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动荡，反击和可供替代的出路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  著

赤心  译

素侠云雪  校

政治和社会动员的浪潮是近几年的特征，尽管它们的命运各不相同。在马格里布和中东，阿拉伯之春的浪潮过后（尽管还没有耗尽力量），面临的是反动势力的联合……在拉丁美洲，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在大选中的惨败后，已经开始了一轮新的循环。在欧洲，齐普拉斯投降后，激进左翼联盟没有遵循它的当选或2015年7月大规模反对投票后开启的动力学。

2008年，雷曼兄弟的破产触发了一场国际金融危机，随后引发了多场深层次的危机，尤其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除了1989年后政治、经济和社会重组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现象导致的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剧变，这次危机还造成了新的社会攻击。

本文针对在此种背景下进行的社会变革和被剥削和被压迫者的斗争的能力和经验，以及社会、工会和政治抵抗运动和反对资本主义攻击的斗争的发展，旨在提供一份简明分析。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国际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的现实。这意味着分析：

·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社会现实，随着全球化和俄、中进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带来的全球重组，他们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经历了许多改变。

·工人运动和反剥削压迫的社会运动整体的组织力量，他们在不同层面上经历了多次剧变。苏联的解体以及苏、中针对反帝国主义抵抗运动争夺“社会主义”霸权的竞赛的终结，在很大程度改变了我们称之为“世界革命三大部分”的政治地理。但是在这些部分，在组织被剥削和被压迫者的斗争运动中，现在它们各自真实的力量是怎样的呢？

·近二十年里激进化（尤其是年轻一代中）的新领域。尽管全球正义运动现在比本世纪初还要微弱，然而社会正义的问题，与银行势力以及主要跨国公司和机构斗争的需要，仍然是激进化的强大载体。在社会正义、工厂内的公平工作、农民耕种自己土地的权利以及环境议题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在气候变化和无效的重大项目面前，人们渴望对重大决定施以民主监督，并反对拥有大量不受监督的政客的专职权力体系。LGBT+和女权动员释放出对生活在没有暴力和没有不公平法律实施的世界的渴望，这是它们的强大推动力。对反对种族歧视和暴力，终结殖民主义和蓄奴社会的遗产的斗争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最后，我们观察到新的计算机科学技术（尤其是社交网络）充当示威组织者，以及在全世界所有地方作为信息和动员手段的力量。

·超越这些对民主和社会正义的要求，提供斗争的政治凝聚力，在“国际工人运动”不再存在的局势下，将它们整合到反对体制的全球斗争中去的能力。拒绝资本主义政策的后果并不自动地催生反资本主义意识。工人的社会认同并不产生本身的阶级认同。将这些斗争纳入一个激进挑战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创造或重建的压迫的战略性的政治纲领的能力在哪里？由此而论，我们该如何评价全球正义运动和以协调各地区斗争为目的的各种国际网络？最后，这些抵抗运动中的政治流派的力量在哪里，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向？在民族、地区和国际层面上，他们是否应该将自身定位成民主的反资本主义者或是革命者？

应该注意到一些重要的现象。全球化加速了一些国家（印度，中国，土耳其，墨西哥等等）的工业和经济发展，这个现象在逻辑上继续发展并呈现出多样化。

在所谓的“新兴”国家里，这导致了两个重要现象：城市集聚，工资工人人数的增长速度比人口增长的速度要快（1992年到2012年，增长了75%，而人口增长了30%）。很显然，这符合新的经济发展中心的发展。另一个显著特征是，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获得较快增长，伴以许多曾经是“专业性”工作（比如教学和医疗保健）的无产阶级化，随之的影响就是这些团体正越来越可能参与到工业活动中来保卫工作条件，反对与日俱增的工时延长，工资冻结，私有化和其它攻击。

