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时间视角
我最近的两本书
（编者注：2017年，中译本《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
》；2020年，杜克大学讲座
In the praise of floods
）
是关于农业国家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崛起，以及农业综合体最初是如何建立的。我现在的研究关乎河流，既有广义的河流，还有特定的缅甸伊洛瓦底江。这些研究支点使我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时间视角（temporal lens），以及我研究的时段。政治学家本有一套完整的时间尺度，如一个选举周期和一个人的生命历程。而我要写的河流之书的一个主题就是要强调任何事物都在流动，想想板块运动、星际时间、地震，只要你等足够长的时间，就能发现一切都在移动。我们每隔一百年就向欧亚大陆靠近一英寸左右。
另一个研究视角的改变使我超越了民族国家狭隘的、多少有些武断的边界。受到范申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2001）研究的启发，我开始将东南亚的高地视为跨越七、八个国家边界的独特区域“佐米亚”
（译者注：Zomia，也被翻译为“赞米亚”）
。佐米亚宛如一个生态区，事实证明，几千年来，人们为了逃避税收、战争和瘟疫而逃离国家，把这里当成了避难所。湿地和沼泽也是如此。例如，在南北战争开始时，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州界的大忧郁沼泽（Great Dismal Swamp）有约6000名逃跑的奴隶，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奔向这里。另一个例子是，东南亚的所谓“海人” （orang laut），有时也称为海上吉普赛人，他们主要生活在船上，移动于岛屿之间，寻找来自海上的商品。这里我要说的要点是，有很多空间构成方式都比单纯的民族国家更有意义，有一些构成方式本质上是地理环境：比如，分水岭、高地、沼泽，它们更有可能在地理分隔的意义上对人们的生存和生计造成影响。其他区域，比如河流上下流域也一样。还有些平坦的平原，也许对人们的生存、生计、交通方面也有很多特别影响。
我很理解，民族国家的边界划定了政治权力的单位，它们也是国际政治的主角；但是，这些边界是当年由相互竞争的殖民国为这些地方划定的，太重视这些边界，就无助于理解那些生活在国际线之间、且与邻国分享着更多地理区域的人们的生存和需求。
未引起注意的抵抗
基于我在一个马来西亚农村一年半的生活，
我发现抵抗无处不在，但它们的形式几乎都是危险度最低的，人们以此规避来自当局的任何报复。
我们这些在“准民主”（quasi-democratic）环境中研究的人知道，人们有可能组织一些具有公共可见性的社会运动，它们可能导致抗议。因此，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 2016, p. 298）列出了这些能够将一个政治运动视为社会运动的标准：它需要达到一定的参与人群程度，要有名字，有官员，通常还要有一个立法议程。但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并不具备如此条件，而且从历史上看，这些条件也是相当罕见的。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反抗者的安全性，这些地区的抵抗会采取那些不会引来恶意报复的形式。但是，在更为开放的社会运动中，运动目的更有可能实现。
让我举一个马来西亚的例子。伊斯兰教的“天课”（zakat）什一税受到了广泛抵制。此前，它在自愿缴纳的基础上分配给村庄，但之后却被改为直接由州的首府收取，并且不会再分配。人们反对政策的改变，但是却看不到公开的抗议。没有游行，也无人请愿。大家便通过掏空政策的实际内容来暗中使坏以反对什一税：比如，农民交给当地官员的大米几乎都是最差的大米；为了增重，人们会在米袋里混入石头。此外，每个人都要申报耕地面积，以确定自己要缴多少什一税。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尽量减少了他们的实际耕地面积，以减少什一税额。不过，地方官也知道，什一税是非常不受欢迎的，那些想要维持自己声誉的地方官就不去打击这种少报耕地的行为。这样一来，农民静悄悄地就“取消”了什一税，但又规避了政府报复的风险。这种做法对反抗者的风险最小，反抗既没有任何正式的社会组织，也没有任何公开抗议，也没有与政府发生正面冲突。再说一句，这种形式的抵抗就是人们在非民主社会中经常遇到的抵抗。但往往在社会科学家看来，这样的反抗太微不足道了，他们更在乎的是民主社会中公开的社会运动。
