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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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朱以撒
怎样才能把一封信写好？如果用两个字论，就是：自然。如果做不到自然，要表达的意思不自然，笔墨不自然，整个过程不自然，就不像一封信，更像是一份让大家周知的公文。
当今人笔下的信更像一幅刻意作成的书法作品。一封信是一幅小品，本是轻松为之的，却装出一副腔调来，让人觉得连一封信也不好好去写。至于内容，一眼看去也不是仅仅给对方一人读的，是给全社会读的。信件与其他文章形式有相异处，譬如它是私密的。在写信的时代，信是承载秘密的，是以信的形式寄托心思，而不是用来矫情的。写信允许草草，往往末了有“急就”“匆匆”字样。如果一个人学样，以工楷写字，末了落款草草，那就让人呵呵呵了。信不是公共之物，个人的隐秘情调在信中表达是最适宜的。呵壁问天、吟风弄月，甚至指摘某一人某一事，信就是坦诚之物，因为对方值得与之言语方才执笔，因而信中也就更见真性情真见解。收信人也郑重其事，阅读之后将其放置妥当甚至深藏。在《最后的贵族》里有一个情节，罗隆基把罗仪凤给他的信让赵君迈看了，李健生就觉得不妥，“老罗为什么把情书拿给别人看呢？”信的私密性在于它是有针对性的，而不是泛散公开的。至于一代人逝去，信件公之于众又是另一回事。至少此时它和公开信正好相反，是为不公开而写。那种把私信当作公开信来写，心态、手态只能是另外一种。
写信的时代大势已去，也就使偶尔的写信有意为之，为了想把信写好而用上心思，以至于今日之写信已非旧时代之写信。信可以写得很工整，字字精美，也可以写得很潦草，让人去猜。柳亚子给曹聚仁的信，末了居然会写上：“倘若不能通读，明日过我，内容当面奉告。”可谓天下奇信。当然，写得好也自然，写不好也自然，连涂涂抹抹都充满自然，才具备一封信的条件。有意写信的形迹是遮掩不住的，让人窥见内心的小心计，似无病而呻吟，无忧而效颦。读《曾国藩家书》，如此频繁写信的人，对家族诸人，该骂的骂、该劝的劝、该教的教、该褒奖的褒奖，无不心到手到自然之至。信件频繁，写得顺手，也就信手，有如口语。收信一方或谓亲情、友情、爱情，皆有情于内，情感有别，彼此不同，如果写得像公告，那就没有私情可言。在没有写信的时代，为了参加写信的活动，就拿写信当创作看待，信写好了，也很合信的格式，却往往没有信的味道了。
信需要常写，不是泛泛地写，泛泛写绝无必要，往往是有目的地写，或告知信息、或请益讨教，也有通过信指摘责备的，以至于我们会于影视上看到收信者阅读后怒气冲天，将信撕个粉碎；亦能见阅读完毕知此中信息为绝密，将其付之丙丁，成为灰烬，那么就是神仙也难还原。由于经常给对方写信，彼此相知，也就言辞明快绝无阿谀粉饰之虞，使一封信更为实在真诚，倘不如此，空泛乏陈，也就徒费时日。信是生活交流之物，是有实用性的，譬如安藤更生与周作人的通信如此频繁，你来我往，文风平实自然之至，内容也大都是购书、问安、学术交流，使人觉得此时此刻的一些想法尽在信中，如果有人要了解周作人解放前后从南京老虎桥回到北京八道湾的经过，研究他1960年代蛰居生活细节，这些往来信件都是很生动的证明，决非虚语。当一个人想到自己即将写的信要为众人所阅读，他笔下的信当如何写，形式如何，内容如何，想的就多了起来，就当一件参与比赛的作品来创作。创作气味盛了，很合于时风，也离写信的本身远去。常见的于信中相互虚美，彼此快慰，所谓“丑怪恶札”，大致如此。
欧阳修在读魏晋间人信札时曾认为：“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如此美妙之信函起因在于“非用意”。非用意在今日反而使人为难，由于用意惯了，无处不下力，杀鸡亦用起牛刀，也就于一小信札中膏唇拭舌、描眉画眼太甚，何时能如朱熹所说的“不费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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