但是我们必须始终考虑到，根据国际劳动组织的标准（无偿的家务工作人员或个人经营的工人），整体上看，这些国家的劳动力中有大部分由从事不稳定职业的工人组成，自2008年以来，这个比例一直在增加，因此这是一股逆流。同样地，国际劳工组织预期在未来五年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失业率有稳定的增长，自2008年以来，已经很明显了。后果很明显：显著的城市化，农村人口成了少数，伴随着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的解体，这显然导致了生存环境的恶化，即使在农民团结关系网还保留的地方。

因此我们目睹了工人阶级人数的增加，但带有全然不同的特征，社会的全面发展塑造了这种特征。

在“老牌工业国家”里，无论二十世纪的阶级斗争如何激烈，无产者在民族国家层面上获得了社会权利，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固化，无产阶级的这种发展与全国架构内反对资产阶级的工会和政治斗争最密切相关。工人阶级的集体权利得到承认，这不仅涉及到公司层面的雇佣合同，也与作为公民社会一部分的共同社会权利相关；资产阶级被迫让步，资本主义利润的分校允许捐税和税收重新分配的财政制度，这是二十世纪里大多数工业社会的基础。这样就有了与实证主义和基督教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遗产相关的社会让步，“福利国家”的发展。这些意识形态和让步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的重大发展构成必要的障碍。今天这一切都已荡然无存，新兴国家的工业发展不再产生同样的情况。例如，在“东移”的汽车制造业：除了墨西哥、阿根廷、巴西，重要的发展地区都在东欧、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和中国。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线和岗位要求和老牌工业国家一样，但社会权利和劳动立法就完全不同。在其他工业部门也是类似的模式。在这些工业发展的新区域里，上世纪的社会让步已不存在。在老牌工业国家里，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政策已公然挑战这些让步成果。此外，我们可以目睹半奴役的状况，尤其在移民工人那里以及逃避一切法规的地下工厂里。

最近几年的经济变迁同样带来许多后果。不仅老牌工业国家的工资停滞不涨，最近几年在牺牲工资的条件下，生产力得到增加，加剧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对资本有利的工资损失趋势。同样，更不确定的合同以及引进新的更加严厉的劳动法规的行动是老牌工业化国家（巴西的零时工合同，意大利的就业法案，德国的短工……）提高生产率的要素。尽管2008年生产突遇障碍，在许多新生产区的工人获得实际的工资增长，尤其是在中国。尽管那里发起多起跨车间跨厂经济罢工，他们获得了切实的成果。

因此，劳动力市场的社会张力元素存在于“新兴”国家和老经济体，要么是通过不断增长的失业压力，要么是因为不断恶化的雇用条件和社会保障体系。世界上几乎有半数工人不靠雇佣劳动生存，极度不稳定。流行的趋势是不稳定的合同和将针对解雇的法律保护减少到最少的立法。这种发展使得资本家更灵活更有能力根据日常需求改变最长工作时间和员工的人数。随之而来的是生产销售链上的物流组织，依靠无数的分包商以尽可能降低成本。许多新协议允许大公司逃避国家法律：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服务贸易协定（TISA）……在欧盟内，每个月都有新的法律会取代旧的国家法律。事实上，在国际范围上，现在有两个权力层面：国家权力和法人权力，而第二种权力更强大，要比工会组织和劳动合同更强大。

过去十年，债务危机从南方国家转移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国家（美国，印度）的家庭债务，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这些危机加剧了社会攻击、不稳定、社会痛苦的局面，使得对审计的需求，以及大众要阻挡这些政策进行的监督变得非常迫切。

所有这些改变削弱了维持集体组织并在企业内构建集体抵抗的能力。与此同时，它们激发了反击的需求和自我组织的动力。这也要求当地的社会组织发展，有能力超越较工作场所层面重组更广的孤立的工人或临时工。

