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万被迫成为“慰安妇”的中国妇女，到32位，再到22位，最后到如今仅仅幸存的8位。随着时间的流逝，数字越变越小，人数越变越少。
不可阻挡的是，这个数字最终会变成零，亲身经历过这一切的人将不复存在。正如影片是从葬礼开始，又在葬礼结束的。
导演所想表达的，无比明显：纪录电影《二十二》的拍摄，就是在和时间赛跑。
2012年，导演郭柯开始筹备拍摄短片《三十二》，受限于投资的不足，仅仅只拍摄了广西桂林的一位老人；
两年之后的2014年，这些老人先后去世了10位，仅存22位。导演说：
不能再等了，我必须马上开始拍，这部片子一定要把全国的这22位老人全部拍完。它就是纪录电影《二十二》了。
而在电影拍摄制作的这三年之中，又有多位老人先后去世。电影上映的前两天，影片的拍摄对象之一老人黄有良也去世了。
在电影中，老人的名字后边全都标注了出生和去世的日子。一部电影下来，竟然有大半的老人都已经在电影上映之前去世，多在2015或2016年，看得令人于心不忍。
而每位去世的老人，影片都加以黑框注明，22个名字中竟有14个都加了黑框。
不断强调数字，反而容易令人心生厌恶。因为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段苦难的历史，不是一个数字就能简单替代的。
所幸影片并没有如此，更多是展示一位位老人的生活，即使又不愿意出镜的老人，也拍下她的生活环境，以求能把最后这24位老人都拍入这部片子之中。
导演郭柯曾在采访中提到，最初想拍这个题材是因为曾看到一篇文章。文章中讲到一个“慰安妇”和她生下的日本孩子的故事。
郭柯觉得这个故事非常具有张力和冲突性，便希望能够把它拍成一部剧情片。但最终因为投资的问题，为了省钱，只好转而拍成一部纪录片，最终才有了如今我们能够看到的《二十二》。
历史永远不会消失，但是人类总会遗忘。或许纪录电影的意义也正在此处——用影像化的方式来记录和保存历史。
如果说，印刷时代的“史书”、“文学”作为人类记录保存历史的方式，尚有一些门槛，往往容易少部分群体操控；那么如今影像时代下，保存历史开始变得容易，只要有心，任何人都可以保存自己所见的一切。
一个小人物、一个普通的家庭成为影像的主题，居高临下的审视变得平等真实，这呈现出的就是一种个人化的话语方式。
然而不得不说的是，很遗憾，这也就是纪录影片《二十二》所能够达到的最大意义了——记录、保存并传达了这份历史，尚且远远不能引发深思、传达情绪、塑造价值。
如果说观众在观看这部影片的时候，确实收到了沉重情绪的感染，也对“慰安妇”有所思考，但这并不是影片所带来的，而是这个话题本身所带有固有属性。
从影像化作品的角度来说，《二十二》相当的粗糙。简陋的拍摄手法，毫无内在逻辑的素材堆积，夹杂着大量意义简单的空镜，其充其量真的只是把这22位老人最后的影像保存下来而已。
当然换言之，如此毫无任何影像处理手法的处理手法正是影片看起来无比质朴的原因所在。影片没有选用幼稚的煽情手段来叙事，已经算是值得庆幸的事了。
想必导演郭柯本人在成片剪辑时，也应该是考虑过这个问题：是以最简单的形式来直接呈现这段历史，还是人为处理以达到沉重有力的效果？
这个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所有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就比如我自己坚持觉得这个题材配得上更优秀的展现方式，比如相对有序的逻辑，更合理的主次分配。
但与此同时，我认可并佩服导演自己选择的方式。
大多数对这部影片抱有严苛态度的人大概都有类似的想法吧，并不是说这部影片不好，而是它理应更好。
相比于短片《三十二》来说，长片把这个问题暴露得更加明显——导演在视野和驾驭能力上的不足。
比如《三十二》中展示的老人，无论是当年惨痛的往事，还是如今清苦的生活，都充满细节。尤其是她生下的那位日本孩子，如今也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说起这些事的画面无比珍贵，而在《二十二》中却被一笔带过。
还比如影片中那位帮助“慰安妇”老人的日本留学生，她的出现尤为突兀。一开始导演并没有说明她的身份，只是展示了她所做的一切，直到影片的最后才以字幕注明她日本人的身份。这点小聪明让人觉得画蛇添足。
影片中多次出现老人面对镜头的时候，泪流满面地表示：“不说了不说了”。这里面固然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些事情，每一次回忆都是一次痛苦。
但回过头来想，纪录片的导演是否做到了充足的沟通呢？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些拍摄的过程是否是二次伤害呢？
影片虽然也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一些尝试，并在最后表达出自己的歉意。比如那位走访调查“慰安妇”的乡村老师说的：如果能够料到今天的局面（诉讼日本政府要求赔偿无果），可能不会再跟老人们提起这些事。
还有那位采访老人孩子的“北京某杂志”的女记者，显然暗示着有无数的记者、新闻工作者都曾来反复问过这些问题。那么他们是不是有必要的呢？是否真的过犹不及呢？
纪录电影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存在。事实上，观众所能看到的影像反而不是纪录片的精髓，那些导演没有带着摄影机的时间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
当一个被导演观看到的画面没有被摄影机记录的时候，似乎意味着这无法产生意义。但只有在这漫长的无法产生意义的时间和永不呈现的画面里，拍摄者与被拍摄者才能产生信任。只有当拍摄者与被拍摄者彼此间产生了信任，他们才能达成如剧情片导演与演员间的默契，这或许正是优秀纪录片诞生的前提。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前段时间热议的纪录电影《摇摇晃晃的人间》显然就做得非常优秀，导演对观众是真诚的，导演对余秀华也是真诚的，余秀华对导演也同样是真诚的。
这些“真诚”能够通过影像直接传达出来，而构建这些“真诚”的过程或许在影像之外，它的意义之重，不言而喻。
当然，我也并不是批评《二十二》的导演不够真诚。或许导演背后有过许多努力而不为人知，但还是回到刚才的那句话：这部影片本该更加优秀。
不过影片试图跨越多省拍摄22位老人的生活，这毋庸置疑是一件非常耗时耗力耗钱的事情。所以，影片最终显得粗糙也有许多精力资源不足的原因。
如此庞大的一个题材，本应该由大型电视台投资重金来拍摄的，比如每个老人都完全值得用一整集，六十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来讲述。
而郭柯仅仅依靠众筹和少部分投资得以拍摄完99分钟的全片，实属不易。可能这也是在当时的条件和问题面前，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了。
影片的最后是一场大雪之中的葬礼。
葬礼之后，导演把镜头久久地对着这片白雪茫茫的大地；忽然之间，冬去春来，积雪变成绿油油的枝叶和草地。
春秋迭代，大雪被嫩叶取代，这片土地埋着的故事或许就这么被覆盖了。
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这部影片弥足珍贵。即使拍得并没有那么完美，也值得被一再夸赞和永远记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