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丁玎老师赐稿
原文载《新宋学》第1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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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宋之際的史事龐雜，而其實難徵。南宋中興之際，中央政治機構如何完成對地方兵權、行政權力的控制，一種新的政治局勢如何在各方勢力的斡旋之中定型，是歷來研究的難點，也是本文關注的重點。 欲介入這一複雜的歷史場景，應須梳理文獻，描述歷史事件、發掘所涉人物的心曲。本文選擇了南宋名臣葉夢得。葉夢得，曾居相位（官拜尚書左丞，尋四十餘日即罷相），歷經南渡後建炎、紹興間幾度換相、誅殺武將、及平定地方叛亂的風波，其人生經歷卻有語焉不詳之處。由於他紹聖四年（公元1098年）進士及第，曾爲蔡京門生，這一身份使他終身爲政敵所攻訐。《宋史》本傳將其列入《文苑傳》，略爲帶過此事。朱熹更是將之與宇文虛中並列，謂其有才無德。 今人或有爲之翻案，謂其不曾參與修訂元祐黨籍，並以其人曾沮蔡京、安燾之議，認爲早已與蔡京決裂。 岳珂《桯史》亦載其事蹟，述其不欲爲童貫作制書，行文中頗見回護之意。 其事既芬亂難治，其身後評更因兩宋之際史料繁多，而眾說紛紜。然而，葉夢得在宋廷南渡後的歷史舞臺上，所歷事件均牽涉多方，且與趙鼎、秦檜、乃至岳飛、張俊等中興大將有所糾葛。他於此間所作詩文、書信，雖大多散佚，畢竟尚有文獻可徵。其形象遠較“蔡京黨人”複雜。
南渡之際，他曾兩度出任江東制置使，且屢次請辭，其原因不詳。第一次請辭後，他歸隱卞山石林，還曾與同好陳克談及淮西軍營事蹟。可見其心系時政，並非懦弱之人。此事見諸史籍，文集中卻少有談及。蓋因事涉岳飛。自紹興十二年（公元1142年）岳飛被賜死風波亭後，人多忌言其事。他第二次請辭在紹興十一年，出任福州安撫使。第三次請辭，事在紹興十八（公元1148年）年，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記述，葉夢得晚年曾拒絕入蜀都責軍務，與秦檜不和，因而請辭一事。其經過及時間均不詳。（“秦檜秉政，欲令帥蜀，辭不行，忤檜意，遂以崇慶節度使致仕。”） 事亦見於《宋史》本傳：“然頗與監司異議，上章請老”。 其中語焉不詳，或因轉引他人斷語所致。葉夢得紹興十一年（公元1141年）請辭時，已有拂逆秦檜之舉。其晚年與秦檜的齟齬，在南宋史料中也有一些證據。可見陳振孫所言非虛。葉夢得請辭的歷史背景，頗可玩味考證。通過梳理史料，分析史官對文獻的去取，可見對兩宋之際的歷史事件，其是非評說，史官仍然保留了立場。尤其是葉夢得紹興十一年請辭，其言語中頗有隱情，似有隱遁避害之意。要之，事涉秦檜主張議和，聯繫張俊以消極抗金一事。岳飛見忌，其軍事目標與高宗苟安、謀取權力的設想，亦南轅北轍，這是更深刻的歷史背景。史家如徐夢莘輩雖在十一、二年間刪去了部分史料，但仍對議和派持譴責的態度。 其中所載史料，更明言此間張俊爲牟兵權與秦檜合作，以致抗金不力，終於和議的前因後果。葉夢得晚年拒絕入蜀一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按，下文簡稱《要錄》）也詳細編次其年月，其事蹟背景亦直指當時秦檜一味收集兵權、財政權，其實亦自高宗授命。葉夢得雖身陷黨爭，卻也始終受到皇權的庇佑。士大夫的曲折心態，於其事蹟中可見一般。
葉夢得曾有一首詩，其繫年不確。是詩議論南渡政事，兼述黨爭之苦。《三朝北盟會編》（下文簡稱“《會編》”）便在紹興七年（公元1137年）的編年條目中錄入此詩，並追述他與陳克評論當時淮西軍用人失當一事。意謂是詩爲此事而作，葉夢得誠能預知麗瓊軍變。茲節錄如下（事在三月二十三日“兵部侍郎呂祉節制”下）：
紹興七年，命呂祉節制淮西軍馬，辟陳克子高爲參謀。子高欣然應其辟。葉夢得曰：呂安老非馭將之才，子高詩人，非國士也。勸止之，不從。夢得贈以詩曰：解談孫破虜，那厭庾征西。克留其家，以單騎從軍。後麗瓊之變，終於不免。