有时，这种抵抗会采取开放的、但具有象征意义的形式。这类抵抗可能完全出现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而且还是合乎法律的，但也可以被理解为抵抗。比如，在波兰戒严时期快结束的时候，团结工会运动正强劲，有一些象征性抗议让政府抓狂。政府的新闻广播在下午6点开始，但成千上万的人决定要在此时走出家门。新闻开始播送的那一刻，他们在街上反戴着帽子、散步半小时，直到新闻放完才回家。当时并没有法律禁止人们上街步行，当然更没有法律禁止人们反戴帽子。不过，你可以明白，这对许多反对戒严令的波兰人来说，是提振士气的巨大鼓舞。
当时，政府的反制措施是在下午6点整实施宵禁，要求人们在新闻播放期间必须呆在家里。没过几天，人们又就找到了一个变通的反抗办法。他们觉得电视上的新闻满是谎言，于是他们把电视放在窗台上，对着街上的安保人员大声刺耳地播放新闻。你可以想象，尽管它在短期内并不能改变权力格局，但是对反对戒严的人来说，这既是鼓舞士气的巨大力量，也是象征性的胜利。
我要说的是，这种未引人注意的抵抗形式是后期抗争的原材料（raw material），它在抵抗者之间建立了团结。这种抗争还为所有人（那些最勇敢的人除外）留了退路，他们不必担心公开抗议会失去自由甚至生命。如果要为我的观点再补充什么的话，那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以涵盖文化性的、有趣的（playful）、半隐蔽的反抗和颠覆行动，这些行动同样触发了最关键的政治问题。在那些公开活动和抗争即使不致命但也会引起危险的社会中，反抗者既要让参与者的个人特征难以被政府辨识、从而避免被起诉，但同时也要让旁观者明白这个活动具有颠覆性的内容。抗争对于这些几乎没有法律保护的人来说是能动性的表达。
如果不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和村民（富人和穷人都有）、政治上的敌友交谈，听他们描述自己做的事及期待的影响，我是不会学到这些知识的。在此，我想强调民族志方法论。如果你想知道人们为什么做他们所做之事（毕竟，这是政治学所追求的），那么，问问人们认为自己在做什么，这或许是有意义的。他们所说的或许并不都是真的，还可能被误解。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对自己行为的诠释需要我们仔细地审视与分析。高高在上、自命不凡地认为我们不需要问人们他们在做什么，那无异于在人们的背后偷偷研究社会科学。这是不能容许的。
任何对人们行为原因的解释，如果缺少了“他们认为自己在做什么”的考虑，甚至都不配被称为社会科学。
学术生涯的正统开局
我担心我给人留下一种自己能预测未来（clairvoyant）、甚至很傲慢的印象，此非我本意。
1960年代，我在耶鲁大学读书，当时一切都浸染着实证主义，我成了我的教授们的意识形态的牺牲品。我想，我的幸运之处在于，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对马来西亚官员做了田野调查，并实际采访了民众。这与我的导师、耶鲁大学的罗伯特·莱恩（Robert Lane）在他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著名著作中对美国公民所做的调查是一致的。按照学科正统，我继续做一个研究腐败和机械政治（machine politics）的优秀的年轻政治学人。顺着这条路，我在1970年代初就在
APSR
（《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我的职业生涯是一个朝着终身教职去的标准政治学者。我非常幸运，这是我与全球南方国家缘分的开始，而且我在马来西亚待的一年对我找到工作很有利，否则我可能不会在威斯康星大学找到一份工作。我出版的第一本书脱胎于我的论文，还有一本关于腐败的小书，这两本书让我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了终身教职。从知识选择上来说，我可以放松了。但就在那一刻，越南战争闯入我的视线。我深深投入到反战工作中，并决定投身于研究世界历史上最大、最重要的阶级：农民。