尽管农民的人数越来越少，但仍有13亿男女从事农业，占到了工人阶级人数的40％。在非洲和亚洲，农民依然占据了劳动人民的大多数。在过去二十年里，亚洲、非洲和拉美，农民面临着“保守的现代化”政策，这个政策试图使农民适应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给乡民社会带来了深刻挑战。农民阶级面临多种威胁，但不仅仅是食品系统的未来和环境平衡；农业产业化的有力崛起，土地掠夺，以牺牲食物生产的农业扩大出口为目的的单一作物种植，对自然资源加强掠夺。征地是全球化现象，由地方、国家和跨国集团与投资者投机者来操作，与政府和地方当局串通一气。这导致了土地所有权和自然资源集中于主要的投资基金、种植园主和主要的林业公司、水电站，矿场手中。旅游业和不动产业以及当局管理的港口和产业设施也会导致上述情况。

所有权的集中使得当地人口面临着被驱逐出自己土地，被迫背井离乡的局面——特别是对农民。这侵犯了人权，尤其是女性的权益。

像银行、养老基金和其他投资基金这类金融机构变成掠夺土地的强大推手。同时，在这个关键时候，为争夺自然资源发动残忍的战争和冲突。

私营企业对像土地、水源、种子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的更大控制，掌握了农业和食品，土地的掠夺与此密切相关。在这场利益竞赛中，私有部门垄断了资源，在决策过程中赢得了支配地位，以此增加了它对食品生产系统的控制。

农村妇女和男人、没有土地的人、土著居民，特别是妇女青年、不稳定的农场工人被剥夺了生存的手段。这些实践也摧毁了环境。土著居民和少数族裔被人以武力方式驱逐出自己的土地，这使得他们的生活越来越不稳定，在某些情况下，实际上就是导致他们被奴役。在所有的大陆，农民运动产生动员。这些围绕着粮食主权的抵抗行动，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成倍增加。此外，这些农业人口处于当今面临的一切危机的中心；经济危机以及公私债务的后果、粮食危机、导致人口迁徙的气候变化、对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权利攻击。南方国家的政府很多时候处于偿还债务的压力下，为缓解债务压力，在最近几年里，它们加大了农产品出口，并实行耗费自然资源的政策。农业人口首当其冲成为环境破坏和农产品托拉斯控制他们的土地的受害者。

全世界几个地区有大量人口流离失所：有2.5亿国际移民，7.5亿内部移民（流离失所人员……）。这些运动通常是由带有显著地区差异的经济结构变迁所产生的：例如南非和安哥拉从邻国吸引移民，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在拉丁美洲，澳大利亚和日本在东亚和东南亚也是如此。海湾国家吸引了来自非洲之角、土耳其、印度次大陆和菲律宾的大量移民。在最后这个国家里，有将近20%的工作人口在外生活工作，其中有一半在中东，多数是妇女。三分之二的国际移民是在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之间进行，三分之一的移民转向美国（墨西哥）和欧洲，多数是来自这些国家的前殖民帝国。但战争（特别是在叙利亚、伊拉克、厄立特里亚，阿富汗）和目前的气候变化带来的永久流离失所给这个现象增加了新内容。

移民的加剧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和正在进行中的社会现象。工业化国家完全能够欢迎希望来本国的移民，但在许多国家，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欧洲和非洲，移民已成为排外运动的靶子。在与这种排外运动作战的同时，要帮助接受和组织这些外来工，这是工人运动的双重挑战，因为他们能够加强这些老牌国家的工人阶级力量。一些海湾国家，甚至以色列，都依靠大量沦为半奴役处境的移民来发展工业活动。

我们正面临着空前的环境灾难，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是其最危险的特征。

土地荒漠化、盐渍化、水灾使得地球的大部分地区不适宜人居住或种植庄稼。气候混乱正创造着极端的气候事件，其中生命损失，住所和基础设施的毁坏带来死亡、疾病，进一步导致数百万人的贫困。

近十年来，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气候变化和其它方面的环境灾难已引起了人口流动。这些流动会变得越来越多，牵涉到这个星球上最贫穷的人。资本主义工程（例如大坝）以及醉心于用甚至更极端方法来开采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化石燃料带来的效应之一，就是采取反对整个族群的新进攻的形式：在菲律宾、加拿大、亚马逊河，改造整个地区的工程公然攻击那些通常属于原住民的人和已经遭受歧视的其他群体。在这些地区，大众自我组织的阵线和反对气候灾难和破坏性工程的斗争正在成型。