此事在葉夢得第一次請辭之後。紹興五年，他歸隱卞山石林，直至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再度起任。此詩《會編》斷限爲紹興七年，徐夢莘並無十分確切的根據。清人葉廷琯，追認葉氏爲先祖，一生致力校訂刊行其書籍，于其史實鉤沉亦頗精審。他在筆記中嘗論及：
按石林公再鎮建康，在淮西變後一年。今《建康集》中有《陳子高移官浙中戲寄》之作，又有《與陳子高夜話》之作。……子高臨海人，故移官浙東，爲戀故溪，次聯正指其話淮西軍中事。後半言外有從軍歸後、倦遊自放之意，其非初辟參謀時贈行顯然。蓋當時勸止之語則有之，《會編》詩實誤引。故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亦載此語，且較詳而不及詩。其後紀呂祉同被難之人甚明，並無陳克在內，《會編》終於不免之說恐誤。余故即以《建康集》詩正之。
葉廷琯認爲《會編》不解詩意，且記事疏於考證。陳克未於此亂中殞命，則《會編》所載史料全文記事不確。此段文字，有情節、有當事人情態，故事首尾相繼，不類原始材料，近乎文學。史家虛構歷史細節，以求記事語言搖曳多姿，亦有仿《春秋左氏傳》預言之感。《要錄》詳載葉氏與陳克會晤時的細節，唯獨不載此詩。詳按李心傳與葉夢得的淵源，能記憶其言語，當有所本。葉氏有女妻于章惇的曾孫章沖，其人治《春秋》學，長於史學，嘗于門下受學，蓋因古人素有將女壻收爲門生的習俗。 李心傳所處時代稍後，或當有所耳聞。徐夢莘所處年代稍久遠，編著史書時多載傳聞，或未能詳辨真偽。李心傳時代居後，於考辨史料上，當出於前者。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便詳載葉夢得當時言語情狀：“資政殿學士葉夢得與克厚，謂之曰：呂安老非馭將之才，子高詩人也，非國士也。淮西諸軍方互有紛紛之論，是行也危矣哉！” 李心傳似乎在前人文字基礎上有些加工。所多出的，正是論及“淮西諸軍”這一句。這句話如果不是出自葉氏親舊的回憶，便是來自史家自己的理解和潤色。《會編》引述《與陳子高夜話》一詩，意指是詩與《陳子高移官浙中》當系七年間所作。葉廷琯推論是詩著作時間當系葉氏第二次任職、即八年淮西兵變之後，因謂《會編》引用史料不如《要錄》精審。那麼，葉夢得何以要在此時議論軍務大事？如果據《會編》、《要錄》所載，紹興七年他尚賦閑家中，爲何還要關注淮西軍營的人事任免事宜？其中有什麼歷史背景？
“紛紛之論”一語點出了歷史背景。淮西軍本屬岳飛統帥，倉促換將，軍心難免動搖，不服管教。呂祉和陳克顯然都不是最合適的人選。爲何在這一年匆促選調人員，且任用兩位文官，則有其深層原因。岳飛治軍已久，其聲望和地位都難以動搖。紹興七年，岳飛爲湖北軍西宣撫使，淮西軍的統帥位置空出。這一舉措實有分化岳飛權力之意。他武功卓著，平級士官彼此難免心生齟齬。據《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鑒》卷四載：
以岳飛爲湖北京西宣撫使。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以立功，而飛少事張俊甚謹，與俊討李成，俊賴飛成功。及飛以列將拔起，世忠、俊皆不平。及飛平楊麼，而俊益惡之。於是，飛與俊隙始深矣。
《會編》中所引葉夢得語，謂“淮西諸軍方互有紛紛之論”，也是指此間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七年夏任命張浚爲淮西宣撫使，楊沂中制置使。呂祉入軍營宣詔，然而他不能服眾，招致軍將領麗瓊嘩變被殺。事蹟雖確，但史書中並未記載陳克的遭遇。且有一段岳飛與當時宰相張浚的對話，一一述及朝中可用於淮西軍中的大臣，其中也談及了呂祉，其觀點與葉夢得之語意頗相似：
