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图的视觉魅惑:神话化身体的表征、展演与超载
作者：李颖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三期
摘要:
网络技术的革新让传统的文字社交方式产生视觉化转向，青年人越发喜欢用视觉内容进行社交实践，如在社交媒体上展现自拍。为了不断满足人们的视觉审美需求，视觉修饰性软件如美图秀秀等应运而生。美图生产要求秀图者在日常生活的审美经验及自我个性表达中，重新组装身体符号，最终形成新的富有意指功能的身体神话。当神话化的身体视图进入社交空间后，一场场自恋与凝视的表演秀也随之上演。美图文化繁荣了视觉修饰符号，同时也产生了视觉超载等现象，进而迸发出各种网络文化症候，这些都理应得到重视。
关键词:
身体神话;美图亚文化;视觉表征;图像社交;视觉超载
生产力与技术的发展，让互联网迈向移动社交时代。2016年11月发布的《2016年世界互联网发展乌镇报告》提到，2016年全球移动社交用户已高达24.4亿人[1]。越来越多人融入“移动社交网络”中，日常生活实践也备受影响。移动社交媒介不仅仅是人的衍生，更成为人的一部分。而由此催生出的移动社交文化，也不断地在虚拟性、强互动性的公共空间中更迭，文化演绎的风格符号变化万千。
视觉化
是当前移动社交文化的一大重要特征。
学者周宪认为，复杂的视觉活动及视觉实践构造出当前社会文化的雏形与内在[2]。被誉为“互联网女皇”的玛丽·米克(MaryMeeker)调查公布的2016年《互联网趋势》(Internet Trends)数据显示，全球移动社交媒体中，用户的视频和图像的使用率持续增加，全球照片分享市场极为庞大，2015年全球移动社交媒体日平均分享照片便达到32亿多张[3]。
艾瑞咨询报告显示，中国主流社交网络上传的照片中，约有53.5%的照片经过美图应用的处理。视觉化内容是社交过程中一大重要展现。原本仅作为语音通信工具的手机，当其录影摄像技术功能被强化后，本身固有的文字、语言功能出现衰弱，新的视觉图像功能更受青睐。
正如W.T.J
米歇尔
所言，原有的“读写文化”将被“视觉呈现”的文化逻辑所取代，社交方式的读图时代已经到来[4]。
玛丽·米克的研究报告数据也显示，新千禧一代的青少年人群相比其他年龄段人群更喜好用图像进行社交。在图像至上的社交时代，这些青年群体热衷于用手机生产视图，以供自身日常生活审美的需求。
生产技术的革新更是刺激着这种日常审美的消费欲望。例如智能手机更新换代的速度加快，其拍照像素从十年前的几十万像素到如今几千万像素。但超高清的拍照设备却似乎依旧无法满足消费者对视图快感的更进一步追求，于是乎美图软件应运而生。这些视觉修饰性软件运用修图技术对原有的视觉成像进行人为修改，以满足使用者审美需求。
2016年6月国内某款美图软件发布产品报告，其中提及该软件用户总数达到7.24亿人，用户遍布全球各地，日均生产照片2.1亿张[5]。可见美图市场之庞大。这些热衷于拍照、美图的青年群体在网络空间中生产出新的文化仪式—“美图自拍仪式”。
该群体完成以往固有的“打开手机前置摄像头—摆姿势—按快门—成像”的初始仪式链后，出于更进一步追求视觉完美的心态，延伸出“修自拍图”的新仪式实践环节，即从生产出的多数自拍视图中，选取并保存自身相对满意的照片，再打开相关联的美图软件，抹去自拍照片的瑕疵，并根据自身喜好调整图片整体风格，增添视图的艺术效果与美感。最终将修好的“美图”分享到社交媒体，等待赞赏与评论的回应，完成整场图片社交的仪式实践。
美图软件帮助青年改造身体，创造出的美图迎合了青年人自我的个性需求。为了追求时尚，体现自我社会阶层的品位特性，青年人会模仿当前时尚标杆，形成亚文化风格的“
身体符号崇拜
”。
