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总统，我们不是第一次：《纽约时报》是如何将美国政府斗败的？

1971年6月16日，《纽约时报》出版人苏兹贝格就发表“五角大楼文件”一事举行新闻发布会

2012年9月29日，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在位于纽约州南安普敦的家中病逝，终年86岁。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63年起执掌《纽约时报》，是这份报纸历史上最年轻的发行人。

阿瑟· 奥克斯· 苏兹贝格

在苏兹贝格的主持下，这家创刊于1851年的百年老报不仅获得了31项普利策奖，更以行动捍卫新闻自由，在1971年将尼克松为首的联邦政府告上法庭。

为防范共产主义在亚洲扩散，美国自艾森豪威尔总统开始就介入越南事务，1961年肯尼迪政府则发动“特种战争”，直接出兵越南。此后约翰逊扩大战争，到尼克松上台，战争还在继续。

麦克纳马拉是尼克松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为了检讨美国在越南走到这一步的前因后果，他命人组织了一个“越战历史专题组”，以“包罗万象和客观的”原则，收集了几十年来，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行动的各种资料，甚至包括一些官员的笔记、会议记录等。1969年，这些资料汇成了7000页、47卷的《美国-越南关系，1945-1967：一份国防部预先研究》，即后来所谓的“五角大楼文件”。

文件一共印了15套，被列为“最高机密”。其中有两套交给了作为美国政府智囊的兰德公司。兰德公司的雇员艾尔斯伯格时常到华盛顿，向政府提供有关防卫政策的建议。但随着对战争的了解，他越来越怀疑美国参战的正义性。所以当艾尔斯伯格有机会研读这份“五角大楼文件”后，就决定向公众披露其中显示的政府谎言、失策和肆意屠杀。

艾尔斯伯格找广告商租到一台复印机，他每天偷偷带出一部分文件，开始了复印工作。在复印的时候，他用纸片遮住每份文件上的“保密”、“绝密”等字样。复印后，再把原件“完璧归赵”。他先是希望通过合法程序，由国会议员将这些资料公之于众。但因为保密规则的制约，这一条路没有走通。艾尔斯伯格的选择就只剩下一个——径自在媒体发表文件。

在越南时，艾尔斯伯格结识了《纽约时报》战地记者希恩，希恩一向持反战立场，所以成为艾尔斯伯格手中复印件的理想接收者。希恩拿到秘密文件后，立刻汇报给《纽约时报》华盛顿分部主任，他们在确定了文件真实性和重要性后，上报给总编辑罗森塔尔。《纽约时报》很快组织了一个团队，全面分析文件，策划报道方式。但如此重大的事件，必须通过大老板——发行人苏兹贝格的首肯。

苏兹贝格召集了报社高层、编辑，以及律师，商量秘密文件的发表事宜。外聘律师路易斯·洛布强烈反对，他指出，发布秘密文件，不仅涉嫌违反《间谍法》，还会违背报社明辨是非的传统。编辑们的看法截然相反，他们站在媒体人的立场上，相信宪法第一修正案会保护新闻自由，最高法院永远不会对报纸颁布强制令。

这次会后，苏兹贝格没有拿定主意，只是让罗森塔尔继续整理资料。作为老板，他平时极少干涉报纸的编辑工作，但这一次不同，事关《纽约时报》的前途，他不得不慎之又慎。

编辑们继续工作，他们在纽约一家希尔顿酒店租了房间，只允许一名女服务员进入。《纽约时报》的编辑们既担心艾尔斯伯格会将文件转手给竞争对手，使自己失去这个独家报道，又恐怕政府察觉，出面阻止文件的发表。

洛布还是反对发表文件，他在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曾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当司法部长的布劳内尔直接警告苏兹贝格，如果一意孤行地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纽约时报》相关成员将要面对的或许就是牢狱之灾。多年后，苏兹贝格回忆起此事时坦言：“他当时把我吓坏了。”

但苏兹贝格终究没有被吓住，他开始考虑要如何发表这些文件，因为他已经相信，如果因为惧怕而不发表这些文件，那将是《纽约时报》的耻辱。他说：“我们不是为了政府的利益写稿，而是为了读者，他们有权知道真相。”

罗森塔尔主张以连续报道的方式发表原文，让读者自行判断文件的真实与否。

当罗森塔尔打定这个主意后，苏兹贝格曾试图派人游说他改变初衷，采取引用的办法来进行报道，以免被扣上“叛国”的帽子。这位倔强的总编辑只有一句话：“没有原文就没有报道。”罗森塔尔甚至做了最坏的准备：一旦老板否决了他的想法，他就立即辞职。

1971年6月11日，苏兹贝格在办公室，严肃地向罗森塔尔等人宣布：“我决定让你们用原文。”随后他停顿了一下说：“但不能报道。”罗森塔尔的脸色一下就变了，但马上就意识到，这是老板在同自己开玩笑。苏兹贝格留下了自己的“指示”：“我再次看了星期天将刊登的越南战争报道和文件，我授权以我看到的原型发表。”按照计划，《纽约时报》将连续十天，以每天六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五角大楼文件”中的劲爆内容。

