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本文经新星出版社授权，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四十二卷，为免费内容。
“尽管生活告诉我们，人必有一死，但总有一些我们永远没做好准备的告别。”
波兰当代作家马尔钦·维哈就面临这一难题。母亲生前总爱收集没用的小玩意儿：台灯、石头、废报纸、圆珠笔，等等，当然还有她最爱的——书。后来母亲去世，作者一边整理遗物，一边追忆往昔，重绘了她作为犹太妇女、作为母亲、作为波兰公民的形象；同时透出纸背的，还有波兰战后一代的日常，以及犹太群体的遭遇：“水晶之夜”的阴影，战后通货膨胀与物资匮乏，1968 年排犹，转轨……它们深刻而深远地影响着每一位波兰人，那些物品承载的，是那代人的集体记忆。
《未弃之物》是一本词与物的书，一本关于母亲的书，它像物品剪贴簿，更像一部个人史、私人回忆录。整本书一点也不沉痛，而是充满了黑色幽默与讽刺、揶揄、顾左右而言他，是相当别致的逝者追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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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门绝技之在邮局打嘴仗
“我想退订我母亲的广播电视套餐，因为她去世了。”
“噢，我去。”
“是啊。”
“不是说这个。套餐业务到 C 窗口更好。您拿个号，我同事会告诉您怎么做。”此时，她的眼睛闪烁了一下，想到了一个捉弄同事的好点子。“您还是先去咨询处看看吧。”
此时的我像个诱饵，像枚臭鸡蛋，可以把我扔给 C 窗口的同事（很诱人的主意）。但还有个更美妙的主意——把我扔给咨询处那个狡猾的女人，谁叫她从早到晚只会坐在那里售卖时髦商品：信封、有机化妆品，以及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集。（几个月后，艾丽丝·门罗的小说被换成了关于“被诅咒的士兵”的书。）
“我想退订我母亲的广播电视套餐。”我先吭声。
嗒嗒，嗒嗒，咔咔。美甲片刮着键盘。
“这位女士没缴过套餐的费用。”
“怎么会没缴费？”
“从 1996 年开始就没缴了。”
“我有缴费记录。”我承诺道。
“您给我看看。”
但我的气势突然短了半截。
“为什么只付了十七兹罗提？”
“不知道。”
“你不知道谁知道？”她切了一声，“套餐没那么便宜。”
艾丽丝·门罗的书有着漆面封皮，上面是一个无头女人的黑白照片。太阳光斑在漆面上翩翩起舞，旁边则是展开的团契贺卡和纸做的小鸡。购书者回家后可能会和家人说：“看，我在邮局买了一本加拿大诺奖得主的书。”想想就可笑。
“这个账号是怎么回事？为啥显示所属地在比得哥什？”
“不知道，但我母亲每个月都给你们公司付十七兹罗提。”我理直气壮地说。
“也许是在邮政银行还贷？”
“她没有贷要还。”
“您又知道？”
我无法想象母亲偷偷借钱，然后跑到比得哥什的邮政银行去还贷的情景。
队伍里传来一阵嘀咕。一些人想买复活节贺卡，另一些人想付账单。大家开始变得不耐烦。
我抬头直视着这位波兰邮政局的工作人员。
“请不要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我不想和她废话了。
这是个关键时刻。诗人卡瓦菲斯曾写过的关键时刻：
这位政府工作人员需要好好斟酌接下来的策略了。截至目前，她的“否”都只是小小的“否”，普通的、例行的“否”。这种“否”只是想赌一把，也许能蒙混过去呢，也许我会打退堂鼓呢，也许我会拿起死亡证明和历史账单转身就走呢。
第一个“否”是必理通，是覆盆子茶，希望身体会自愈，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会自己解决的。草率的点头，喃喃的赞许，眼皮微微一动，都会被看作某种认可，某种妥协，某种蓝色圆珠笔写的承诺书，带圆章的电子签名。然后就完事了。
“请不要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我昂起脖颈，竖起羽毛。
就像在跳舞，我们踩着舞点，步调一致，朝着“我没冲您嚷嚷”这一目标前进。
“请别冲我嚷嚷。”
“我没冲您嚷嚷。”
“您这还不算嚷嚷？”
