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出《午夜降临前抵达》《沿着季风的方向》《失落的卫星》等备受好评的作品后，旅行文学作家刘子超的步履又来到我们熟悉又陌生的巴尔干地区。在他笔下，马其顿丰饶深厚的传统与动荡焦躁的当下，令人嗟叹；那些陌生地名背后平凡的烦忧与希冀，或许又会与读者的心灵碰撞，发出细微而悠长的回响。
奥赫里德湖，欧洲最深邃、古老的湖泊之一，位于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的边境山区，是我长久以来想要探访的地方。2022年初春，我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出发，一路穿越巴尔干腹地，最终来到这里。在奥赫里德的老城，我如愿找到了一座拥有湖景的小别墅。不过，房东老太太发邮件告诉我，她最近牙痛得厉害，要去城里的诊所治疗。她说，如果我早到了，可能需要去诊所找她拿钥匙。我告诉了她我预计到达的时间，并表示我会先去诊所跟她会合。我在诊所的等候区坐下来，说我等人。一个年轻姑娘给我端来一杯咖啡。她像是小鹿变的，身材小巧，红色长发盘在头顶，一双大眼睛也像小鹿一样明亮，向两侧稍稍分开。她瞪大了那双小鹿般的眼睛，显得更加惊讶：“你怎么知道的？”一阵沉默。她疑惑地看着我。这让我意识到自己开了一个糟糕的玩笑。我告诉她，我从贝尔格莱德过来，在那边有个朋友也叫约瓦娜。她对我说过，约瓦娜是斯拉夫女性的名字，意为“上帝是仁慈的”。我摇摇头，“不，我是作家，打算写一本巴尔干的书，所以来到这里。”房东老太太从诊室里走了出来。她一头银发，戴着金丝眼镜，面颊微微肿胀。我上前做了自我介绍，然后我们一起离开诊所。出门前，我从前台拿了一张约瓦娜的名片，悄悄放进口袋里。房东老太太电召了一辆出租车，我们一起前往她的住处。她说，她女儿在迪拜工作，这里的年轻人一有机会都去外面打工，老年人则大都留在这里，把房间租给游客，补贴微薄的退休金。马其顿是前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国，也是南斯拉夫联邦中唯一以和平方式独立出来的国家。1991年的马其顿独立公投，投票率达到了75.7%，投票者中96.4%赞成独立。然而，随着前南斯拉夫解体而来的经济私有化和政治转型，这个国家的很多东西都陷入了崩溃。奥赫里德的郊区曾经聚集了前南斯拉夫最大的几家工业企业，包括著名的扎斯塔瓦汽车公司。如今，这些企业都已不复存在。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奥赫里德的人口数量减少了一半。出租车穿过一道城门进入老城，沿着陡峭的鹅卵石小道向山上行驶。奥赫里德湖不时从窗外闪过，蓝宝石一般的颜色，美得令人屏息。老城内的房屋多为两三层的传统巴尔干风格小楼，淡黄色的墙体，露出天然石块，阳台上种着五颜六色的花朵，外墙上爬满藤蔓植物。山坡上挺立着山毛榉，到了夏天，浓密的树荫大概会覆盖整条巷道。
我们经过一座古希腊时代的圆形露天剧场。石头座位呈半圆形排列，围绕着中央的舞台。我想象着，在久远的过去，整个马其顿地区都是古希腊文明的一部分。那时候，穿着长袍的人们，想必就坐在眼前的露天剧场里，面对着大湖，观看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我的房间位于小别墅的二楼：木质地板，明黄色的墙面，简朴的家具。打开百叶窗望出去，就是平静的湖面和山间的红瓦白墙。远山积雪未融，与天际线处的雾霭融为一体。湖面上波光闪烁，一只小船静静地划过水面，波纹缓缓分开，如排成人字形的大雁，划过天空。
我立刻就喜欢上了这里。自从离开达尔马提亚海岸，深入巴尔干内陆以来，我几乎整日沉浸在凄风冷雨中，久而久之，身心疲惫。此刻，我终于获得重生，感到摩伊拉女神在不经意间散发的柔情。于是，我当即下楼，找到房东老太太，又多付了一周房费。在奥赫里德的日子，我很快有了一条固定的散步线路。每天早上，我喝过红茶，走出别墅，沿着一条鹅卵石小路下山。经过圆形露天剧场，经过山毛榉和柏树掩映的房子，奥赫里德湖总是猝不及防地出现在树梢与屋顶之间，波光粼粼，像大海一样浩渺。树木还是光秃秃的，宛如雕塑，但春天已经悄然来临。和煦的微风拂过湖面，泛起片片涟漪，几只天鹅在水中悠闲地游动。下到岸边，可以看到阳光穿过清澈的湖水，照在水底的卵石上，波光在水下几厘米的地方轻轻跳荡。
