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化生存”其实是一种“3D化生存”。视频让我们拥有普遍表达的权利，但我们依然需要带着一种警醒，保持双脚站立于大地的姿态，勇敢地和现实连接。
从2023年开始，中国视频榜每一年都会邀请不同专业背景的青年媒体人来分享他们这一年的感受。
作为媒体人，他们对流行文化和影视行业趋势极为关注，也身处中国视频生态的倍速发展之后，去报道，去观察，去创作。
什么是“视频化生存”？视频化时代之下，什么是好内容？面对新技术的挑战，传统电影与剧集会如何应对？在他们的回答里，可见当今青年知识人的态度与关怀。
《新周刊》：2024年你们印象最深刻的影视瞬间是什么？
林冠：女性声量在影院的集中放大，是（我）全年最强烈也最振奋的印象。印象最深的影视瞬间，要推年初《热辣滚烫》的主角杜乐莹与演员贾玲堪称共时的“身心清减”，以及年末《破·地狱》中郭文玥穿上袍衣，对传统与现实多重地狱的一举力破。她们连带《坠落的审判》《异形：夺命舰》《出走的决心》《好东西》等院线片中的出彩女性，在各种公共空间投射、显形，形成讨论乃至争辩，再以外界的深层记忆，反哺角色、影人和电影。
潘文捷：《唐朝诡事录之西行》的《千重渡》里，郁弟这样自我介绍：“我叫郁弟，郁闷的郁，阿弟的弟，叫此名字，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前尘时，我就是玉帝，天庭之主。”他对着月亮大发感叹：“你看月亮多亮，我上次去，已是五百年前。”这个瞬间的疯癫和诗意令我难忘。《千重渡》结合志怪传奇，致敬《西游记》，有击中中国人灵魂的古典美。在抽象、发疯文学成为流行（文化）的今天，有着“很美的精神状态”的郁弟也能引发共鸣。
吴呈杰：《好东西》的结尾，在小叶家的露台上，小叶对（王）铁梅说：“我们不要玩他们的游戏了。”还有《我的阿勒泰》中巴太的最后一次出场，在烟花落下来的时候，他从黑夜里牵着马走出来。
余雅琴：电影《风流一代》的第三个部分，斌哥和（赵）巧巧在超市重逢，两个人的容颜都已经改变。那一幕虽然没有台词，但仿佛（有）千言万语。这部电影的时间感不是用电影手法营造的，而是真实的流逝，演员赵涛和李竺斌在这部影片中进行了长达22年的漫游，戏里戏外的故事连成一片，让人感受到时间带来的震撼，而这种震撼背后，是中国人过去几十年在时代浮沉中的命运。
《新周刊》：你们如何看待电影、电视剧、短剧、直播等不同媒介在2024年呈现的情况？
林冠：单以内地来看，必胜公式纷纷失灵，电影票房不济。除却不走心的内容外，2024年还被人戏称为“盗摄元年”，雪上加霜。电视剧已是不少电影工作者谋求稳定营生的“转接口”，毕竟看似能有更多肉吃，这值得深思。短剧延续咪蒙的路数迅速、强势地杀入大众视野，广阔的下沉蓝海里，却持续遇见反应迅速的整顿，也反映出人们正在探究如何适应这样的新内容。直播依然兴盛，且不时有异军突起，左右大众潮流。
林冠，译者、影评人。（图/受访者提供）
潘文捷：电影需要我们在黑暗中仰望，为我们造梦；电视放在家中客厅，剧集也更接地气。然而，在原子化时代的我们，被放大的需求可能是陪伴感。使用手机看短剧和直播，观者与屏幕的距离被拉近，促进虚拟亲密关系的产生。2024年，国内微短剧市场规模预计将超500亿元，有望首次超过（内地）电影票房。或许未来电影会成为小众爱好也未可知。
吴呈杰：最显著的一个趋势，即在2024年年底，由《好东西》是否是“小妞电影”引发的关于“老登电影”的讨论。首先，我很开心能看到这样的讨论，这代表我们正在用更新的视角，去重新解读曾经被奉上神坛的文艺作品：有没有落后、陈旧之处？有没有和当下不符的价值观？
但我们也要警惕其中“过度执法”的趋势。是不是由男性担纲主角的电影，譬如《楚门的世界》《辩护人》，也必须被归类为“老登电影”？“老登”的“登”，到底仅仅指向男性，还是（指）有毒的男子气概？
余雅琴：2024年整体来说是电影比较乏力的一年，整体票房滑落得比较厉害。很多取得过不错成绩的导演在2024年纷纷遭遇“滑铁卢”。2024年（我）最为欣喜的地方是女性电影在普遍意义上被接受，以《好东西》《出走的决心》为代表的作品在票房上也取得了成功。这种现象提示我们，以往的套路到了需要更新的时候。