夏，岳飛奉旨詣都督府議事。張浚曰：“淮西之兵，複以王德爲都統，仍命呂祉以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麗瓊故等夷不相下，呂尚書雖通才，不習軍旅，不足以服其眾。”浚曰：“張宣撫如何？”曰：“岳飛之舊帥也。然其人暴而寡謀，且麗瓊之素所不相服。”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耳，豈禦此軍哉？”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以正對，豈以得軍爲念耶？”
是後岳飛力請辭去，高宗數次召命其還軍，皆不肯。因此方有之後淮西軍匆促更新統帥人事，並任命呂祉這一番波折。岳珂《金陀粹編》中保留了當時高宗與岳飛的書信。事件經過也是一波三折，高宗一再修劄子告知，請之與張浚協作，謂：“國家多事之際，卿爲大臣，所當同恤。見遣中使宣卿赴張浚處詳議軍事。《傳》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卿其勿事形跡以濟功勳”。 從其安撫之語看，當時岳飛與張浚曾有不睦。岳飛從命，向高宗提議緝捕流寇後，他又發劄子嘉勉之、並敦促其出戰：“恢復之事，朕未嘗一日敢忘於心，正賴卿等乘機料敵，力圖大功。如卿一軍士馬精銳，紀律修明，鼓而用之，可保全勝。卿其勉之！”是年七月淮西軍營麗瓊兵亂叛變，高宗甚至向岳飛表達了某種歉意：“廬州統制官麗瓊意謂朝廷欲分其兵馬，遂懷反側，不能自安。於八日脅眾叛去。朕已降詔開諭，招撫兼遣大兵如無歸意，即行掩捕。卿宜知悉。比覽裁減官吏奏狀，知卿體國愛民之意，深契朕心，嘉歎無已”。高宗時逢用人之際，便申明自己致力恢復中原，以君臣之間的感情、恩義來籠絡人心，頗有款款之情。對他來說，穩定自己的統治地位、制服亂軍往往是第一要義，因之也不斷催促其出兵合作。
葉夢得紹興八年重新出山，其背景正關涉此事。是年淮西軍人事變動導致騷亂，高宗急需一個長於吏治的人物以統攝多方事務。
如上所述，《會編》所引葉氏與陳克詩篇繫年問題，也可解答。葉氏第一次任江東制置使兼領淮西軍事，對其中事務較爲瞭解。葉廷琯意謂是詩當作於紹興八年其在江東安撫制置使任上時，正與岳飛、張俊等人彼此心生罅隙的歷史背景契合。《建康集》中收錄的詩文以兩度鎮撫建康時所作爲主，葉廷琯的推論並非無據。 但《會編》所述葉夢得評說陳克的言語，似乎找不到出處，不知是根據《建康集》中詩句揣測而描摹之，還是另有所本。
葉夢得全詩見於《石林居士建康集》卷一，《陳子高移官浙東戲寄》：
幕府陳琳老，官身戀故溪。解談孫破虜，那厭庾征西。未擬煩刀筆，聊應謝鼓鼙。登臨如得句，小子與親題。
這首詩的措辭，確實有自況之意。陳琳喻陳克，克爲書記，故以幕府比之。時已歸浙東故里，故詩句點題。由是可見當時陳克與葉氏異地。頷聯、頸聯則有自況之意，“孫破虜”、“庾征西”，是指鎮守建康任上之時。孫策、庾翼都有武功、曾有北伐圖謀，他與故友曾談之不倦，似深有感悟。 “未擬煩刀筆，聊應謝鼓鼙”，意味當自請辭，以免如西漢周勃受刀筆吏之苦。整首詩意在表達宦情淡薄，並寄情于同友人唱和。詩中既言及黨爭風議之苦，依人情推測是時正當身陷其中。且全詩主旨在感歎官場險惡，未嘗言及軍務。參看《建康集》中所錄其初鎮建康時所作詩歌，其詞句往往意氣豪放，絕無如此口吻。《會編》將這首詩錄入紹興七年，確屬繫年有誤。
據上文所述，《會編》所編錄的史料有誤，對葉夢得詩歌繫年有誤。《要錄》則添加了曲筆，以史家的眼光評論了當時軍事形勢。他因熟悉淮西軍營事務而再度被起用，實則因爲當時在用人之際。其事蹟背景，又與岳飛被分權有關。葉夢得關心淮西局勢，實因他職責所系。他認爲臨時換帥，用人不當這一點，也可佐證當時岳飛不願意失去對淮西軍的掌控權，並非出於私心。當時公議如此。在史書中，他敢於直言的閑筆，也能見之一二。
葉夢得再度起用，是爲了應對時事危難，其所處時間節點正在淮西軍糾紛之際。紹興八年他再度起用，官復原職。據《要錄》卷一一九：
（紹興八年四月）戊申……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葉夢得爲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景定建康志》則系於八年六月：
同月，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葉夢得知府事，兼江南東路制置安撫大使，兼留守。