改造身体、塑造时尚崇拜符号的过程犹如进行外科整容手术，对引人关注的器官如腿、唇部、乳房、皮肤、眼睛等进行缺陷修整。微观的“手术”如“磨皮”“美肤”“化妆”“瘦腿”“拉伸腿部”及各种虚化脸部斑点的滤镜;宏观改造上，美图软件迎合青年人的个性张扬，而设有“小清新风格”“动漫风格”“日系风格”“暗色系风格”“怀旧风格”“戏剧风格”“可爱风格”“搞怪风格”等多维度亚文化风格供给青年群体选择。
青年亚文化虽风格各异，但
内质的关于身体美的标识
依旧是共通的。这种共识身体标准以权力话语运作的形式，潜移默化地让青年群体形成理想的、完美的“镜像自我”。通过打造“感觉中的完美身体”，最终把原先有缺陷、不完美的“现实我”包装成富有巨大符号的奇观。
从普通人到光辉耀眼的美女少男，只需要一个软件、一点时间、一些感觉即可。如2016年里约奥运会爆红网络的游泳运动员傅园慧，其在个人微博中曾发布一张将自身腿部“拉长修正”的美图化自拍，重塑了自我形象。该图片也引发了近20万条网友评论。人们更加关注照片隐喻的视觉符号意义，如审美、快感的呈现等。现实主体的美丑高矮并不重要，只要使用美图软件，都能创造出令人心仪、麻痹感官的视觉图像。
罗兰·巴特曾提出这么一个疑问:“视觉符号意义如何进入形象中?
”[6]同理，我们也可提出相类似的思考:“身体符号经过美图的修改如何产生新意义?意义又如何成为形象的表征?”
视觉修辞的相关研究
用于解释这个问题。
在罗兰·巴特看来
，视觉修辞就是将符号神话化的过程，对于神话的符号学阐释框架又分为
直接意指
与
含蓄意指
两大符号学系统[7]。
直接意指对应着第一级符号系统，其实质是符号的直接意义，此时符号的能指既指代意义又指代形式;含蓄意指对应第二级符号系统，是将原有图像符号A指涉的能指与所指组成“联合式整体”，形成新的完整符号B(这个过程称为意指作用)，并由此符号B作为新的能指，与新的所指再次建立新的象征关系(图1)[8]。
以一张2016年年初引发舆论关注的小学生美图自拍照为例子进行分析(图2)。该被修饰过的美图直接感知的第一层符号系统中的能指有很多，作为形式的能指诸如“突出的胸部”“翘起的臀部”“S曲线身材”“红色的嘴唇”“纤细的玉手”“微露的肚脐”等，而另一方面的能指充当所指的功能指涉意义，如产生“她是美丽的女生”“她展现出火辣的身材”等意义。
此时当意义在第一级符号系统层面被解读后，形式开始脱离了意义，脱离后的能指形式变得异常浅显、孤立与贫乏，新的意义便由此填充进对“小学生自拍形象”的符号阐述中，诸如“女性自恃的审美判断”“男性视角下的性感标准”等此类新能指产生，第二级符号系统阐述开始运作，原有视图的写实性被淡化。
新完整符号的组建完成也同时意味着视图的身体神话建构完成
。由身体神话书写出的意识形态如对女性身体日常审美、身体的殖民性等，合法性也在推演身体神话过程中被确认。
与传统意义上的“神话”不同，罗兰·巴特将“神话”定义为一种固定形式的修辞，保留有听众对传统神话信以为真的特点，由此演化出人为操控性、虚构性、欺骗性和盲目性的特征，尤其指消费时代泛滥的大众文化下各种虚假的视觉表征[9]。在大众文化时代，作为人们美好生活的基本标志和文化资本标志的身体，一直激发着被消费的狂热。
被成功神话化的身体在社会空间中突显物质性、视觉感官刺激性，激发着人们追求时尚审美的欲望。
在福柯看来，在权力的规训下，神话化的身体被人为操纵出“美—丑”的准线。
身体之为美，是因为代表了健康、活力、完美、整洁、理想的话语，是一种“真理”与“知识”;身体之为丑，是因其意味着病态、残缺、肮脏、阴暗，是一种被排斥的“无知”[10]。
总而言之，美图文化以视觉修辞的方式，形成图像的新意指，进而塑造出“时尚的美的身体”等意识形态，在规训之下最终完成身体符号的“神话化”过程。
