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是阖家团圆的日子。过年回家，是中国人心中不变的铁律。而每逢春节，回家都是农民工的难题。
在绝大多数绿皮车退出历史舞台后，票价相对较高的飞机和高铁很难成为农民工回家方式的首选，开车回家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更是天方夜谭。于是，K字头的火车成了农民工为数不多的最优选。但是，作为世界上唯一规模巨大的周期性迁徙，在春运时期，一票难求的状况是众所周知的常态。
每年这个时候，中国人往返于中国东部与中西部之间，人数多达8亿，总流量超过34亿。浩荡的摩托大军成为了浓浓的年味中令人感觉温暖又倍感辛酸的画面。2008年春节，华南和华中地区遭受冰灾，交通瘫痪，农民工杜登勇顶着风雪步行数百里探望被困在旅途中的女友周永红更是感动了无数网友。
媒体报道一味煽情，赋予春运这个话题以时代的壮丽感。春运中的感人故事、农民工对故乡的渴望和亲人思念的温度是年夜饭的最好佐料。千篇一律的煽情鸡汤之外，倒也有媒体出来呼吁，农民工回家这么难，“政府该好好管管”啦。然而无论是煽情还是向政府陈情，对农民工都并没有多少实际帮助。
文人体恤民生，并没有错，但这种呼吁和煽情很难让痼疾药到病除。比如，在1980年代的台北，人们等公交车从不排队，公交车一来，能挤者上之，民众素质也高不到哪里去。有作家撰文针砭时弊，反响也不可谓不大。然而，一切照旧。真正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则是在经济发展，政府拓宽了道路，投入了更多的公交车之后。
保障农民工回家过年也是如此，实际的物质帮助其实比温暖煽情更重要。
完善交通配套措施，保证交通调度顺畅，固然应该是政府应尽的责任。然而对于一个具备成熟市场经济的国家而言，社会层面能够起到的作用甚至比政府更大。越来越多的企业、公益组织以及社会群体开始担任社会帮助的主要提供者，而企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尤其巨大。
在有关帮助农民工春运返乡这一公益事业上，中国平安在过去三年里坚持举办的“一路平安·让爱回家”公益活动堪称精准帮助的典型。
他们在办这个公益活动的时候没有花哨的表面文章，而是包车送票，直接开通大巴车，送农民工回家。
看上去似乎很容易，但要把公益做好，比做一次性的慈善捐款可要难得多，它牵涉到一成套的流程、保障、监督和配套。而企业的特殊性，使其在推进公益事业的时候比政府要更加灵活，在活动中联动NGO，具有更加强大的物质支持。
如何才能把公益做得更专业，而不是把公益当成一次性的快消品？在这个案例中，为了保证对贫困务工人员的选择公平公正，平安选择了和更加专业的机构合作。他们与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一同制定了贫困务工人员的报名标准，包括必须是农村户口、月收入在4000元以下等等。为了方便不会上网的农民工线下报名，北京、深圳两地平安人寿客服中心及平安银行各大营业网点开通了现场报名通道，并摆出大幅活动招募海报。为了能更安全地送贫困农民工返乡，今年他们与嗒嗒巴士合作，经过层层筛选，选出了专业的大巴车队和司机队伍。
另外，平安还把公益做到了自己的业务中。他们在全国设置2000余个免费安全检测服务网点；全国300个高速护航网点推出了道路指引、周边咨询、紧急救援等免费服务；通过参与“平安行”爱心里程募捐，累计捐赠172万公里行程为返乡农民工众筹专线包车；联合全国2000余家修理厂、4S店为广大车主提供免费安全检测服务、保障车主平安回家。平安人寿、平安Wi-Fi，则依托于各自的app平台专门上线了主题公益互动，为用户提供春节回家保险保障以及爱心流量包，为农民工免去了对“高额漫游费”的担忧。
这样一整套的配套措施，动员社会的力量，为解决农民工过年回家问题干实事，是不是比文人呼吁“政府来管管”要有效的多呢？事实上，不仅是在公益事业中，想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更要从物质上来下功夫。
如今的中国农村，虽然农业税取消了，农民获得了更多实惠。但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已经将农村远远甩在身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为了获得更多的机会，去城市务工。一年下来，其收入虽然比种地是要赚得多得多，但在全社会群体当中，仍然属于低收入人群。而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除了带来留守儿童问题，还极大地打破了乡村稳定的固有秩序，赌博、攀比、文化衰退等一系列问题随之显现。
人的远离所带来的财富的流失，进而导致精神上的逃离。
要解决这个问题，以切切实实的物质帮助和财力投入促进乡村发展仍然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除了积极关切留守儿童家庭春节团圆问题以外，平安还长期聚焦教育公益，注重公益事业的长效性。22年来，他们共在全国范围内援建了114所希望小学，有效解决了教育资源不均衡、贫困地区儿童上学难的问题。平安普惠还向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捐赠了100万元善款，用于向农民工提供免息创业贷款，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春运是一个切面，在城里辛苦了一年的农民工回到乡里。春节回家，久别家乡的农民工见到的，除了日夜思念的家人，还有在雾霭中日渐失落的乡土社会。城乡资源配置不均、乡村在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发展失衡以及户籍制度的滞后，是当代中国乡村凋敝之源。解决中国的乡村问题，不应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能指望城市反哺乡村，而应重视广大乡村地区，改变乡村在话语权上的弱势地位，切切实实发展乡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困扰当下的一系列乡村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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