湖畔是一座安静的小广场，耸立着东正教圣徒的雕像。广场上有精心布置的花圃和大理石铺成的步道。过冬的海鸥时而在步道上跳跃，时而落在圣人的肩膀和头顶。广场旁边的露天咖啡馆已经开始营业。我会坐在户外，点一杯咖啡，晒晒太阳，顺便翻几页保加利亚女作家卡萨波娃的《去湖畔：巴尔干的战争与和平之旅》。卡萨波娃的祖母就来自奥赫里德。她在书中写到，如今广场的位置曾经有一座清真寺，前面是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的雕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奥赫里德落入保加利亚人之手，雕像被扔进湖中。战争结束后，铁托的南斯拉夫重新掌控这里。清真寺被拆除，开辟出今天的广场。
喝完咖啡，我沿着湖岸向西走，经过古老的东正教堂、安静的老房子和尚未开门的餐厅。靠近堤岸的地方，有树木倒伏在水中，蓬乱的树枝露出水面。湖水轻轻冲刷着树枝周围，带起一圈圈泡沫。快到岬角之处时，山路又再度攀升。尽管坡道陡峻，我仍心怀愉悦，因为爬到山巅，俯瞰湖湾会是一件赏心乐事。在湖边的悬崖上，有一座建于13世纪的圣约翰教堂，传统的拜占庭风格，橘红色瓦片，墙体由淡黄色的石块砌成。教堂俯瞰蔚蓝色的湖水，周围长着高耸的柏树。几只海鸥发出微细的叫声，从教堂上方掠过。这是奥赫里德最美的地方。面对此景，我马上理解了为何中世纪的修士能在这里找到精神寄托。很早之前，这座教堂就曾出现在我的世界里。2011年2月14日，情人节的晚上，我看过一部马其顿电影《暴雨将至》，圣约翰教堂就是电影的取景地之一。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当这座悬崖上的教堂出现在画面中时，那种遗世独立的孤寂之美带给我的震撼。
《暴雨将至》采用了一种环形叙事结构，将三段相互交错的人生故事串联在一起。在巴尔干的大地上，不同族群、宗教、文化造成的误解一次次酿成悲剧。暴力与血腥、无奈与伤痛，在人们的生命中不断上演，就像电影的环形结构一样，形成一道无休无止的宿命轮回。每一次散步至此，我都面朝教堂和大湖，伫立良久，思索着暴风雨是否终将过去。我转过一道弯，沿着山脊线继续前行。山路起伏不定，从片片松林中穿过——阳光透过松枝漏下来——直到经过萨缪尔城堡才开始不断下坡。山上的居民主要是信仰东正教的马其顿斯拉夫人，而山下是阿尔巴尼亚族的聚居区，他们是北马其顿最大的少数族群，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科索沃战争期间，五十万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难民涌入马其顿，加剧了族群间本就存在的紧张关系。2001年，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族成立了武装组织“阿尔巴尼亚自由战线”，并与马其顿政府发生冲突，令这个脆弱的小国几乎走到内战边缘。最终，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下，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阿尔巴尼亚自由战线”同意解除武装，而马其顿政府同意赋予阿族群体更多的政治权利。对马其顿族来说，这一事件是耻辱性的挫败，而阿尔巴尼亚族则将协议视为构建民族联邦进程的开端。国际观察人士指出，如果马其顿无法加入欧盟，阿尔巴尼亚族可能会谋求获得更多的自治权，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寻求独立。我漫步于绿色巴扎、清真寺和传统茶馆之间，看着在茶馆里抽烟打牌、无所事事的阿尔巴尼亚人。我经过一棵巨大的梧桐树，从分开的树根来看，足有数百年的树龄。