身体的神话意指形成，隐喻的意识形态被接受与认可，由此指导着视觉表征的实践如如何进行美图制作。移动终端建构的虚拟空间中，生产出的一组组视觉表征，是个体对自我现实经验的认知再现。
如喜欢日式小清新的青年，会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穿着白布帆鞋、带着LOMO相机并以柔美的自然风景为背景的照片，加之以清淡色系的风格滤镜进行美图改造。
所谓
视觉表征
，实质是现实物体因机械复制等技术手段而视觉化呈现，成为所指概念，再到成为能指符号的转换过程。这个过程从微观上看，
便是霍尔所言的视觉符号的编码—解码过程[11]。
现实中的身体被拍摄成照片，人们根据神话化的身体的合法性意识形态，解码出“苗条身材”“性感”“丑陋”等多个维度的概念所指，再者形成思维定式的能指符号，如女性曲线的身躯、大肚腩等视觉符号，最终完成表征实践。
总而言之，美图文化的视觉表征实践是美图者进行刻意的形象生产，从已有的身体神话中，解构、制造和传递意义。
美化好的图像除了个人作为记忆储存之外，也多用于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展现。由此产生了互动式的图像社交实践，实现图像符码信息的展示与传播。
社交媒体展现美化图像的实践，实质是网络社交生活中个体的自我表演秀。秀图者是表演者，在展示自我身体时，会想象着观众在场与围观，甚至还会自我欺骗地表演着编造的身体神话，觊觎着观众的羡慕与赞赏。正如帕克所言，“无论何时何地，每个人都在或多或少意识着自己扮演一种角色，透过这些角色，我们认识我们自己”[12]。
这一心理过程又称之为社交的自恋展演[13]
。自恋是推动青年对自我身体进行修辞改造的内在动因。心理学家弗洛姆将“虚荣”“孤芳自赏”“自我赞美”“盲目的狂热”作为自恋的现实表征[14]。
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展现”中，为了弥补内心的空虚、满足自我精神的认同，力图美化自己图片的青年自恋地假扮起剧本的主角，通过夸张化呈现(即“美图化妆”过程)展演现实生活美好的一面(如欢乐聚会后的合影、健身后健硕肌肉自拍、美景下的旅游自拍、情侣秀恩爱自拍等)，卖力地美化与修改视图符号后，“试图给台下来来去去的观众留下深刻印象”[15]。
有时候秀图者在展示自身美颜过的图片时，文字补充说明会有意地发起诸如“我美吗?”“猜猜这个美女是谁?”“这个滤镜好看吗?”等矫揉造作的设问，其内心早已预设好答案及自我营销和正面形象的传播范式。当凝视者惊艳于视图中被美化了的展现者，社交媒体上的评论与赞赏便是对展现者的虚荣自恋最好的社交报酬。
自恋的表演产生观众的凝视，但剧场(社交媒体)的属性不同，表演的方式内容与程度也迥异。社交媒体按照空间形态属性可划分为两大类型:集体场域型空间与私人场域型空间。
以微信为代表的私人场域型空间，是以“熟悉人社会”为社群互动基础。陌生的“他者”被排斥于交往网络之外，营造的是认识度高的熟人文化空间。正因为互动的主体基于“朋友”的角色关系进行信息沟通，交往之间充满更强的信任感，交往的信息会更为日常与隐秘。
这些日常或隐私信息有时难以以文字或语言的表述方式生动地传递情感，视图形式相比之下更能直接感官性地炫耀与卖弄情感。按照微信朋友圈的游戏规则，可把朋友圈看作是
“熟人聚会的客厅
”，大家在客厅中交换各种秘密，分享当前自我的生活状况。
视图的加入，更好地引起他人的关注，产生更强的凝视效果。如买了件新衣服、剪了新发型、遇到熟人，此时便要自拍一张，美颜一下，公示于朋友圈。视图中的人物主体，一定程度上宣誓现实主体的“形象在场”。我秀图，故我在。
在场的秀图者牢牢把控住朋友圈的话语权，形成私人领域的公共话题，展现自我的美好，让自我成为熟人圈子关注的中心。秀图者会以观众凝视程度、回馈赞美的频率作为人际交往中朋友“熟悉度”的批判标准。
