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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皇帝的服饰和称谓历来都备受重视，因为它们不仅代表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还承载了深厚的文化意义。然而，到了宋朝，皇帝不仅不穿黄色龙袍，也不称“皇上”，反而常常被称作“官家”，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六国，开启了中国的帝制时代。为了彰显自己的功绩，秦始皇创造了“皇帝”这个称号，其用意是证明自己的功劳胜过三皇五帝，于是便在“三皇”和“五帝”中各取一个字，构成了一个新的称呼。这一称号沿用了千年，但到了宋朝，却发生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其实，“官家”这个称呼在宋朝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不过当时这个称呼用得比较广泛，并不是皇帝的专属。到了五代十国时期，用“官家”来称呼皇帝的时候才多了起来。例如，后蜀的花蕊夫人在其所作的《宫词》中就有这样的诗句：“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这里的“官家”指的便是后蜀国皇帝，而后半句中的回鹘是如今维吾尔族的祖先，其民族服饰较当时的汉人服饰更加修身，这里体现的是才女花蕊夫人的身材娇小，穿上回鹘民族的衣衫，更加玲珑动人。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登上皇位，建立了宋朝。此后，“官家”便逐渐取代“天子”和“皇帝”，成为宋朝君主当面和背后的主要称呼。但这种情况并不是绝对的，因为与秦汉相比，宋朝时期的皇权并不如前朝那样霸道，而更加依赖于文官体系。宋神宗时期的宰相文彦博曾说：“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句话就很好地说明了宋朝皇帝与文臣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这种大环境下，皇帝甚至可以看作是权力的代言人，而并非彻头彻尾的所有者。这一点在宋朝名臣苏东坡的《初到黄州》中也有体现：“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这种用法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习惯，更反映了宋朝皇帝与文臣之间的特殊关系。在他继位后，手下几位有从龙之功的兄弟藩王有些骄傲自满，竟然连平时的君臣礼节都不太在乎了。为了震慑他们，赵匡胤精心设计了一场狩猎，每人都授以弓箭等武器，大家骑着马来到一个树林中。赵匡胤下马给大家倒上酒，然后缓缓说道：“此处无人，你们谁要做官家，可以把我杀掉，自己来当。这些弟兄们一听，纷纷趴在地上战战兢兢，从此再也不敢骄横跋扈。在北宋名臣司马光的《涑水纪闻》中，有一段记载引起了后人的关注。宋后得知赵继隆（赵光义）抵达皇宫，便问道：“德芳来耶？”赵继隆回答：“晋王至矣。皇后看到赵光义，顿时愣住了，随即急切地呼喊“官家”：“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这段话发生在著名的“烛影斧声”事件之后，赵匡胤猝死，其弟赵光义（即位后改名为赵炅）迅速赶到皇宫，继承了皇位。皇后面对大势已去，也不得不认命，说出了上面这段服软的话。赵光义听到后，流下了眼泪，安慰她说：“共保富贵，无忧也。但为了避免大不敬，文臣们往往会用古代典籍中的解释来回答。例如，宋真宗赵恒在位时，便设计了一位大臣，将其灌醉后问出了答案。当时宋真宗看到臣子已经酩酊大醉，便问道：“为什么把天子叫官家呢？”臣子立刻回答：“我记得蒋济在其所著的《万机论》中说到：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皇帝兼三皇五帝之德，所以叫官家。赵恒听后非常高兴，说道：“我们真是‘君臣千载遇’啊。不论是“天子”还是“皇帝”，当然也包括“官家”，这些称呼都是一种文化符号，包含的是特定的文化内容。当代学者薛兆瑞、王育济等人认为，从“天子”到“皇帝”，再到“官家”的称谓变化，反映出“君权神授”观念的淡化。宋朝称“官家”多少有点职业分类的意味，就如同称医者为“医家”，诗人称为“诗家”，农人称为“农家”一样。这种文化心态，使得宋朝君臣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也更有利于国家的治理。宋朝皇帝与文臣之间的关系，常常被形容为“君臣共治”。例如，宋太祖赵匡胤与开国功臣赵普之间的“天下何物最大”的讨论，赵普回答：“道理最大。这一对话不仅展示了宋朝皇帝与文臣之间的相互尊重，也反映了宋朝文化中“不以天下奉一人”的共识。这种理念，使得宋朝的政策更加注重理性和公正，而非个人的独断专行。除了称谓的变化，宋朝皇帝的服饰也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在传统观念中，黄色被视为皇权的象征，因此黄色龙袍是皇帝的标准服饰。一方面，宋朝皇帝更注重文治而非武功，因此在服饰上也更加倾向于简约和低调。另一方面，黄色在宋朝被视为一种“不吉”的颜色，因此皇帝常常选择其他颜色的服饰，以示避讳。黄色龙袍在宋朝的不常见，也反映了宋朝文化的独特性。宋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不仅在诗词、书画、音乐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还在服饰文化上也有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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