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的这篇文章写得奇臭无比，那么无论它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还是村口小卖部的小黑板上，它都首先是臭的。
道理一点也不复杂。但在学术界，一篇文章发在不同地方，境遇可能天差地别。
《科学通报》最近重发了“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的论文，40年前首发的这篇论文，表明中文期刊也可发表诺贝尔奖级的成果。该刊主编、生物学家高福院士表示，期待更多中国科学家的原创成果发表在中国人自己的学术期刊上。
高福院士的期待顺理成章，没有一位主编不希望自家刊物群星璀璨。但有人就此引申指出，中国的高被引论文大都发在海外期刊上，“一个重要病灶还是我们的科研人员缺乏科技文化自信”，这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过去由于复杂的原因，我们曾经极为“自信”，“自信”到与外界往来极少，以至于青蒿素研究成果以中文发表时，全世界并未在第一时间注意到它。关于青蒿素被引用最多的论文是外国的，这是诺奖光环也遮不住的遗憾。公布青蒿素研究成果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屠呦呦等人默默无闻，这并非科学的常态。一位科学家有了伟大的发现，值得在最大范围同行中得到礼赞。
而今，越来越多中国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上，虽然其中掺杂“注水”之作，也屡屡发生学术不端，但总体而言无疑是数量和质量齐升。十几年前，中国主导的研究成果出现在著名的CNS（美国《细胞》、英国《自然》和美国《科学》杂志的统称）上尚属凤毛麟角，今天则层出不穷，让人看到了中国科学的进步和信心。
科学家发表论文，首先是为了向同行报告自己的新发现，并且常常要抢发论文来宣示对某一发现的优先权。这是学术出版业存在的前提。英语为当今的世界通用语言，论文发表在以英语为主的国际期刊上，有利于最快地确认优先权。非但中国，全球范围内多数高被引论文都发表在英文期刊。即使是科学强国如德国、法国办有不少名刊，也无法改变主流。要求科学家只在本土发表论文，只会损害国家的竞争力。
鼓励科学家在本土发表论文，可算是一番好意，但无关“自信”。真正的自信是在国际平台争夺话语权。或许与奥林匹克精神类似，奥运选手追求“更快、更高、更强”，而不必考虑奥运举办地。
当然，若有哪位科学家硬要以中文发表论文，其成果足以吸引外国同行来学习中文，倒是好事一桩。不过，实力决定话语权，中国科学远未达到那种水平。
与其指责科学家不在本土发表论文，不如去办出更多由中国主导的国际化期刊。诸如“基于中医诊治理论的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新技术”之类的尴尬研究，在国内期刊上仍有市场，这是值得注意的。一国的学术出版与学术之间应是“水涨船高”的关系。过去10多年里，国内的英文《细胞研究》杂志影响因子从2提高到15以上，超过《美国科学院院报》等名刊，原因在于该刊使用专业团队、坚持国际标准运作，也在于国内生物研究的“水位”提升。用该刊常务副主编李党生的话来说，只要我们能做出好的期刊，好的文章会“回归”的。这才是自信。
中国学术界“外刊依赖”习惯的养成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全世界都很难离开这些国际出版巨头。它们诞生已有数百年历史，陪伴了自然科学革命的萌芽，伽利略、笛卡尔、达尔文都曾是其作者。在清末，《自然》就翻译介绍过中国近代化学启蒙者徐寿的研究。学术出版商以人类智慧的结晶牟利。科学家通常是在公共研究经费资助下获得成果，然后向具有公信力的出版商投稿，出版商组织同行评议论著，再将出版物兜售给科学界。这是一门古老的生意。
对人类共同体来说，这种模式很可能以商业模式促进了人类智慧成果的传播，但也同时以商业门槛阻碍了人类智慧成果的传播。一些科学家主张脱离出版业，推进免费的但目前仍良莠不齐的“开放获取”期刊；还有一些科学家习惯将文章张贴在预印本网站，同样可以起到宣告新发现的作用。证明庞加莱猜想的俄罗斯数学家格里高利·佩雷尔曼的论文就只挂在网上而未正式出版。
佩雷尔曼假如在中国工作，很可能不会为他的惊世证明得到任何奖励。国内的科研管理，往往是简单统计论文篇数和期刊影响因子，如博士生发表多少篇、多少“分”的论文才可毕业。国家自然科学奖的一项定量评价指标是“主要论文发表刊物和专业著作的影响”，将论文发表期刊的地位，从“一般刊物”到“权威刊物”量化为1分到5分。2016年，数学家席南华院士等12位政协委员曾提交提案，针对这项指标建议取消刊物分级，希望科技评价与统计中谨慎使用论文分区等指标。
让好的论文“回归”本土期刊或许不难，只要科研管理制度回归到研究本身质量的评价上来。华人物理学家张首晟曾多次申请研究经费都被拒绝，但斯坦福大学仍给他终身教职，毫不考虑他“没有一分钱科研经费的失败”。
一位老一辈数学家曾说：“一篇文章的价值不是在它发表的时候得到了承认，而是在后来不断被人引用的时候才得到证实。”本来，论文的价值只与成果本身的创新性及重要性有关。《自然》等期刊的权威性，源于它多年坚持刊发经过同行评议的高水准成果，成为水准的一个象征。但是，不少重要成果未在名刊发表，而名刊发表的也有一些后来被发现引用很低、不怎么重要的成果。毕竟诺贝尔奖评审都有看走眼的时候。
不受其他因素影响去评判学术成果的价值，目前仍像天方夜谭。现实中一些评价方法僵化得令人哭笑不得。数学家马志明院士和张伟平院士分别提到过一个关于“第一作者”的问题。数学界的惯例是作者署名以姓名拼音字母为序，不分第一作者，而国内的评审大都强调“第一作者”。张伟平与合作者发在数学顶尖期刊上的一篇论文，他因姓“张”排位在后，而被科研管理机构认定为“第二作者”。中国数学会呼吁“本学科的共识应该得到尊重”，但收效甚微。
可见，当我们探讨“自信”问题，或许首先需要探讨的是“尊重”问题，是科学界以何种规则来运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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