《建康志》所述六月當謂其實際到任時間。且《建康志》因地方志之故，首述其知建康府。宋人習慣，稱“兼”者意謂實授，葉夢得主要還是負責留守建康府。 據上文葉詩 “登臨如得句” 尾聯看，當時有登高賦詩的文人雅趣，因與陳克遙相應和，兩人居處異地。登臨賦詩，多在秋季，也符合其六月到任的記載。那麼，其時到任方逾一季。葉夢得甫就任便起意退隱，所爲何事呢？如上文所述，他關心朝中的政治鬥爭，也因形勢所迫再度入仕，對紛爭的政治局面當早有預判。南宋朝廷文臣黨爭之風淵源有自，南渡之際爲主戰或主和而結黨攻訐。不同於北宋，其藉口往往是政敵的學術、政治上的污點。葉夢得的政敵便以“蔡京黨人”作口舌之爭。
據《會編》載，葉夢得靖康元年曾因丞相吳敏引薦得以進用，而當時爭議頗大。見《會編》靖康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吳若又以書貽中丞許翰”條下所引吳若書信內容，節錄如下：
葉夢得棄於人倫，遽典名郡，又當過闕。……人主新即政之時，召用一人，四海拭目，而敏乃先此二人，何哉？聞敏與葉夢得深交，知其無罪，夫百姓不可家至戶曉。夢得之說，四海具聞。蔡絛召之，上皇且以爲害風教矣。不知吳敏何以白之於天下？如曰流俗謗議不足恤，違公議而用之。則夢得之私恩歸於吳敏，百姓之謗囂歸於主上矣。
靖康年間他曾有被複用的機會，但旋即外放，提舉臨安洞霄宮。從《會編》所錄“遽典名郡，又當過闕”數語看，當時尚有重用的可能。但是又因他受吳敏舉薦，有結黨之嫌。且吳敏似乎明言“知其無罪”，但當時朝野輿論皆目之爲蔡京一黨。“夢得之私恩歸於吳敏”則將舉薦一事與結黨營私坐實。靖康之際，政策多變，用人屢起屢廢，攻訐政敵結黨乃是常見的政治手腕。之後在建炎、紹興間仕途幾次起伏，都與輿論攻擊他是蔡京黨人有直接關係。與他有姻親關係、也有學術淵源的許亢宗，便曾經因被趙鼎論爲葉夢得一黨而不得留用。 然而，從上文可見，當時輿論雖緊迫，葉夢得在政事、軍務方面卻很能堅持己見。且他第二次任職期間（紹興八年至十二年），正值南渡朝廷政策開始定於一尊的轉捩點。
這期間，高宗朝的政治中心也是紛爭不斷。外有權臣武將，韓世忠、岳飛、張俊、劉光世等人都紛紛獲得加官及封賞。朝內則有秦檜當政，而排擠趙鼎，黨爭激烈。在紹興九年二月間布衣吉州周南仲所上疏奏中，即議論了當時主戰、主和派交相攻擊的局面，概括爲張浚、趙鼎、秦檜三相先後清除異己這一“三弊”的局面：
陛下親賢，急於堯舜，艱難以來，無一人卓有見於世者，以三弊之未除也。人弊於黨與，士弊于時學，官弊於資格。……昔也，趙鼎張浚之交攻，浚入則鼎去，鼎之門人亦去；鼎入則浚去，浚之門人亦去。豈鼎之黨，今皆可用，浚之黨，今皆不賢？……如陛下訓趙鼎以周公期之，除秦檜以丙、魏、姚、宋望之，蓋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丙、魏以寬察稱，姚宋以守文應變稱；今鼎守不討賊，敢望周公乎？檜阿匿取容，敢望丙魏姚宋乎？
周南仲所述趙鼎與張浚爭奪相位、排擠異見人士之舉，確有根據。趙鼎拜相時，就攻擊政見不同的大臣。因其師呂頤浩之故，他對“蔡京黨人”一向不優容。對葉夢得更是目之爲以學術結黨，務必將其親舊從政局中心摘除。紹興九年（公元1139年），秦檜掌握了權力，開始反擊趙鼎。是年年初，李綱、朱勝非紛紛外放。《會編》記載：“李綱知潭州，朱勝非知湖州。”“趙鼎知泉州。”並附記云：
初，趙鼎罷宰相而出知紹興府也，秦檜送別于江亭，鼎不赴，別筵而去。秦憾之。和議既成，已得三京地，檜謂可報鼎矣。乃以周秘知紹興府，秘與鼎素不協故也，遂移鼎知泉州。
紹興九年的局勢十分微妙。趙鼎被驅逐出政局中心，只意味著新的政治勢力上臺，而後者秦檜更加堅持議和立場。 趙鼎的離任，對葉夢得而言是有利的，他自此仕途暢通。甚至，他可能曾經因緣秦檜得以進用。 然而，他從未表露過投降議和的態度，雖然他與朱勝非、趙鼎素不相容，曾經被詆毀爲結黨。但這都是出於黨派之見和私人恩怨，並非涉及其政治立場。從李綱《梁溪集》中與葉夢得酬答過的詩句來看，兩人曾經有過一些交遊經歷。葉夢得傳世的文字中，反而尚有一些篇章論及具體的抗金事宜和防務措施。要說其立場站在秦檜一邊，絕無可能。其心態雖不能詳考，但管窺蠡測，總能得知一二。九年至十一年間年年請辭，除了身體原因外，也當與其不願深陷朝中事務有關。而十一年，金人進犯建康時，他又積極抗擊，並且與張俊裡應外和，軍心大振。是頗可說明一些問題的：人的行爲及思想，其深層的邏輯是一致的。既然葉夢得可以在建炎間與朱勝非因政見不合堅決請辭，既然他也曾不堪趙鼎在朝中製造的黨派輿論而退出；在紹興九年形勢更爲複雜、惡劣的時候，他也應當十分謹慎、不願意背負歷史罪名。
