛苦，所以我们远离异见者，亲近三观合拍的人。数十年来，这样的自我隔离愈演愈烈。现在，我们出行越来越方便，可以加入各种社群；我们愿意花更长的时间去等待、寻找合适的伴侣；我们长时间沉浸在为我们量身定制的数字世界中。
谷歌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回声室，因为它是硅谷的中心，也因为它渗入到员工生活的方方面面。免费餐食、内部Meme（指网络上迅速传播扩散的热门内容，比如网络爆红图等）交流版、加上每周的全体例会，谷歌因此成为员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的员工甚至就在园区里生活。对于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在谷歌工作是自我身份认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它堪比宗教，有自己的领袖和信徒，我们都坚定地信仰着谷歌神圣的座右铭“不作恶”。
回声室的自我维护方式是创造一种共同的思想，并且把讨论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正如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言：“想让人服从驯顺，最明智的方法就是把可以接受的观点严格地控制在一个范围内，然后在这个范围里允许他们积极讨论。”
回声室还需要反击异见与反对。无论是在家里，在网上，还是在公司，一旦有人坚持挑战禁忌，他们不是遭到羞辱而被迫就范，就是被驱逐出团体，以此来维护团体的共识。公开羞辱的作用不仅在于展现羞辱者的高人一等，同时还能杀鸡儆猴。
在文件中，我对谷歌的一贯信条发起了挑战，指出世间的男女差异并非全是歧视的结果。一个月前，我刚把文件发送给谷歌多元化小组以及公司同事时，并未收到强烈抗议，也没人指责我仇视女性。有几位同事与我就这些问题行了合理的讨论，但大多数人并不在意。
这份文件在全公司乃至科技界广泛传播后，一切都变了。多元化的狂热信徒坚信男女差异全然来自区别对待，而所有人生而一模一样，他们必须严惩我公开的冒犯。他们发了许多义愤填膺的邮件，给谷歌的人力资源部门，给我的每个上级，要求审查我、报复我，叫我谢罪。
公司管理层羞辱我、歪曲我的意见，试图以此平息大众的滔天怒火，其实他们也别无他法：只要有人公开同意，甚至只是容忍我的观点，就会成为网络暴民攻击的对象。由于内部文件遭到泄露，整个事件成为媒体上的舆论风暴，谷歌不得不解决我所谓的性别歧视、反多元化宣言带来的问题，整个公司都遭受了严酷，甚至可以说带有恐吓性质的审查。
离开谷歌，我觉得很难过；公司压制开诚布公的讨论更让我伤感。如果谷歌继续忽视其多元化政策与公司文化带来的真正问题，那么它必然走向闭目塞听的未来——既无法满足优秀员工的需求，也必将让无数用户失望。
James Damore自2013年起在谷歌的山景园区担任软件工程师，于本月初被解雇。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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