卡萨波娃写到，几个世纪以来，梧桐树周围都是餐厅、咖啡馆和理发店的所在地。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会来这里刮胡子、聊八卦、嚼咸鹰嘴豆、喝小伙计用铜盘端来的土耳其咖啡。每次散步至此，我就随意走进路边一家阿尔巴尼亚餐馆，吃瓦罐炖红腰豆、烤肉和马其顿沙拉，再喝上一瓶冰镇的斯科普里牌啤酒。
一天，我从餐馆出来，走进午后的阳光。一个男人的声音在身后响起：“你是哪里人？”那声音很低，既像是在问我，又像是在自言自语。我回头，看到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脏兮兮的牛仔裤，戴着一顶褪色的毛线帽，胡楂儿也有两三天没刮了。他的脸上带着一丝微笑，但因为眼睛有点斜视，给人一种愤愤不平之感。我告诉他我从中国来。他表现出一副想要攀谈的样子。于是，我放慢脚步，和他并肩而行。“阿尔巴尼亚族。”他伸出手，给我看他手上的戒指。那戒指的图案是一面阿尔巴尼亚国旗。我很快发现，斯帕霍先生对奥赫里德乃至北马其顿一概抱有蔑视态度。他说，这个国家不尊重人才，对阿尔巴尼亚族相当不公。我问他是否遭遇了什么。他再次给出一些含含糊糊的回答。我们经过一家传统茶馆，里面都是无事可做的阿尔巴尼亚族。我邀请斯帕霍先生进去喝茶。他撇撇嘴，露出不屑的神色。他带着我走街串巷，最后来到一家现代风格的咖啡馆。在巴尔干的语境下，这意味着定位比传统茶馆高出一个档次。我这才意识到，斯帕霍先生可能是嫌弃茶馆里都是没文化、没工作的庶民百姓。我们坐下来，点了两杯咖啡。咖啡厅里空空荡荡，我们是仅有的客人。“他以前是我的学生。”斯帕霍先生说。可奇怪的是，那人刚才为我们点单时并没有额外的寒暄。斯帕霍先生面露自得之色。他说自己有二十多年的英语教学经验，曾在中学任教，拥有博士学位。“英语词汇对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语大众媒体的影响。”我花了些时间才厘清斯帕霍先生说的话。渐渐地，我拼凑出一些他的人生片段：他结过婚，但又离了。他在奥赫里德郊外一个叫作斯特鲁加的小镇中学教书。出于某种原因，他最近失去了这份工作。他的心灵因此受到伤害，对社会失望透顶。“因为学校被马其顿族的混蛋控制了。”他斜着眼，似笑非笑，从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十分沙哑。他表示，自己目前住在母亲留下的房子里，每月有一笔微薄的失业救济金。他现在就靠着这笔钱生活。当他说出“失业救济金”时，语气中似乎带着一丝戏谑，仿佛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既好笑又悲愤。斯帕霍先生斜眼望着我，突然讥讽地说：“我发现你的文化水平不高。”“从我们的聊天中。”他说，“你问的都是一些没水平的问题。”斯帕霍先生滑开手机，给我看他女儿的照片。不过，那张照片的像素很低，还有水印，不像是女儿发给他的，更像是他自己从“脸书”上下载的。“我不这么认为。我现在忙得很。我读英文书，听英文有声读物。”“你说你是个作家？我有个好主意给你。”接着，仿佛是为了制造一种悬疑效果，他故意停顿片刻，“免费给你。”他压低声音，讲起一个阴谋论故事：不久前发生在土耳其和叙利亚的毁灭性地震，其实是美国军方的电离层研究项目引起的。这个项目在阿拉斯加设有研究站，通过它可以影响云层，控制气候，制造地震，甚至还可以用于精神控制。这样的对话实在令人苦恼。在另一个沉默的空当里，我拿起桌上的账单，表示我来付咖啡钱。他开始没有任何表示。当我掏出一把零钱放在桌上数时，他突然大声惊呼：“不要把钱放在桌上！”我们离开咖啡馆，穿过一片冷清的市场。他指向路边的一栋房子告诉我，他住在这栋房子的二楼——这就是他母亲留给他的公寓。我们在这里分道扬镳。坦白地说，我感到如释重负。那天晚上，吃过晚饭，我再次经过斯帕霍先生的房子。街上静悄悄的，公寓里亮着灯。