紹興十一年，因抵禦金兵入寇，當時還有修築建康城防的工作，葉夢得再次遷延留任。但這一次請辭的態度最爲堅決，見《第一次乞宮觀第一狀》：
繼以專委營繕行宮事，不敢固守愚誠。方俟伻圖措畫略定，再伸前請。複遇疆事遽興，瀕江正當捍禦，義難顧身，因遂勉強遷延至今。
《第二狀》複云：
近者複經此艱危，捍外保內，寢食皆廢，所苦遂複暴作，喘滿上乘，不可俯仰。兩人扶掖，僅能行步，心氣雕耗，無辭可見。
《第三狀》云：
據三狀，可知葉夢得於紹興八年六月到任，當於紹興十一年底正式請辭。高宗嘉勉之，賜觀文殿學士，並有任福州安撫使之命。是年六月請辭突兀，其證據何在呢？是年六月十六日，葉夢得剛剛因與張俊抗金之軍事，而大獲讚譽，也因之獲賜觀文殿學士。《三朝北盟會編》詳載其事（是則引自趙甡之《遺史》，複見載于《宋宰輔編年錄》）：
先是，和州之役，張俊猶遲遲未有渡江之意，知建康府兼行營留守葉夢得力促其行，於是大軍欣躍。俊見軍情勇於出戰，乃令進發。王德首取和州，次有柘皋之勝，皆夢得啟之也。上嘉夢得之心，乃加觀文殿學士。
張俊作爲葉夢得的上級，並未流露主動出擊的意圖。葉夢得是違背上級將領意志的，其建言、宣導出兵的舉措，都頗得軍心，也因之深受高宗嘉勉。可見他當時頗受帝王信任。然而，他仍然堅決請辭。其《辭免觀文殿學士再任狀》云：
右臣今月某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伏奉聖旨，除臣觀文殿學士，令再任者。聞命震驚，罔知攸措。……祖宗故事，方鎮外除無幾。臣獨何人，可當異數？伏望天高聽卑，俯察危懇，特賜寢罷新命。檢會臣前後累奏，除一外任宮觀使。
“方鎮外除無幾”數句，其中有身爲文臣的惶恐之心。宋朝祖宗家法，重文抑武，文臣領節度使、帶兵外放任職的前例鮮見。對他來說，既是殊榮，更是重負。高宗紹興十一年底還是有重用他的意圖，因之最終沒有允准其請求，而是委以福州安撫使，並且准許他帶兵一千人到任。而《會編》所載其事蹟原委，也可見他當時力主出戰，與張俊合作甚佳，也正有被重用的可能。高宗因形勢艱難，正值用人之際，從嘉獎一事來看，並沒有准許他致仕的意願。顯然，他也順勢任用葉氏以收攏地方上的武裝勢力。至於葉夢得本人恐怕確實有意避世養病，兼之舊病復發。然而，高宗堅意挽留，並無意放任。
動亂時局之下，葉夢得第二次出仕，在建康府任上也算盡職，甚至牴牾當時的軍事統帥張俊。這些事蹟散見於史籍之中。此前他尚身陷黨派之爭，一度被目爲奸佞。蔡京黨人的政治污點，始終影響著他的仕途。從史料來看，他通過哲宗時期丞相吳敏引薦入朝，仕宦之心未減。但真正使他徹底放棄政途的原因，恐怕還淵源有自。欲解決這一疑問，還需考察史傳中與秦檜相忤一事的始末。
據《直齋書錄解題》所載，此事當在紹興十六年（公元1146年）。但相關史料中都未曾記載其事。倒是在紹興十三年（公元1143年），史書記載了一則當時秦檜上書論及葉夢得緝補盜賊一事：
（二月）宰執奏權福建安撫使葉夢得措置弭盜之事，上曰：“盜之竊發，多緣守令非人，掊克（作者按，掊克語出《詩經》“兄弟掊克”，謂家人不和，互相爭鬥）所致。宜令帥司條具凡有害於民者除之。”自此，夢得或招或誘之，相機三策並用。
秦檜所述詳細內容無考。據“權福建安撫使措置弭盜”一句，要之當時他已到任福州，“措置”指其因地制宜、設定一些施，以在地方上抓捕流寇、盜賊乃至兵痞。高宗批復則是，可以條陳當地那些擾民的罪狀，令其自行懲處。從“多緣守令非人”來看，他信任葉夢得，給他自行決策的權力。
在葉夢得的筆記中，也記載了他早年爲江東制置使時的舉措。他親見流寇作亂，部曲無法紀、殘害民眾，因之力主鎮壓緝拿。茲錄如下：