总体形势是世界正在经历剧变，在许多地方随着劳动者人数的增多，带来显著的社会动荡。在经济发展没有与民族国家发展出能够保证更好生存条件的结构和服务同时发生时，这些动荡就发生了。与多数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目睹了日常生存条件多方面的恶化，在许多地方，战争和气候变化加剧了这个恶化。妇女和青年人受到这种形势的最严重冲击。

在开展工业化以及通过罢工有效抵抗管理方要求的国家里，我们明显能看到工会活动在新的职业领域获得显著增长。然而，总的说来，这种情况发生在“老工人阶级”赢得的社会成果（尤其是养老金和社会保障）远远没有扩展至新兴国家，而在欧洲和其它工业国家以紧缩计划的名义受到挑战的形势下。同样，中国在近几年也经历了多起局部罢工，特别是围绕着工资问题的罢工，这也没有产生独立于国家机器的工会运动。

工人阶级在数量上不断增长。需要指出的是，增长的中心明显转到了亚洲，或许未来会转到非洲。在这些地区，人数的增长带来了工会力量的发展，工资工人的社会分量增加为阶级觉悟提供了基础，尽管这种模式中的矛盾通常将“政治”问题委托给各种政党，但总体上他们还没有可以为欧洲工人运动提供政治支柱的强大政治架构。

强大的工人斗争不仅仍然发生在老牌工业国家和拉丁美洲，而且还发生在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土耳其、印度次大陆和亚洲。

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工会更需要承担包括种族主义、各种形式的歧视和住宅问题在内的更广泛议题，这对激进化也是一种鼓舞。虽然在一些最不稳定的工人的组织工作上作出了一些尝试，诸如，美国，英国（程度较小）的快餐业工人，总体上看，老牌工业国家最不稳定的工人（年轻，且女性和移民工人占了较高比重）组织化程度最低。

当前形势也提出了其它策略问题。许多部门的工会正在探索在全球化时代，“价值链”组织模式是否应该取代产业工会运动这种问题，也就是说协调所有部门，使得单一生产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利润的最大化导致生产过程的分离，在同一个地点或者最普遍的是在国际层面上寻求分包。此外，工会民主的问题是建立有效组织所必不可少的。

创建单一的工会——国际工会联盟（ITUC），将世界上绝大多数工会联合起来，并不能掩盖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尤其体现在保卫雇员利益、反对资本主义计划方面。工会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背景的政治组织的弱点以及他们成员中进行的教育导致了阶级意识的缺乏。

工会运动因此面临一些重要问题：它整合社会中涌现的所有社会问题（种族主义、恐同症、歧视女性、住宅）的能力。主要的当务之急是需要整合环境方面的问题。有保障的工作和与有害工厂和产品所作斗争之间存在张力，需要建立一种诉求机制来解决这些矛盾。

·在工业活动、社区和居民地这些区域，要考虑到一切形式的不稳定这个现实，从而促进创建能组织一切与之相关的架构，尤其是要借助超越企业的架构的发展。

·工人在实际的生产链网络里彼此竞争，迫切需要在国际范围内依靠生产链网络协调这种组织运动。

·在权利斗争范围外，急需创建阶级认同，它能给抵抗运动提供纲领，这是挑战资本主义结构并贯彻推翻这个制度的计划所必需的。

许多国家遭遇了多数由大型国际公司带来的裁员和关厂，产生了接管这些企业的运动，以阿根廷的济农（Zanon）为模式，2002年以来这个地方有300多家工厂被工人接管。同样，在欧洲，自管工厂网络围绕着Fralib、华奥美（Vio-me）和Rimaflow等正在发展。

此外，农民社群领导的反对大公司和农产品托拉斯的斗争，导致了生产合作社的创建，目的在于自己管控销售。这些经验虽然不足，但提出了监督和工人接管生产资料的问题，也提供了与社会需求有关的生产的选择。