1971年7月1日，美国司法部开了绿灯之后，《纽约时报》重新发表“五角大楼文件”

在第一篇报道发稿前，苏兹贝格在参加家庭聚餐时，不断接到办公室的电话。家人们怀疑是不是就要发生大事。苏兹贝格有些骄傲地小声对堂姐说：“明天我会做一件让全世界憎恨的事情。”他顿了一下又补充道：“不过这是应该做的。”

1971年7月9日，“五角大楼文件”被以平装书的形式在书店发行，联邦政府成为该文件的最大买家

6月13日星期日，《纽约时报》的头条赫然醒目：“越南战争档案：五角大楼研究跨越三十余载，追溯美国参战动机”。报纸出街后，并没有引起公众的特别关注，尼克松政府似乎处之泰然。原本紧张的苏兹贝格松了口气，带着家人飞往伦敦度假。

1972年11月2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左）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右），基辛格刚刚在巴黎与北越方面开了一个星期的秘密外交会议

尼克松看到《纽约时报》的报道时是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反正批评的是民主党政府，他正好渔翁得利。比如《纽约时报》的文章证明，约翰逊一方面向美国公众许诺他不会使战争升级，但另一方面却将派驻越南的士兵从1.7万追加到18.5万。

14日，又一批文件被公之于众，总题目是：“研究证明，轰炸北越的决定在1964年大选前就已做出。”这一天，尼克松接到了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电话，基辛格警告总统：如果继续允许文件发表，不仅会“显得你是一个懦弱的人”，而且“这样的疏漏正在慢慢地和有组织地毁掉我们”。

如梦初醒的尼克松决定采取行动，当天晚上，《纽约时报》将要把第三篇“五角大楼文件”的报道送印前两小时，苏兹贝格不在时的负责人班克罗夫特接到了来自司法部的电话：“《纽约时报》发表五角大楼关于越南战争的研究报告，直接触犯了《间谍法》，如果继续泄密，那会给美国国防利益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这意味着《纽约时报》必须在停止报道与准备诉讼中二选其一。

远在伦敦的苏兹贝格在睡梦中被电话铃声惊醒，他不情愿地嘟哝了一句：“真希望我不是《纽约时报》的发行人，真希望这些麻烦你们能自行解决。”苏兹贝格没有让以罗森塔尔为首的编辑失望，他同意继续刊登“五角大楼文件”。他虽然拒绝服从司法部的命令，但表示会尊重法院的判决。

对于下面无可避免的诉讼程序，洛布的律师事务所撂了挑子，他们拒绝代表东家《纽约时报》出庭，一来司法部以吊销他们的从业执照为威胁，二来也是因为他们无法容忍《纽约时报》如此的“不爱国”行为。临时被找来的律师名叫弗洛伊德·艾布拉姆斯，他后来成为第一修正案律师的代名词，著有《第一修正案辩护记》。

原本没有什么人关注的“五角大楼文件”，因为司法部的突然介入，成为舆论焦点。与第三天公布的文件相配的报道是：“米切尔妄图阻止越南战争连载报道，《纽约时报》不屈不挠”，这里说的米切尔就是司法部部长。

司法部迅速反击，米切尔亲自跑到联邦地区法院，说服法官下发了一个为期15天的禁制令，要求《纽约时报》暂停刊登“五角大楼文件”。6月16日星期三的《纽约时报》，在原来计划刊登文件的地方换上了这条新闻：“应美国政府申请，法官下令《纽约时报》停止刊登越战文件，等待听证。”用中国人的话说，这其实也算是开了一个天窗。

《华盛顿邮报》前总编辑本·布莱德利见老对头《纽约时报》手握独家资料，大出风头，早就心有不甘。在自传《最“危险”的总编辑》中，他说，那时他们“发现自己的处境很不妙，只能拾人牙慧，改写别人的文章。《华盛顿邮报》的新闻每隔一段都不得不提及‘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每个字都是‘血迹斑斑’呀，这一点当然只有我们自己能体会。”

《华盛顿邮报》的副总编巴迪坚与艾尔斯伯格是兰德公司的老相识，他判断一定是艾氏泄露出的“五角大楼文件”，但是他踏破铁鞋，也找不到这位信息提供者。直到《纽约时报》被迫暂停发布文件，艾尔斯伯格主动找上门来。在经过了一个如地下党接头般的复杂程序后，巴迪坚如愿以偿，他得到的文件装满了整整一个大纸板箱。

巴迪坚回到报社后，又直飞华盛顿，当面向执行总编布莱德利请示。在上飞机前，巴迪坚先给那边打了一个电话，布莱德利的回答简洁有力，如他在《纽约时报》的同行罗森塔尔如出一辙：“如果《华盛顿邮报》不肯发表，就请他们另外找一个执行总编吧。”