在昏黄的灯光中，可以看到他在白布窗帘上的淡淡身影，大小不断变化，就像皮影戏中的剪影。回到我在山上的小房间，一轮明月悬挂在山峦的黑色岬角上。月光如水般洒在湖面上，一群野鸭鸣叫着掠过，飞向远方。我一边写着当天的笔记，一边想着斯帕霍先生——他一定是因为什么丑闻而离开了学校。我很快就发现了一则报道。标题是《斯特鲁加一名教授因攻击学生被判处四个月监禁》：在北马其顿的斯特鲁加，一名英语教师因在学校与学生发生肢体冲突而被判入狱四个月。去年12月，斯特鲁加高中的艾罗尔·斯帕霍老师在一次争执中使用金属指套攻击了一名学生，导致该学生头部受伤。事件发生后，学生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法庭裁定斯帕霍老师犯有暴力伤害罪。在唯一的一次法庭听证会上，斯帕霍老师辩称自己先是与同事——也是受伤学生的母亲——发生了口头争吵，随后在洗手间被学生用拳头攻击。他说自己拿出指套只是为了吓唬学生，但最终却击中了学生的头部。由于这起事件，斯帕霍老师被警方拘留，并在学校纪律委员会的建议下被解雇。为什么一位老师会带着金属指套去学校？斯帕霍先生对我说的“学校被马其顿族的混蛋控制了”又是什么意思？一时间，我很想敲响斯帕霍先生的家门，与他进一步恳谈，但又害怕他勃然大怒，对我也施以指套。我给约瓦娜名片上的手机号发短信，问她是否愿意下班后共进晚餐。她没有回复。于是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出门进行我的例行散步。走到山下广场时，我突然心血来潮，决定去圣瑙姆修道院看看。修道院距离奥赫里德约三十公里，坐落在北马其顿与阿尔巴尼亚边境附近的悬崖上，俯瞰奥赫里德湖。广场附近停着两辆等活儿的出租车。我与其中一辆谈好价格，坐了进去。一开始，司机开得很慢，仿佛有什么心事。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是否介意他抽烟，我说请便。在巴尔干旅行，哪里都无人禁烟，而自从离开杜布罗夫尼克以来，我也逐渐练就了一副铁肺。司机点上烟，吞云吐雾，烟雾顺着车窗缝隙迅速飘散，仿佛被人猛地拽了出去。刚才，司机开得不紧不慢，这时却像大力水手吃完菠菜，突然精神抖擞：换挡、踩油门、加速、超车，一套动作行云流水，轮胎在转弯时吱吱作响……我不由得再次感叹，尼古丁真是一种高效毒品。公路沿着湖岸延伸，一侧是连绵起伏的山峦，点缀着灌木丛和金雀花，另一侧是碧蓝的湖水，倒映着白云和树影。我们穿过湖边小镇，街道两旁有不少挂着招牌的旅馆。夏季时，这里恐怕会人满为患，但此刻却异常宁静，只有几位老人在湖边下着双陆棋。我在圣瑙姆修道院外下车，信步走进庭院。从地图上看，这里几乎就在边境线上。圣瑙姆修道院曾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摧毁，后在16至17世纪间重建。我走进教堂，看到一位身着黑袍、留着大胡子的修士，手持香炉，在空中摇晃。烟雾袅袅飘散，发出阵阵浓烈的香气。一道矮门通向一个昏暗的狭小空间，那里就是圣瑙姆的墓室。上方是圣瑙姆的壁画，同样被希望治疗眼疾的信徒刮去了双眼。有一则传说，圣瑙姆没有真的死去，当你俯身在他的大理石棺木上时，依然可以听到他低沉的心跳声。于是，我俯下身，把耳朵贴在那块被摩擦得光滑的区域，侧耳倾听——我只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
教堂外是一座宁静的花园，几只孔雀漫步其间。我穿过一道小门，欣赏外面广阔的湖景。湖水清澈碧蓝，对岸是染霜的阿尔巴尼亚群山，掩映在如纱的云雾之间。湖边有一家餐厅，烧着暖炉，看起来气氛温馨。时间已过正午，我点了半瓶白葡萄酒和一份烤鳟鱼。鳟鱼是奥赫里德湖的特产，用炭火烤制，只以盐和柠檬汁调味。我吃着鲜美的鳟鱼，不时喝一口冰镇的白葡萄酒。餐厅外的甲板上洒满阳光，垂柳倒映在湖面上，偶尔可以听到几声婉转的鸟鸣。饭后，我点了一杯咖啡，从书包里拿出笔记本，继续写笔记，然后又看了会儿书。原来，在土耳其人统治时期，圣瑙姆修道院附近有一座集市，周边信仰东正教的商人和农民都会在这里聚集。下午三点，我拿出手机查看——约瓦娜回复了我。