在过去的十年里，因金融危机的爆发，债务危机采取比先前更广的维度：北美次贷危机和欧盟的主权债务危机之后，印度、西班牙和许多欧洲国家的人口受到影响，在近几年里尤其有一千万个家庭被赶出他们的屋子，和美国一样，也有学生负债。这些非法债务已是产生许多争取审计的运动和斗争的载体。

在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和欧洲，许多地方性斗争团结了农民与原住民运动。土地垄断和粮食主权的问题处于这一切斗争的中心。它们都具有的特征就是斗争的横向性，有反资本主义的、环境的、女权的、反对歧视和种族压迫的、争取移民权利的。民主问题、主权问题，面临政府和跨国公司时的决定权也是他们诉求的中心。联合了七十个国家160多个组织的农民之路（Via Campesina），在过去二十年里，成功团结了无数的男女农民，小生产者。而且着重将女权、原住民和环境议题置于它关注的中心。

在中美洲、拉丁美洲，原住民社群争取权利的斗争和争取土地权利的斗争发挥了作用，这些斗争通常遭到残酷的镇压，就像巴西和洪都拉斯发生的一样。在亚洲非洲——例如在马里——农民动员反抗土地垄断。

从愤怒者（Indignad@s）运动和阿拉伯地区主要城市的广场运动、占领运动开始，自2011年以来，民主斗争的长波出现在非洲，欧洲，亚洲和墨西哥，拥有强大的青年影响，并将民主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阿拉伯地区，马格里布和中东的革命浪潮起因在于民主议题和社会议题。美国和欧洲的愤怒者运动、占领运动有着同样的根源。最近几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发生了许多强制民主协商的运动（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布基纳法索）。在反腐败的长期民主动员之后，韩国总统朴槿惠于2017年3月下台。独裁和终身总统的问题、大选的推迟和腐败的制度一直是近几年群众动员的强大推动力。

在非洲，和在拉丁美洲一样，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学生，构成了一个容易受失业和危机影响的社会阶层。巴西年轻人反抗交通费用的斗争，智利和魁北克的学生抗议，以及响应突尼斯和埃及的社会动员力量的多种占领运动。多个西非国家发生了许多反腐败的民主动员，生存条件问题和青年的未来非常受人关注。

在所有这些动员中，青年人群处于结构上不安全的范围内，正当教育程度提高的时候，世界多个地方的年轻人经历大规模失业。这些运动强调政治民主的要求，挑战由资本家和食利者寡头控制的政治体制。近几年，年轻人一直是革命动员的驱动力，在英国科尔宾的当选，我们能的诞生或美国支持桑德斯运动带来的进步政治发展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近几月社会动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回击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最初是印度、土耳其、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和墨西哥发生的残害女性的行为。自2012年12月，印度爆发大型示威后，其他城市也发生了许多示威：马德里，2015年11月7日有五十万名妇女反对暴力和暗杀的增加；阿根廷，几起震惊全国的谋杀发生后，几十万妇女于2015年集会。在墨西哥，妇女的谋杀和失踪已增加到先前未知的水平，激起了几个以贩毒著称的州的强大抗议。这些动员也涉及到几个暴力水平高的国家——暴力首当其冲的是妇女——也影响社会现实：多数中美洲国家，包括墨西哥和巴西在内，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几乎所有国家和南非是非战争杀戮水平最高的国家。

特朗普的当选触发了一场由妇女运动发起的国际示威浪潮，运动爆发于2017年1月21日，不仅在几个美国城市，而且在全世界的几个城市。在此推动下，2017年的国际妇女节示威中动员有了很明显的增长，带来了运动新增长的希望。

在自由派进攻的浪潮下，各色反动政府掌权，都试图挑战前几十年里斗争赢得的堕胎权。这些挑战面临着保卫和扩展这个权利的群众动员，尤其以2014年发生在西班牙的和2016年发生的波兰的最为显著。