余在江東兼領淮西事，淮西收復郡前，率用招降，盜賊就付之，安於兇殘，至縛人，更相饋以爲犒設。此前世亂亡之極未有也。餘力察而禁之，且言于秦丞相，幸朝廷大爲約束。會余罷帥，不能終此曹，如犬豕俎醢，相繼未有能久殺人，殆自殺，固不足論。
從“言于秦丞相”可見，意指秦檜無疑。淮西軍亂、招降等諸事，當值紹興八年後他第二次任職時。“幸朝廷大爲約束”，則是指他曾上報秦檜、也曾積極請求朝廷處置相關人等。但這次緝捕行動並不徹底，葉夢得對此事頗爲遺恨。從中並不曾看見對秦檜的任何評價。承上文可知，他於紹興十一年底抗擊金軍，正是源于他治理軍務有方、儲備糧草充足。《建康集》中也著錄了記載淮西軍大捷的詩句。“臨軒想見天顏喜”等句中，都無一絲頹唐之情。 是文也足以爲證。而是年年底便堅決請辭，十二年出知福州，十三年初已到任並嚴加治理，兩則材料適可互證。在《建康集》卷七中，尚錄有他寫給秦檜的書信，論及冬季淮西軍營邊防之事（《與秦相公論防冬書》、《又與秦相公書》）。卷八《又與秦相公書》則條陳平亂的方案，提出誘捕之法：“但王德既行，甚反側，嘗訴于張，累數千言，盡發劉侯（劉錡）平昔曲折以謂，若複隸部曲即自刎首淮上。張亦稱其人可用，材過目前諸偏裨，抑之恐生事。朝廷果許自爲方略，包籠之，其官已高，去節鉞近，方畏屬人，宜可詭以成功……但聞浙西紛紛數日前不得已，作留守司牓具虜事狀，與預爲防守者少慰安之矣。……軍民延跂前驅，以日爲歲，敢乞趣戒莫府俯狥。群情正熱，餘祈涉履。” 其中告急之語，殊爲迫切，所論都爲當時治理淮西軍之要務。秦檜之情不可知，但葉夢得每論及一軍務、財務，則至爲窘迫、懇切，則可於文字中窺見。
我們並不能判斷他對秦檜的好惡。而後世每譏評他歌頌議和，究竟何故？方回《瀛奎律髓》中錄用了葉夢得《送嚴壻侍郎北使》，中有論及南宋使臣至金議和之事。而爲後世譏評：“傳奉玉帛風塵息，盟府山河歲月長。寄語遺民知帝利，勉拋鋒鏑事耕桑。”評爲：“秦檜之和，雖萬世之下，知其非是。後四句含糊說過，無一毫忠義感慨之意……”
此時風格與早年抗金時詩歌，風度早已不同。從史書記載中、從他盛年時的詩歌中，都可以看到當時他調度軍民、頗有豪情。方回所選詩則作於暮年，當時宋金和議局面已定，自然只有一些歌頌太平之語。據此，方回選詩，不免使人懷疑，他的評說仍然限於“蔡京黨人”的成見。
秦檜對葉夢得的態度如何，在史料中很難看到相關細節。高宗則明示對業氏信任有加：他一直嘉勉其才能，並一再試圖委以要職。聖意眷顧，也因之保護了他，使其免于迫害。據前文所述，紹興十二年，葉夢得堅決請辭外放，言語中似有恐懼之意。僅僅是黨爭一事，是否能至於如此地步？
《石林居士建康集》中著錄了與秦檜的書信，其中一封《與秦相公論臧梓獄事書》，便詳細記敘了他請辭前後的複雜心境。茲迻錄如下：
某頓首再拜上啟：僕射相公鈞席，連雨，尚有餘寒，即日伏惟鈞候萬福。某近嘗托徐度司封上，記必獲□□拙蒙庇粗遣。臧梓事竟煩廟議，移獄公朝，正名分、嚴賞罰，固一民不可使有冤，不得不盡其情。但無狀仰誤寄，愧悚無以自容。已具奏，乞降指揮，遣一禦史按驗，然區區之私，猶欲少伸于相公。近世毀譽常患不出公道，人自爲黨，更相與奪，故名實倒植而賞罰隨之。此有識者扼腕憤歎，欲正而不得者也。梓前爲壽昌令，以治狀爲臺臣所薦，得改官堂除。近以公事決責宣撫司軍兵。自言不畏強禦，故爲之類者亦交口稱譽。其爲人宜當如何，而所犯狼藉，殆非他贓吏可比。有司具獄，略見入己者爲錢九千貫、銀五百五十兩、絹二百匹、錦九百兩。又去官後，猶盜庫錢三百五十緡、官木二十條。此其證佐來歷分明、不可掩覆者。其餘牽連雜見尚數千緡，與因喪取之部民者，皆未暇問也。不識爲長吏者從前日虛名庇之乎？正今日隱惡劾之乎？以律言，則監臨有犯，知而不舉，減罪三等。以紹興五年勑言，縣有罪，監司按舉而州不舉，減罪人罪五等。某去歲到官之初，首論民間疾苦，乞減內藏庫和買稅七分折納見（按，現）錢□□貫省。蒙上開納，亟以金字牌報可。德意始傳，闔境歡呼，幾至流淚（傅增湘校作“涕”）倚郭。上元令曾恢違戾，多折至八貫，省而不入己。去冬因民訟，即奏削免勘。梓多取，乃至十貫四百，省而盜其五貫四百，省入己，朱鈔具在，此宣撫司首所奏事。若以宣撫司不應奏，本府亦從而不治。……梓先決宣撫司軍兵，本自非理，正緩急欲藉口自解免。宣撫司軍兵墮其計中，遽越職論奏。自彼之失，何預本府事，而自以爲嫌？……今老得一州，乃觀望同列，誣人功罪于行闕，數百里之內不顧旁觀，自喪晚節，意欲何爲？相公見知有素，必未期之至此，自是奇蹇招感，所至皆然。每欲速還山林，不敢一日爲茍安計。
