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个人还是国家，总是会遇到一系列危机。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认为，心理咨询对个人如何应对危机积累了很多经验，可以给国家如何应对危机提供一些启发。
戴蒙德是一位科学家和畅销书作家，他妻子玛丽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临床心理咨询师，咨询师们经常遇到遭遇危机后都想自杀的人。他们发现，危机发生后的6周时间是关键过渡期，当事人必须在6周内找到一些应对危机的方法，要么开始探索一条新的应对路径，要么死守早已不通的旧路。6周时间一到，要么放弃失败的尝试，重回旧路，要么成功解除危机，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人生。
戴蒙德所说的个人危机包括遭遇出其不意的冲击，比如深爱的人突然离世、突然失业，或者遭遇严重的事故或自然灾害。这些冲击带来的损失之所以会引发危机，不仅仅是因为损失本身的实际影响（例如失去配偶），还因为它所带来的情感上的痛苦，以及导致的人们对公正世界的信仰遭受打击。
其他人生危机还有：一段婚姻关系瓦解，自身或亲友患上严重的慢性病，还有一些是发展式危机，它们通常会出现在人生命中主要的过渡时段，比如青春期、中年、退休以及晚年。比如中年危机，觉得人生的黄金时期已然过去，只能试图从余生中寻找满足感。
危机治疗师发现了至少12个影响个人能否成功应对危机的因素：要能够直面危机；愿意承担责任；划清界限，明确问题；向外界寻求支持；借鉴他人应对危机的方法；自我力量；诚实的自我评估；过往应对危机的经验；耐心；灵活的个性；个人核心价值观；不受约束。自我力量包含自信，在压力下保持镇定，做出稳妥决定。我觉得上述12个因素还可以再做概括，克服危机无非是靠内因和外因，内因主要就是自我力量，外因就是外界支持、约束等。其中比较有启发的是划清界限这一策略。戴蒙德说，当一个人刚陷入危机时，他会觉得自己的生活中什么都不对劲，这种感觉会把人击溃。一直陷在这种无力的状态中，人当然没办法通过行动来改变困境。因此，在首次治疗中，治疗师最迫切的目标，就是使当事人通过“划清界限”克服这种无力的状态，这也是一个人在意识到自己身陷危机后，自行应对危机或在朋友的帮助下应对危机的第一步。
“划清界限”的意思是，辨别出一场危机当中那些确实已经出现问题的方面。这样，你就可以说：“这些是我目前生活中所存在的问题，不过，除此之外的部分都是正常的。” 比如婚姻关系破裂时，往往让人扪心自问：我做错了什么？他/她为什么会离开我？我怎么就做了这么糟糕的选择？划清界限就是，你要认识到，这不是你的错，不匹配的婚姻多得是。戴蒙德认为，国家虽然跟个人不同，但国家危机的解决也可以参照上述12个因素中的7个。比如，一个国家在陷入危机时，首先也要能够直面危机，全国都要对危机达成共识；其次，愿意承担责任，从而采取行动解决危机，不要推卸责任，怨天尤人，认为自己是受害者；第三，划清界限。通过划清界限，国家对自身的体制和政策做出选择性变革，区分需要改变的与无须改变的体制和政策。
然后，努力从其他国家获得物质和资金方面的帮助，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经验，进行诚实的国家自我评估，借助应对过往国家危机的经验，耐心尝试，借助国家认同的力量。从这次疫情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些因素。
戴蒙德还分析了领导人在国家应对危机中的作用。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领导人很重要，一派认为领导人不那么重要。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推崇英雄，在他看来，历史发展的进程由诸如克伦威尔和腓特烈大帝这样的伟人主导。类似的观点当前在军事历史学家中还很流行，他们倾向于强调军事将领和战时政治领袖的决策力量。这场辩论的另外一方以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为代表，他坚持认为领导者和军事将领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微乎其微。他在《战争与和平》中描绘了一些战争的场景，在这些场景中，将领下达的命令与战场上实际发生的情况并不相关。
如今，历史学家大都赞同托尔斯泰的这个观点，认为历史的发展进程取决于细节，而不取决于伟人的政策或抉择。他们通常辩称：伟人之所以看上去很有影响力，不过是因为他（或她）所追求的政策正好与民众的观点形成共鸣。如此一来，资质平平的政治家也有可能被奉为伟人，只是因为他们生正逢时，而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出色的个人特质。
而且，领导者所拥有的选择是有限的，这些选择取决于历史的其他因素。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持有的观点则介乎上述两种观点之间，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特定类型的领导者，即所谓的超凡魅力型领导者，有时候可以影响历史的进程。戴蒙德的看法是，领导者有时候还是能够产生决定性影响。
本刊主笔，写思想栏目时署名薛巍，哲学硕士，假装读过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左边是我，右边是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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