剧集方面，《我的阿勒泰》给我的印象最深，它的清新和自然，让它在一众国产剧集中显得与众不同。除此之外，年末的《我是刑警》也算得上一部上乘作品，尽管它不如（20世纪）90年代的纪实刑侦剧那样具有现场感，但其尺度还是让人耳目一新。
2024年短剧的全年收益将超过电影，这预示着一个拐点的到来。我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未来，短剧会形成自己的一套语言和美学，（市场上）会出现更精致的作品。
《新周刊》：你们最近做了哪些和影视相关的工作？
林冠：（我）以写影评为主。对比往年，因为空闲时间增多，阅片量大涨，一面在院线感受行情萧条，一面受益于全球网络，洞见众多影人不灭的表达。
潘文捷：2024年写的文化评论中，我尤其关注“霸道总裁爱上我”。虽然女性主义的影视越来越多，可是短剧市场上“霸道总裁爱上50岁保洁阿姨”的剧情依然格外流行。这对应着广大中老年女性的某种缺失。因为霸总是女性获得权力和地位的中间物，女性要获得的不只是男性的爱，更是男性拥有和代表的东西。霸总（题材）越流行，越意味着女性生活中的缺乏。
吴呈杰：（我）之前都是以媒体的视角参加电影节或者写影视类的报道，还是一种隔岸观火。2024年我入围了“青鸟作家导演起飞计划”，也第一次尝试写剧本。创作本身非常快乐，但毕竟影视是个巨大的工业，围绕着创作，有种种不可控因素，（有）个体无能为力的困境。正好那段时间《好东西》热映，朋友们都开玩笑讲：人人都想成为下一个邵艺辉。但要成为下一个邵艺辉的确太难了，（需要的）不仅仅是才华，更是天时地利人和，这使我更加钦佩那些仍然在做事的人。
余雅琴：2024年（我）一如既往地跑了几个电影节，看了不少电影。我越发觉得，在新技术的冲击下，电影渐渐成为一门传统的技艺。但与此同时，电影依然具有一种凝聚的力量，它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将人群会集，让我们彼此看见。
《新周刊》：你们如何理解“视频化生存”？
林冠：视频，尤其是短视频，借由发展至今的数字技术，已经可以宣称图像几乎无孔不入的全面胜利，也因此容易倒推“视频化”与“生存”之间过分紧密的关联。大众群体越来越依赖视频信号的接收，这不仅指娱乐方式更为直给、密集、便捷，而且指思维方式、社交形式也随之转变，更倾向于即时的、浅白的、从众的、割裂的。这对相关影视行业而言，既是某种背叛，也是某种续命。而对更大的环境（而言），可能需要在短期红利外未雨绸缪。
潘文捷：我们常常免费为线上系统贡献自己的时间、精力、数据和种种不自知的劳动。而且，韩国弘益大学建筑系教授刘贤俊分析：“越是生活在狭窄的房子里，看电视的时间就越长。越是在拥挤的地铁里，就越会长时间看Netflix（网飞）。某方面来看，越是收入低的人群，渐渐地越被推挤到线上空间。”对生活在狭窄空间的人来说，随着线下空间逐渐缩窄，其空缺会由线上空间来填补。视频不能取代户外生活，不要让视频里的人替你享受自然和人生。
吴呈杰：作为一个从小将文字作为第一媒介的“前现代互联网遗老”，学习“视频化生存”，于我也是一场艰难的旅程。譬如从文本思维转换为影像思维，就要调动起很多以前从未使用过的“肌肉”。
余雅琴：“视频化生存”其实也是一种“3D化生存”。过去，创作者可以躲在幕后，现在必须走到台前和观众面对面。这也需要一种更大的自我袒露。
余雅琴，记者、影评人。（图/受访者提供）
毫无疑问，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视觉化或者说视频化的时代。视频在一定程度上宰制着我们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会开始质疑真实，“楚门的世界”早就不仅仅是一个寓言，而根本就是现实。
视频带给我们的方便，不言自明，它传播信息和知识，也让我们拥有普遍表达的权利，但我们依然需要带着一种警醒，保持双脚站立于大地的姿态，勇敢地和现实连接。
原标题：《青年媒体人四人谈：视频化时代，我们的怕与爱》
674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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