在马来西亚一个种植水稻的村庄生活一年半的选择彻底改变了我。村外的人有联合收割机，并把机械化水稻收割进入了这个村子。我一开始就是想要研究与此有关的阶级冲突。我的前提是，这将会是一个标准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矛盾的研究，但是，我却没有找到这样的东西。对联合收割机的反对是激烈的，但都未引起注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发现了，或者说揭示了农民日常形式的抵抗过程。这一研究对于那些习惯研究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公开政治过程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提点。我的船驶向了陌生的港口，而这些港口不在政治学研究的标准之旅中。
做新研究，需要熟悉新文献，并对更广的地理范围里的农业和农民生活保持兴趣，这是我之前没有预料到的。令人兴奋的是，有一些政治学人刚好认为我研究的东西并非没有价值，他们鼓励我继续研究。我自己（或许与政治学）渐行渐远，但能有同事看到我“走偏”的价值，已让人鼓舞。当然，许多人认为我已经完全抛弃了这门学科，不过我的确不明白为什么
《国家的视角》
（1998）这本书没有直接关注国家项目，特别是民族国家。
两次跃入深渊
接下来的两本书如同跳进了深渊。第一本是《逃避统治的艺术》（2010），解释了东南亚高地的人们是如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功地逃脱了被民族国家纳入与征服。我特意阅读了大量的档案、人类学研究和对历史上的运动的描述。这里的历史是复杂的，但它清楚地表明，山上的人并不是像山下的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一群不知水稻、佛教和文明为何物的人。相反，他们是几个世纪以来逃离国家、赋税、征兵、徭役和瘟疫的一群人。问题的关键在于，高地居民不是一个“前文明”的群体，而是一个“后文明”的群体，他们拒绝接受国家管理的、低地居民的诸文明。在这里，我受到了皮埃尔·克拉斯特雷斯（Pierre Clastres）的开创性作品和他的著作《反国家的社会》（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
, 1987）的极大启发，该书认为拉丁美洲许多所谓的石器时代的人并不是“未开化”人群里的幸存者，而是离开文明的人，因为他们认为狩猎、采集以及其他形式的农业生存方式不那么繁重。他们认为西班牙人的定居和强制劳动、疾病是有关联的。这完全改变了“文明阶层”的叙事，在这种叙事里，所谓的文明的程度就是你与要缴税的低地社会的融合程度。高地人群由于生活在艰难的地形里，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他们种植不易被城邦或是收税者征收的农作物，也就是根茎类作物。而且，我认为，在必要的时候，这群人会分裂成越来越小的群体，使自身越来越难以被并入国家。
第二次跳入深渊几乎是一场意外。我被邀请去哈佛大学举办坦纳（Tanner）讲座，报酬不错，而且我刚刚完成了前面提到的那本书。我很珍惜写完一本书后的可以自由阅读的这段时间，我不需要再聚焦在我要用什么证据可以强化或者弱化我的论点。坦纳讲座的行政人员决定我此刻要接受邀请，否则就永远没有机会了，因此我必须要在接下来的5个月里做点什么。我挠了挠头，终于有了一个想法，我可能会修改自我第一次参加一个农业研讨会以来长达10年的课程稿，这些课程描述了植物的驯化，最早的村镇、城邦和城市的建立。我曾试图全面更新内容，但我意识到许多内容并不需要更新。我想我可以在3个月内修改这些讲稿，使它们对学生来说更准确、更有启发性。因此，我现在把自己投入到过去15年或20年的考古学和古典历史研究中。
令我错愕的是，我所教授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都是错的。我不得不重新开始，所以我的讲座内容基本上是对我“无知”的一份报告，也是对我历来所教授之物竟是错误的报告。我花了三到四年的时间，重新修改了这些讲稿，使它们更准确，更有信息量。我发现，在我们发现任何主要依靠农业的村庄前的至少4000年，植物的驯化就已发生了。我之前受的教育说，一旦人们驯化了植物，就会立即愉快地在一块固定的田地里定居。没有什么比这更错误的了。在固定的一块田地上种植作物需要繁重的劳动，当人们有更容易的生存方式时，通常会避免这种农业劳动。过去文献的另一个假设是，当人们发现驯化植物时，它就提供了在一个区域定居并生活在固定的条件中的可能性。这一假设是我们想要研究的，然而，有证据表明，每次人们使用武力把游牧民、狩猎或采集者流动族群赶进固定的定居点时，我们就会发现自己仿佛在面临一场小型的战争。换言之，我们并不能得出人们自然想要永久定居在一个固定地方的结论。总而言之，这段时间的阅读让我对所谓的“新石器时代革命”有了“革命性”的理解，这与我小时候所受的教育是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