信中稱秦檜爲“僕射”，則當時檜已拜相。秦檜拜相事在紹興十一年六月：
乙亥，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華國公秦檜爲特進、尚書左僕射，封慶國公。宣制畢，上臨軒再坐，引檜入見，命坐賜茶。
其中所奏事是一官吏貪污之事。臧梓事蹟又見錄於《要錄》紹興五年、六年間，曾任壽春縣丞，治理有方，曾獲高宗嘉獎。葉夢得目之爲贓吏，力求中央政府派遣禦史調查，其言辭則頗嚴厲。可見當時軍務緊急，事務紛雜。他提出“近世毀譽常患不出公道，人自爲黨，更相與奪，故名實倒植而賞罰隨之”一語，這可能才是他真實的想法。且在書信結尾云“自是奇蹇招感，所至皆然”，與秦檜言事辭氣中有怨憤之意。
紹興十一年六月，他還因功擢升觀文殿學士，《要錄》載之最爲精准：
癸未，資政殿大學士、江南東路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葉夢得升觀文殿學士。
據此可知，書信作於紹興十一年六月後。文中又自序“今老得一州”，自云“本府”，則是時已請辭知福州，據“去歲到官之初”，其斷限當在紹興十二、十三年。由是不難看出，葉夢得在初到任福州後，即刻查明帳目、上報假公營私的前任官吏。他力主徹查，甚至不惜疾言厲色得罪當朝宰相。《要錄》載紹興十三年秦檜上書奏葉夢得事，亦當與此有關聯。
紹興十一年初，葉夢得曾力促張俊出軍抗金。他於二月獲得嘉勉，其功在能統籌軍需，據《要錄》載：“初，建康屯重兵，歲廢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榷貨務所入不足以贍。至是禁旅與諸道之師皆至，夢得被命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由是朝廷益嘉之。” 朝廷嘉勉葉夢得，實因高宗目之爲心腹，葉氏的書信及見聞都可直接上達。以上種種，可見當時他得蒙重用，並無請退的必要。
在《會編》中，史家引述了《林泉野記》中的一段故事，對張俊猶豫不肯出兵一事有另一番記載和解讀。要之，當時朝中武將意見不合，張俊有心獨攬兵權。他也同岳飛、劉錡不睦，於是同意秦檜議和之事。紹興十二年岳飛遇害，軍權被收回，但是後秦檜也一步步試圖分散張俊的權力。這些波詭雲譎的政局，葉夢得身處其中，自然不可能不知進退，必然力求退出以自保。事見紹興二十四年八月，“敕葬張俊”條：
十一年，大金兀朮龍虎大王鎮國大將軍韓常領兵五十萬，陷廬、和州，連詔促俊，率先奪和州。諸軍至，楊沂中亦以軍來救，遣沂中同王德戰含山縣昭關仙宗嶺等處，屢敗之。兀朮列大陣柘皋，俊時感寒疾，督戰沂中，輕進敗績，王德援之以騎兵，橫沖其兵，大破之，擒其酋長百餘人，殺其兵萬餘。俄而兀朮複以重兵回濠州，俊以糧乏，退軍黃連鎮。及濠州已陷，令沂中往收復，大金伏兵圍之，沂中大敗。遣王德、田師中、高舉、劉寶救之，沂中得免，退軍建康府。其軍八萬，皆少壯精練之士，器甲光明，鋒銳爲諸軍第一，世謂之鐵山軍。俊兵強勢重，郡守帶職名者甚眾，宰相不敢少違。晚年主和議，與秦檜意合，來朝除樞密使，賜玉帶，覺朝廷欲罷其權，乃乞納兵。忌劉錡岳飛，以錡戰不力，飛不赴援，每譖於主相，二人坐是獲罪。複令飛往楚州領韓世忠軍,駐於鎮江府。飛罷而俊獨在鎮江以爲備，加太傅、廣國公。大金再陷楚、泗、濠、揚州，俊不出兵渡江，以堅和議。十二年，還朝，薦其將田師中往鄂州，掌岳飛兵。初，秦檜約俊主和議，盡罷諸大將，悉以兵權歸俊，故俊力助其謀。及諸將皆罷，檜乃令侍御史江邈屢言俊罪，罷爲醴泉觀使，複還三鎮節鉞，封清河郡王，改靜江甯武靜海軍節度使。