一旦熟人圈子中某些观众常年对秀图者“默不作声”或表现出“不耐烦”等负面情绪，秀图者会为其贴上“不可信任”的标签，将之排斥与“他者化”。
而以微博为代表的集体场域型社交媒体，陌生人参与性更强。微博营造的是“粉丝圈文化”。微博博主犹如站在广场的中心，向四周吼叫。有品牌效应的大V明星是有较强影响力的微博博主，他们在微博空间展现自己美颜的照片，希望给粉丝留下印象，通过粉丝狂热地赞美评论、点赞、转发，体现其社会角色的正面形象及社会价值。
集体场域下的互动仪式同时也体现了传播主客体的不对等状况。普通平民虽发微博，却无法获得强势的围观，微博博主的地位、身份与影响力，决定着其公示的视图回应率的高低。大量粉丝对偶像所发视图进行强势围观，为求从中获得凝视的快感。
在弗洛伊德看来，视觉欲望不仅富有一般的视觉快感，甚至还隐含更为复杂的观看癖好与窥淫癖。如男粉丝凝视这些高颜值的女明星视图时，会在自己遐想中获得极大安慰与满足。
女性作为视图被看形象，是为男人的主动观看与享受而展示的，在性别权力的不对等情形下，男性的审美需求规训着女性公示者美颜照片的标准。如展示丰满的胸部、白皙的脸、苗条的身材等时尚气质。
如清华大学的章泽天因一张手捧奶茶的照片而被大批男粉丝奉为“奶茶妹妹”。又如女演员周海媚、侯佩岑在微博上发布的引发近万人点赞评论的“卖萌照”，也是用某美颜相机的卖萌修图风格，塑造出男性喜爱的楚楚动人的“萌形象”。
齐美尔认为，作为社会弱势的群体，女性可以通过满足男性性幻想的时尚包装，表达自我、追求个性，成为关注的焦点，改变自身弱势状况。而当前盛行的男色消费也昭示同样的凝视快感原则。
被网民捧为“国民老公”的游泳运动员宁泽涛，其在微博公示美白皮肤、裸露胸肌的视觉图像，引发大批女粉丝的凝视，60多万赞与12万多充满“性隐喻”的评论也在表明女性窥视欲望释放的视觉狂欢。
无论是在微博或微信，秀图者进行美图表演，一方面是个性展现的私人性行为，另一方面则是公开性和展示型的“炫美”行为。社交媒体公示图像的主体不单是为自己而设的消费，同时也是消费给他人看;参与到主体在社交媒体互动的凝视客体，不单参与了消费本身，更重要见证了主体的消费。
关注被修饰的高颜值身体视觉符号，同样是一种“他人导向”的消费行为，消费本身便是与名望、社会阶层、认同身份相挂钩。个体在社交活动中，习得他人的高层次的消费习惯与行为，并衍生出自己渴求与攀比的内在期盼，这现象便是消费社会的典型特征[16]。
视觉符号的丰富，一方面展现了互联网文化的繁荣与多样性，另一方面也造成符号泛滥而产生的空间视觉超载，及由此并发的各种文化症候。
早在20世纪初视觉文化刚刚发展时，本雅明便感叹起技术复制而产生的“灵韵”消逝。
鲍德里亚对电视直播产生的视觉冲击，质疑这是“未发生的虚伪事物”。
如今当美图文化成为网络社交时代青年人展现自我的方式之一时，被改造的“美化视觉符号”早已充斥人际交往，泛滥成灾我们却还全然不知，依旧沉浸其中，无法自拔。
威尔什
将这种身处视图化的生活解释为，“现实正在趋于失去重力，并经历持续失重”[17]。厚重感是客观现实的重要表征，却因视觉图像的大规模渗透，使其变得淡薄，无足轻重。
也如费尔巴哈所言，
“符号比符号所示的事物更重要，复制物比原作更重要，再现比现实更重要，现象比本质更重要
”[18]。视觉因素一跃成为当代文化的核心，成为创造、表征和传递意义的重要手段[19]。
这些被超量生产的美图视觉符号，一旦失去规范治理，容易导致网络社交的“表演崩溃”，网民主体性精神的丧失和网络空间公共性的衰落。
网络社交媒体上的“表演崩溃”现象因“秀图者”缺乏责任感、道德感而肆意生产、传播视觉符号而广泛存在。秀图者迷恋被美化颜值的自己，热衷于将美图自拍推送到社交媒体，由此可能产生“刷屏”“霸屏”等行为，强迫着观众时常接受“自己做作、又不真实的表演”，由此容易引起观众的视觉疲劳与反感，最终导致社交崩溃。