6月17日星期四凌晨，巴迪坚带着4500页机密文件返回华盛顿后，编辑们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分头工作。《华盛顿邮报》的律师们反对，但没有人听他们的。这些媒体人知道，在有禁令在先的情况下，他们还坚持发表“五角大楼文件”，那么收获的将是捍卫新闻自由的莫大荣誉。巴迪坚说，“坚持报纸有发表权利的唯一办法就是发表。”

一切准备就绪，还少的就是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的一声令下。凯瑟琳向来尊重编辑的自主权，对报纸内容概不干涉，这一次她“冒着毁掉整个公司的危险”，不顾律师们的一致反对，对电话另一边的编辑说：“做下去吧，我们把它登出来！”

6月18日，《华盛顿邮报》以“五角大楼文件披露美国在1954年企图推迟越南选举”的通栏为大标题。但是他们也未能幸免，上诉法庭的三位法官以2:1，通过了对《华盛顿邮报》的禁制令。

媒体与政府战斗这才正式打响，另一家老牌大报《波士顿环球报》抓住接力棒，着手发表刚刚从艾尔斯伯格那里获得的1700页文件。芝加哥的《芝加哥太阳时报》、波士顿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相继跟进报道。

当年的《时代》杂志封面，标题“五角大楼文件：秘密之战”

在《华盛顿邮报》继续《纽约时报》未竟的报道时，苏兹贝格已紧急返回纽约。他一再对记者说：“这没有违反国家安全法。”苏兹贝格解释：“我们没有泄露国家机密，我们没有威胁到美国驻海外任何陆军或海军。这些文件只是历史的一部分。”当记者问及是谁拍板刊登“五角大楼文件”时，苏兹贝格就用烟斗指着自己的胸膛说：“我。”

苏兹贝格看似沉着，其实内心紧张不已。他在准备拿手菜烧鸡时，鸡竟从烤架上掉了下去。只是事已至此，苏兹贝格与《纽约时报》都没有了退路，所以他们将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告上了最高法院。

6月26日，大法官们听取了《纽约时报》与司法部各自所做的辩护，然后转入闭门讨论。首席大法官雨果·布莱克同另外两位大法官坚持新闻具有绝对的出版权利，要求即刻取消禁制令，他们相信“不应该同意法院限制新闻而毁掉第一修正案”；伯格等三位大法官主张在下级法院进一步辩论，而在此期间需维持禁制令，因为“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有许多不可估计的因素，只有圈内人士的判断才能信赖”；剩下的三位法官表示，要具体研究文件是否真的有害国家安全，再判断要不要取消禁制令。

最后的投票结果是6比3，最高法院以多数票同意取消禁制令。布莱克着手起草他的大法官意见——这既是他34年大法官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份意见，也是最后一份意见，他在两个月后退休，随即去世。时年85岁的布莱克写道：“第一修正案的历史和语言都支持这一观点，即新闻机构必须能自由地发布新闻，而不论其来源，没有审查制度、禁令或预先限制……自由和不受约束的新闻才能有效地揭露政府的欺骗。”

正在纽约焦急等待消息的苏兹贝格与罗森塔尔听到判决结果，两人高兴地拥抱在一起。《纽约时报》的记者招待会上，苏兹伯格在回答以后再有类似的事情，还会不会挺身而出的问题时，故作轻松地说道：“会，但我会安排去欧洲度假，这样我就可以不在场了。”

1973年1月17日，美国司法部大楼前，艾尔斯伯格接受记者采访，此时，“五角大楼文件案”的起诉人正在试图拍一部电影挑战司法原则和舆论底线

在“五角大楼文件案”中，苏兹贝格不仅为自己与《纽约时报》获得了巨大的荣耀，而且他也赢得了家族与公司成员的信赖。当然，更加深远的意义在于，这个案子成为美国新闻自由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1992年，苏兹贝格的儿子小苏兹贝格继任发行人，1997年又接任董事长，成为家族第四代掌门人。苏兹贝格掌舵期间，纽约时报公司的收入由1963年的1.01亿美元（主报收入几占总收入之全部）增长到1997年的26亿美元，此时主报仅占到总收入的一半左右。苏兹贝格在离开董事长岗位时，针对报纸终将会被网络所取代的观点说：“你付费购买《纽约时报》时，买到的并不是新闻，而是判断力。”

小苏兹贝格对父亲在当年“五角大楼文件案”中的表现十分自豪：“爸爸的小名叫做‘庞奇’，庞奇是一名在海军中从没失败过的船长，父亲就像他一样，替传媒言论自由奋战，父亲是这个领域中，最值得尊敬的人之一。”

（参考资料：苏珊·蒂夫特等《报业帝国》、艾尔斯伯格《吹哨者自述》、霍华德·鲍《宪政与自由》、弗洛伊德·艾布拉姆斯《第一修正案辩护记》、林达《如彗星划过夜空》、《尼克松回忆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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