她说自己刚才在做手术，但晚上有空。她的下班时间较晚，要到七点才能见面。我回复说，七点刚刚好，然后我找了一家老城的餐厅，将地址发给了她。圣瑙姆修道院附近没有出租车。我按照餐厅侍者的指示，走到路边等待小巴。这里没有站牌，也不见其他乘客。半小时后，我已经开始怀疑，这趟车是不是取消了。一位穿着大衣的老妇人走了过来。我打着手势问她，是否也是去奥赫里德。她点了点头，示意我和她一起等车。上车前，老妇人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塞到了我手里。我低头一看，竟然是一块巧克力糖，可能因为大衣太暖和，糖已经有些融化。回到奥赫里德，天空呈现出柔和的黄蓝渐变色，远山的轮廓在晚霞中若隐若现。我走回山上的小房间，睡了一会儿，直到一阵海鸥的叫声将我吵醒。我看了一眼时间，出门前往餐厅。走到餐厅时，约瓦娜已经在门口等我。她穿着白色粗线毛衣和蓝色牛仔裤，脚踩一双黑色雕花皮鞋。小巧的肩膀上背着一只韩式黑色双肩包。从背后看去，如果不是那头红色长发，她几乎会让我误以为是一个东亚女孩。这是一家意式餐厅，但也做土耳其比萨。餐厅的生意并不繁忙，除了我们，只有另外一桌客人。我们在餐桌旁坐下，阿尔巴尼亚族侍者递上了菜单。我们点了奶油南瓜汤、吞拿鱼沙拉和土耳其比萨。约瓦娜不喝酒，于是我们点了一大瓶气泡水。我谈起不久前遇到的斯帕霍先生。约瓦娜说，族群关系紧张是当前北马其顿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尤其是在奥赫里德地区，由于与阿尔巴尼亚接壤，阿尔巴尼亚族人口众多。实际上，她所在诊所的老板就是阿尔巴尼亚族。“老板是阿尔巴尼亚族，还有一个护士也是阿尔巴尼亚族，老板有时会把本该由护士做的工作交给我。比如打扫卫生、准备器械这类事情。”约瓦娜说，“我每周工作六天，每天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但老板只付我六小时的工资。”约瓦娜她挽起毛衣的袖口，露出纤细的小臂，左手腕上戴着一款老式手表，右手腕则佩戴了两枚细细的银镯。侍者为我们端上了南瓜汤。尽管味道非常寡淡，我们还是一勺一勺地小心喝着。勺子与汤盘接触时，发出清脆的响声。她说不是，她来自北部靠近科索沃的大山深处。小镇只有不到一千人口。除了马其顿族，还有阿尔巴尼亚族和土耳其族。小镇附近有一座著名的修道院，名为“施洗者圣约翰比戈尔斯基修道院”。约瓦娜一脸认真地告诉我，这座修道院在整个马其顿都非常有名，有很多灵验的传说，许多渴望怀孕的女性都会去那里祈祷。这样的传说世界各地都有，不过是将宗教与人类最普遍的愿望结合在一起。因此看到约瓦娜如此认真的表情，我就笑着问她：“真的这么灵验吗？”“非常灵验。”她说，“我母亲去那里祈祷过一次，结果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生了八个女儿。”文中照片系作者在马其顿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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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全文请见《当代》2024年5期
刘子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职于《南方人物周刊》《GQ 智族》。已出版作品《午夜降临前抵达》《沿着季风的方向》《失落的卫星》，另译有《惊异之城》《流动的盛宴》《漫长的告别》等。曾获“全球真实故事奖”特别关注作品、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青年作家等奖项。
稿件初审：郑世琳（实习）
稿件复审：徐晨亮
稿件终审：李红强
2.《当代长篇小说选刊》邮发代号/80-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