有时故意泄露私处，传播情色等行为同样容易产生“越轨的表演”[20]。如2016年5月辽宁一女辅警在个人微博发布其身穿警服和性感平角短裤的自拍，并加以“朦胧风格”的美图效果，因其视觉符号呈现与“警察”应有的严谨形象产生较大抵触，多数人认为该视图“不雅”。
而女辅警也因此事被警队辞退。
又如某美图软件代言人，在微博上发布用该美图软件修正过的自拍图像。其头发湿淋，身穿白色睡袍，卧躺在沙发上，脸庞被修图加上多层滤镜呈现无比光滑与白皙，加之整体呈现“白亮色系”风格。这些“视觉符号”都极易诱使强势围观的观众对其身体进行臆想，并形成消费意象，最终导向是为该美图软件带来强大的广告效应。
被
维特根斯坦
称为“灵魂的图景”的身体因美化的改造成为可出售的商品，并在以情色的隐喻成为传播的由头。身体符号中的性欲隐喻成为消费社会中的“头等大事”，从多个方面不可思议地决定大众传播过程的整体意义
[21]
。
由于明星的带动效应，越轨但刺激的表演让隐喻情色的身体从众化，更多草根也加入展现“暴露私处的我”，越秀图越无底线。如“陌陌”、支付宝的“圈子”等社交媒体，上面储存着大量草根身着暴露、情色隐晦的美图自拍。
其“白领日记”“只看女”等界面功能更是肆无忌惮地展示一大批被美化得性感、妖艳的女性自拍。这些社交软件也因情色泛滥而被勒令整顿。情色符号肆意荼毒公共生产空间，公共利益、伦理被弃之不顾。身体消费最终成了暴露肉体的狂欢，腐化着青年群体的心灵，渐进式地致使社交媒体上表演无序与越轨。
其次，美颜后虚拟的客体与现实的主体我产生矛盾。即便移动设备终端发展极速，它依旧是一种技术，是被主体人所使用，其本身脱离了人无法生产文化。但当主体人依靠先进的技术，在虚拟的移动网络中营造出想象互换的空间后，人似乎淡忘自身的主体性，而成为想象客体的附庸。
换言之，这些所谓人为改造的美图符号，是主体人臆想的，具有炫耀性和自恋性的符号，实质上并无太多深刻的意义，而现实的主体我生产这些“无意义的垃圾符号”，却乐此不疲地消遣它们。当主体我利用这些建构的符号进行社交实践时，名义上是为获取高程度的社交报酬与自我认同。
但也正因这种认同建基在“无意义的虚构符号”之上，这种认同也是无意义的
认同—误同(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
倾向。这一概念由修辞学泰斗肯尼斯·博克(Kenneth Burke)提出，是心理认同理论中较具创新的方面。美图软件的使用，让纪实性语境转化成美学语境，原本现实形态的“主体我”进入虚构的空间后，误认为被美化的形象—增添符号的“镜像我”在社交过程中被等同于现实的“主体我”。
所表现出来的无意识是人们对外界事物形成的错误认知，或是虚假的镜像，但主体性的人却无法看透这种谬误[22]。由衷满足与崇拜身体重塑后的自己，借由这些虚拟视觉符号，最终完成对自我主体性的识别与确认[23]。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澳大利亚一名叫易森娜的女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近2000多张经美图处理过的自拍。她难以接受现实中自己的样子，选择沉溺于社交媒体中，自我标榜为“美丽的模特”，并依靠这些经美图过的自拍进行网络诈骗[24]。
当现实的主体我“沉浸”于这些同质化、非知识的无意义符号时，“我”犹如“拾荒者”，不断地淡忘现实自身的存在缺陷，遗忘原本追逐生命的目标与意义，以至于深陷急躁与不安中，总想用“美好的虚假符号”包装自己，伪装自身，逃避现实，最终使得“我究竟是谁”这一终极哲学问题难以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