一般而言，在女权斗争的关键问题上，近几年来形势变得自相矛盾。随着当前女性在工资工人中占有大量比例，妇女运动在世界所有地区发展了多种不同形式和动员，但在许多国家也面临着反动攻势，这和新保守主义和原教旨势力的崛起有关。这种攻势逐渐破坏基本的权利，包括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独立于男性（父亲、兄弟、丈夫）的权利，选择穿着、控制生育的权利——包括有权接受免费安全合法的堕胎。

许多国家（除了穆斯林世界和撒哈拉以南非洲），LGBT+组织的力量使得同性关系合法化成为可能，为跨性别人士争取了有限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同性婚姻在许多地方获得认同，不仅仅在富裕国家，也在其他国家，例如在南非，以及拉丁美洲（通常，社会共识很广泛）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其它的战斗仍有待获胜——尤其跨性别人士和LGBT+父母的完全权利。

暴力恐同运动的问题也非常严重。反对LGBT+运动的行动中，反动的宗教势力起了关键作用，在世界各地这都很明显，不论这些势力来自基督教——天主教或新教、印度教或穆斯林，以及那些与宗教没有任何关系的暴力偏执的极右翼团体。在新兴国家里，反LGBT+的暴力通常用反对欧洲/美国的文化模式的话语来为其辩护。作为交换，近几年来，同性恋民族主义流派发展成一种力量，为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辩护来反对阿拉伯国家，这种力量能有助于LGBT+权利的进展。这也提出了交叉性的问题，需要在所有反抗压迫的斗争中建立联系。

美国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组织尤其集中反对警方的种族主义，以及显著广泛的国家种族主义问题，这个运动的组织是自民权运动消退以来美国种族主义的重大发展。在欧洲，随着边境和移民政策的凶残效应变得触目可及，我们已看到实际的团结运动和政治诉求在增长，希腊最显著，意大利、德国、英国和加泰罗尼亚也是如此。反恐斗争和紧缩政策的环境已导致种族主义话语的复兴，这是殖民历史的遗产并重建了针对被种族化的大众阶级的歧视，首当其冲的是失业人士和不稳定人群，这在欧洲和北美尤为显著。

在许多国家，反对气候变化的强大运动的崛起能够而且必须在未来几年里发挥挑战整个制度的领导作用。未来，气候的这些变化现在和将来会危害到亿万男女的生存。首当其冲的是原住民和生活极不稳定的人群，因为他们受到采伐森林的政策以及侵蚀他们生存领域的资本主义大型项目的影响。在许多地区，人们组织起来，寻求建立整合其它社会组织的网络。

这表明在许多地区，失业的问题、工作条件的问题与其它许多最重要的社会问题纠缠在一起，有关人群也这么认为。

核心问题无疑在于能够构建这些社会政治运动的解放远景。农民之路、一些工会部门以及气候联盟的经历表明，从事国际范围内的行动，挑战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青年中）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但是由另类全球化运动（世界社会论坛、世界妇女游行组织、课征金融交易税以协助公民组织）兴起浪潮产生的许多结构在这次对抗中遭遇了发展障碍，产生了危机。农民之路和第三世界免债委员会一方面将主要重心放在农民斗争上，一方面置于最近几年的债务议题和公民审计流程上，以此设法确保发展。传统工人运动面临的形势很困难，国家的舆论政策或与紧缩政策的妥协给它带来了重大影响。甚至东欧替代工会的浪潮在近几年也失去了势头。同样，在社会讨论后果下，大规模反资本主义团体的一切经历都已停止；这也与欧洲组织危机有关，涉及此中的组织有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英格兰社会主义党、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新反资本主义党。

在构造国际革命运动，一个立足于保卫权利和社会正义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时，我们必须提出新的挑战。

当然，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这是一场新秩序的战斗。

如上所述，社会攻击、紧缩政策、旧的社会妥协结构的瓦解导致了不断增长的强大的社会愤怒。这种愤怒转而反对要为这些攻击负责的民族的和国际的机构、领导和政党，它们通常是传统政治体制的支撑。这种失效和腐蚀在国际层面提出了战略问题：它给革命分子、反抗这些反动政策的社会运动势力提出了责任，要求它们提出一种能够给出一个拒绝这种体制的进步的革命的方向的政治前景。

