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要通过义卖，告诉儿子做一个中国人的感受。
5月19日晚，成都市民在天府广场点燃蜡烛祭奠遇难者汶川大地震后这些天，有太多让人忍不住流泪的场面。而最不能忘的，有时就是身边某个普通人表现出来的善意和责任。
在斯德哥尔摩，为我们做翻译的是一位中年女性，叫齐玲玲，国外常能见到的那种普通中国人，清汤挂面的短发，微胖，衣着很朴素。她热心，话多，偶尔会显啰嗦。如果没有那天中午的聊天，短暂而客气的相处后，我们可能也就很快忘记了她。但那天谈到了大地震，她说，她是四川人。接下来她说的事情，让我不再可能忘记她。
5月12日下午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斯德哥尔摩正是早晨8时28分。齐玲玲说她那天很忙乱，错过了平时要看的早间新闻。10时左右，她先生从办公室打来电话，说：“四川地震了，你知道吗？”她跳起来打开电视机和电脑，然后就再也没离开过屏幕，担心错过每一次最新消息。她哥哥一家还在成都，电话反复打过去没人接，第二天下午联系上，知道一家都还平安。在瑞典20年了，已经加入瑞典籍，两个孩子都在瑞典出生，现在的先生也是瑞典人，但当看到地震的那些画面，她说，她突然比任何时候都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四川人。那种感同身受，无力却急切：想赶快做点什么，却不知道可以做什么。汶川、北川、映秀……都是从小听熟了的地名，电视里播出来，对于她在斯德哥尔摩的亲人、朋友、邻居只是一个个地理概念，对于她，脑子里马上浮现的却是当地人生活中的样子。虽然从未去过，但那里和她从小生活的地方那么近，所有网上看到的文字都直接在脑子里变成一个个具体画面。像平时一样，她上班，做饭，照顾孩子，却没办法真的和平时一样。
在灾区，志愿者是救援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
她很想把这种感受传递给大儿子。女儿太小，才3岁，但她觉得儿子不一样，他12岁了，百分之百的中国血统，她希望他了解一个中国人此时会有的感受。沟通的困难却让她生气，确切地说，是难过和沮丧。星期四，5月15日，儿子学校要举行每年一次庆祝春天的活动，家长也都会参加。早上起来她跟儿子商量，能不能跟老师说说地震的事情，在学校做个小小的募捐，让他们知道中国人关心中国人，知道那里的孩子很需要帮助。儿子拒绝了，他不理解妈妈为什么要他这样做，他害怕被同学笑话。齐玲玲说当时她特别沮丧，儿子生在瑞典，一张完全中国的面孔，上学后，在身份的认同上越来越不知所措，而她想利用一切机会让儿子明白，他是一个中国人。她是那么想在儿子和中国之间建立一种有血脉的情感联系，而这并不容易。她当时没控制住自己，大声责备儿子：“你是中国人，怎么可以不关心自己国家发生的灾难呢？”其实她心里知道儿子无辜，是自己太性急了，总希望他能和自己有同样的感受。她决定自己去做，用一种儿子能接受的方式——义卖。学校有时候也组织这种活动，孩子们把自己的手工拿出来卖，将钱捐给印度学校的孩子。她想，可以做些中国食物卖给参加活动的家长。
5月19日14点28分，全国哀悼时刻的北京街头
来不及去超市采购，在家里找到一些虾片，她开始一锅一锅炸。从下午14时到18时，齐玲玲一直在炸虾片，然后分装成小袋，儿子先是在旁边看，后来也主动来帮妈妈。她找来一张纸，写上“中国地震，为家乡学校的孩子募捐”，母子俩背着这些虾片去参加学校的活动。到现场后，她刚开始也觉得不好意思，不知如何开口，她最初只是走到那些家长面前，把那张纸拿出来。几乎没有人拒绝，家长们都从新闻里听说了中国地震的消息。齐玲玲说她被家长们的善意鼓舞了，每袋20克朗，那天她一共募集到1200瑞典克朗。有个中年男子说没有零钱，等会儿再过来买。齐玲玲以为对方是礼貌推辞，没等他，边卖边走，半个小时后那位家长在校园里追上了她，说：“你怎么走了？我一直在找你。”这些儿子都看到了，回家后，他主动帮妈妈整理收款箱，他感觉到了老师和同学家长对妈妈所做事情的尊重。
5月24日，绵竹市体育馆内，志愿者阿姨在为女孩们梳妆打扮
齐玲玲回家写了一封长信，签上自己和先生的名字，通过网络发给平时彼此信赖的一些瑞典朋友以及合作伙伴，信里她介绍自己所了解的汶川大地震的情况，说明想募集一点钱给家乡学校的孩子。她说，加上自己的捐献，大概能募集到三四万元人民币。电话里她对哥哥提起这笔捐款，哥哥说这钱不多，也许帮不上什么忙。但她说，她是中国人、四川人，做这些，是表达心意。她在忠实于内心一种最传统和最真实的情感：只要能够，一定要为那些被灾难伤害的同胞做点什么。她本来也可以力所能及地拿出几千元，捐到中国使馆或当地红十字会，但她觉得那样不够，她要用自己做的事情，告诉儿子做一个中国人的感受。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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