“是您在嚷嚷。要嚷嚷，就回家冲您老婆嚷嚷去，这儿是邮局。”
“是男的先嚷嚷的。”一群客户齐声表示认同，“也不看看大家都在赶时间。”
“是女的先嚷嚷的。”另一群客户则齐声点明，因为他们取的是另外一个窗口的号。
事情尚未尘埃落定。我们俩站在交叉路口上，其中一条路通向：我想见您的上司——请便——我要写投诉信——您尽管写——这信我是写定了……最后仍是绝望地摔门而出。
但我们还可以选择一条使冲突降级的路。
“我该说的都说了，您是不是听漏了。”工作人员打起圆场来。
“也许吧，”我也退一步，“那这个套餐您看怎么办？”
咯吱，嗒嗒，嘘噜噗噜——美甲片刮键盘的声音更友善了。
“该不会是广播费吧？”
紧张的气氛消失了。战舰改变航向，飞机返回基地。排队的人也松了一口气。
国家会垮掉。神圣的财产权不断易手。政客等着接受国家法庭或海牙国际法庭的审判。只有公务员是永恒的。他们比首相、总理和书记都要强大。因为他们有置身事外的超能力。
他们也有爱心爆棚或者毛发森竖的时候，但这只是假象。他们才是进化的最终目标，而我们是注定要灭绝的物种，肥胖的不飞鸟，伟大动物界的笨重代表，原始森林。
沥青
奥库扎瓦创作的歌曲里，有一首我印象最为深刻。我听的是波兰语版的。那首歌的歌词可谓六十年代的小集锦：战争回忆、征服宇宙、消费萧条，还有莫可名状的思念、感伤和渴望，这些东西将我们引向浪漫主义诗人、无能的革命，还有在元老院广场挨冻、直到当局清场的十二月党人。
埃德蒙·费廷曾经为“上面不再有雕像的雕塑台”献唱。后来我发现，雕塑台上空空如也的一幕原来是歌词译者擅自添加的，也正因如此，对斯大林崇拜的影射才比原来的歌词更直白。还有关于火箭的歌词，火箭“把我们绑到远方”——在这里使用第一人称似乎有点过了头；这一次并非所有人都被火箭俘走。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的童年，航天飞行已经不那么让人大惊小怪了。学校里的课文和游乐园里的火箭是加加林掀起的航天热的唯一见证。簌簌的尼龙—6衬衫也不能激起人们的渴望。
真正的秘密隐藏在歌曲的尾声：
一个孤独的词语悬挂在最后一句的结尾处，就像是一滴水珠，随时都有可能会滴落。
“要发生什么事？”我问大人们。
“大事。”他们回答。
“革命？”说到俄国，除革命之外，我再也联想不到别的。
“不是。”
“那是什么？”
“大事。”
大事。所有将要发生的事件的预告。浓缩的物质。大爆炸前的宇宙。
我那时候认为这必定与政治有关。父亲也必定期待着这件事发生，所以每到深夜都会收听 BBC，所以才会在收音机旋钮旁边贴上橙色的圆点（是他用打孔机和便贴纸制作的），在受干扰较少的频率上画线。
越来越近了。沙沙声掩护下的广播，报纸文章的言外之意，或是电视主持人穿帮的扭曲表情，都可能是信号。星期一，学校将停课，所有人都不许出门。
与父亲不同，母亲老早就睡了，因为得早起，上八点的班。
1927 年，布里斯班的帕内尔教授把熔化的沥青注入一个玻璃漏斗。三年后，他把塞子拔掉，任由油光发亮的液块滴落。
的确。在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不足一年后，第一滴沥青滴落。第二滴直到 1947 年 2 月才滴落。大概发生在某个周末的深夜，实验室大门紧闭，里面静悄悄的。也可能截然相反，滴落发生在白天，四周人声鼎沸，实验室的燃烧器轰鸣，每个人都在忙碌，但天意弄人，竟没人把目光投向正确的方向。帕内尔在 1948 年去世，最后也没能熬到第三滴。
2014 年 4 月，三台网络摄像机记录了第九滴沥青滴落的画面。暂时就这么多。地球另一边的某个地方，第十滴正在生长（自从安装了空调以后，沥青滴的形状变长了）。
我试着去想象，沥青滴是怎样滴落的。
在戒严令后的某个下午，我在厨房里帮母亲干活。实际上是她一个人在剥、切、敲，我在一旁给她念报纸。
念完所有的真实报道后，我就开始瞎编。我先是宣布一则关于苏联解体的消息。据塔斯社报道，哈萨克斯坦决定退出兄弟国家联盟，并援引苏联宪法的相关条款。（没反应）。波罗的海国家纷纷效仿，宣布独立（仍没反应）和中立（咔嚓咔嚓咔嚓），其余加盟国则认为，继续维持现状已毫无意义……（切菜声不间断）。我有点编不下去了，但仍旧模仿着官方消息的口吻（等一下，搅拌机很吵），母亲依然不为所动（嗞嗞嗞嗞嗞）。如果不够生动，我还能再编个火星人造访地球。
“真不赖。”母亲终于吭声，“然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