争取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斗争本身并不能自动产生推翻压迫制度的斗争。

近几年产生了明确的政治问题。面对着突尼斯和中东的独裁政权的挑战，中美洲的进步政权或反紧缩的社会爆发，各地反动势力采取了进攻路线，尤其是增加能够对抗这些解放运动的极权制度。这要求实施能够既组织大众动员，又能对抗反动反击的战略。

此外，大众阶级中的斗争正在重新露面，斗争在阶级斗争或社会主义立场明确的流派与反动的宗教或法西斯右翼势力之间展开。在大众周围，宗教的影响一直很强大；农村或城市社区利用宗教关系推进反抗富人和权势争取社会正义的诉求。革命社会主义组织当然可能与带有这些关系的组织共存。但我们在多个地区面临的问题是反动的宗教潮流和极右翼潮流。在欧洲和美国，这些潮流在大众圈子里利用通常的手段在危机时代转移反资本主义斗争（恐惧移民和外裔，民族主义怀旧之情……），加上尤其在欧洲蔓延的伊斯兰恐惧症。在其它传统的穆斯林地区，已经在大众阶级的一部分中建立领导权的组织，将对社会正义的渴望或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转移到讲述伊斯兰古时的神话。所有这些意识形态建立在大众怒火之上，危机或者社会保障体制、公共服务的消失，不稳定状态的增加触发了这种怒火，而它们将反资本主义斗争转向回归宗教秩序、虚构的认同或者国家，上演着早已准备好的对自然秩序、父权制家庭、恐同和厌女的反动投降。无论是帝国主义大都市还是受支配的乡村，这些基于身份的议题通常会成为导向退守忏悔身份的无限逻辑的结构框架。

但是这种对听众的竞争使得反资本主义组织必须在社会政治运动里，赋予社会平等前景（在一个消除了资本主义和剥削的社会里）以新的生命和力量。

但在另一种层面上，我们必须应对另一种挑战：在社会运动中建立群众组织对抗来自体制的攻击和侵害，同时建立将各条战线的抵抗整合到一起的必要连接。在争取反压迫运动的汇聚过程，诉诸于身份认同的危险，拥护社会变革的政治响应的微弱成为一种共同的参照，带来了比以往更错综复杂的现象，正如美国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动力的例子一样。

在政治领域，整个问题在于如何建立政治战略，远离制度视角的限制，提供社会运动自我组织所需要的空间；为大众诉求服务；用机构管理的经验为这个社会运动服务，同时直接对付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这点上，最新的经验很难说是积极的。

在本世纪的头十年里，只有拉丁美洲目睹了可以被认定为这些社会运动扩张后果的政府大选，但是没有转变大众的生活条件，以便能够复兴社会解放的前景。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等国政府的演变并没能够改变循环，需要与（尤其是）建立在竭泽而渔政策基础之上的观点决裂。工会和社会运动不得不反对没有信守承诺的政客。

另一方面，马格里布（北非）和埃及，群众运动建立在青年动员和工会力量之上，使得它能够推翻独裁制度。他们同样发现自己位于抵抗的位置。然而，我们可以看到马格里布地区国家的运动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运动之间出现了区域动力学因素。

在希腊，靠着拒绝紧缩政策上台的齐普拉斯政府的背叛，将重建激进左翼政治潮流的政治替代的责任抛给了社会运动。在西班牙，愤怒者社会动员产生的直接后果我们能党今天正使社会运动面临着类似的形势。反资本主义者为直接对抗紧缩政策在我们能党内发起战略讨论，这就是与产生我们能党的社会运动提出的要求共鸣。

最终，在预示着希望的强大反击发展的背景下，政治变革以社会动员社会运动形式产生的许多地区正处于防御地位。

未来几年里，关键问题不仅在于充分组织针对这些持续攻击的反击，也要有政治能力与社会动员一道建立能够正面挑战资本主义的解放政治运动。

本文发表于革命马克思主义刊物《惊雷》第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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