據《要錄》紹興十一年三月，張俊、楊沂中因抵抗金軍不力而退守黃連鎮。建康居民爲之運送糧草。葉夢得當主其事。而張俊無心抗擊，其投降的態度更是爲人不齒：“初，張俊以諸軍至黃連埠，士皆乏食，乃遣事務官辛永宗還建康督糧。永宗至江皋不肯渡，坐於民舍，呼邏卒采藤花食。建康盡刷老弱，及上元、江寧二縣民夫運糧，人持斗六米。會俊等班師，軍民皆棄所負之米於道側而去。” 在《宋史·文苑傳》中，則清晰概述此事來龍去脈。張俊在柘皋戰事不利時，葉夢得不但不曾退卻，還堅決率領軍民抵抗，正可與是則相補證：“明年（按，即十一年），金複入寇，遂至柘皋，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分據江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渡而去。” 葉夢得此舉，違背了軍事統帥的軍令，卻獲得了皇帝的嘉獎。張俊既先與秦檜結盟，有心怠慢軍事。葉夢得當時並非身處機要，其一舉一動大約發乎其對現實危難的本能反應。作爲下級官員，自行處置畢竟違背了宰相意圖。至於張俊，他是否如《會編》所述，一心追求分岳飛軍權，仍有待考慮。要之，秦檜議和及分權的意圖，與高宗有沒有關係。張俊與高宗的關係又是如何？
紹興十一年初，高宗曾問張俊《唐書·郭子儀傳》，以郭子儀事蹟提醒張俊不可擁兵自重，云：“若恃兵權之重，而輕視朝廷，有命不即稟，非特子孫不饗福，身亦有不測之禍，卿宜戒之。” 史書謂當時金軍完顏宗弼有屯軍伺機再度南下之勢，而高宗“亦逆知虜情不一挫便已，乃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之。”李心傳注引《中興聖政》亦雲，高宗嘗手書《郭子儀傳》遍賜韓世忠及諸將領。 可見這是高宗恩威並濟以統禦武將的一貫手段。而關於這一段記載，《要錄》很可能美化了高宗的先見之明。反而在明陳邦瞻《宋史記事本末》中，勾勒出高宗面對金軍入境，但求自保、而無心收復中原的心態。 在此期間，秦檜議和的大政方針，實與高宗一致。
因之可知，紹興十一年間，秦檜利用張俊與岳飛二人不和，從中挑撥，以分化其勢力。《中興姓氏錄》中就評價秦檜在結交張俊後，獨攬相權、任用禦史交章攻訐朝臣的事蹟。其事見《會編》紹興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十月，“二十二日丙申，秦檜薨”一則之下：
初欲罷諸帥兵，乃厚結結張俊，俾爲樞密使，盡護其軍；又專主武臣差注，及事成，命江邈言俊罪而罷之。由是朝權盡歸於檜，非檜親黨及昏庸柔佞者，則不得仕宦。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間。
葉夢得請辭，辭氣卑弱可憐，無一字涉及朝政者。他與秦檜的不和，似乎只有在《直齋書錄解題》中透露一二。此外，便是紹興十三年秦檜對初赴任福州的葉夢得似有意詆毀，但其文字已無從考察。那麼，葉夢得何以對秦檜語氣卑下，又對當時戰與和的議題不置一詞？秦檜在當時嚴秉持相權、打壓異己，尤其是壓制一批有才具、敢爲人先的文臣武將。紹興年間壓抑的政治空氣之下，臣子要服從君王、宰相要制衡文臣武將，甚至帝王所訴求的中央集權也要被相權所掣肘。各方勢力都試圖任用自己的心腹，又互相不能服膺。在此種環境下，一時熱血上湧、敢於作中流砥柱的人，難免在派系爭鬥中淪爲犧牲品，也難以全身以退。
葉夢得一再推託任職，除了年老體衰之外，當與避免遭受政治風波、以及歸隱山林的心態有關。我們能從史料的殘章斷簡中看到，葉夢得的處境艱難，是因爲他身處君權、相權、地方軍事勢力的多方交鋒之下。他與幾任宰相的關係都不和睦，尤其是與紹興年間的趙鼎、秦檜，葉夢得堅持己見，史書記載他與宰執抵牾，是毋庸置疑的。但微妙的是，在高宗這位絕對的君主眼中，這倒是一位頗有功勞的能臣，也一度試圖任用之，卻又因種種齟齬（無論是政治污點還是宰相阻撓）而放棄。在葉夢得的仕途履歷中，我們能看到相權與君權是如何互相牽制的。但是，在紹興後期岳飛被賜死後，是否還能將宰相的意志與皇帝區別對待呢？岳飛之死，對紹興十一年間尚且積極抗金的諸多大臣而言，實際上仍然事發突然、令人錯愕。在此之後，南宋朝廷的政策方針可以說是定於一尊：那就是徹底集中軍事、政治權力。此事雖由宰相執行，但若沒有高宗首肯授意，是萬不能成行的。朱瑞熙先生就指出，岳飛之死，“高宗不僅完全知情，而且親自導演這幕悲劇”。理由便是高宗始終掌握著重大軍事行動裁決權和將領任免權。 也正是在此間，葉夢得徹底退出了朝堂政治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