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体
22岁的莫斯科女孩安娜（化名），按照中介安排，准备着与潜在买家的面试。
她用心画了淡妆，恰好是中国人喜欢的那种自然美。安娜将长长的黑发披下来，捋至脑后，将双耳显露出来。这在中国被认为是好的面相。借助翻译帮助，视频通话里安娜这侧的摄像头被打开，以便于买家能看到她的模样和身形。安娜却不能看见买家。
面试从一些基础问题开始，身高、体重、血型、家庭情况等等。安娜已经历了六次类似的面试，因此，她清晰地知道如何表现。比如最好一直保持微笑，容易核实的问题要说真话，其他的问题可适当撒谎。安娜将奶奶的年龄虚增了五岁，以满足中国客户在意的家族长寿基因。女孩被要求在笔记本电脑的摄像头前踱步，站在门框里，因此买家可以评估她的身材和身高。此外安娜还被要求露出牙齿。
这次，买家夫妇却问了很多让安娜感到困惑的问题：在学校的数学成绩是多少？是否喜欢自己的工作？最让她印象深刻的一个问题是：“你出汗时有味道吗？”
“中国人几乎没有什么体味，而我们对他们来说味道很重。但我们究竟是人，都会出汗。该如何应答呢？要说：是的，我有味道吗？”思量片刻的安娜回答说，没有。
两天后，中介机构给女孩发来讯息说，她被选为供卵者。这意味着一周后安娜将飞往中国。
2024年4月，设计师兼函授生安娜在Instagram上偶然看到一段视频，视频主角是一位刚在中国卖掉卵子的女孩。视频里交替出现着中国的古迹以及街头咖啡馆，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旅行社的广告。女主角在镜头里展示一沓美元，这是她捐卵手术获得的报酬，并提及，一次可以赚到3000到7000美元，约合30万到70万卢布。
这则视频是由一家在海外招募供卵女孩的代理机构发布的，面向中国之外的女性候选人。该机构的页面上写着，供卵候选人应在18到30岁之间，不能太瘦或太胖，不能有不良嗜好和遗传疾病。
既能赚钱又能旅行，这让从未去过南部亚洲的安娜感到心动，是一个“兼具有利有趣”的机会。此外，她在俄罗斯境内已经捐赠过6次卵子，每次手术没有发生并发症，这意味着，安娜每回取卵手术都能获得10万卢布左右的报酬。
唯一的难题是，捐卵在安娜的祖国是合法的。而在中国则被法律所禁止。
在俄罗斯卫生部门公布的辅助生殖法令中，供卵女性被限制在18岁至35岁间，需经过医学和遗传学检测。掌管卵子捐赠的机构可以是生殖诊所、代理机构也可是卵子银行，机构可以对供卵者进行检查，并补偿给女性检查费用。供卵的女性是否匿名取决于具体情况，一种情况是供卵者是接受捐助者所认识的女性，比如亲戚朋友，也可是通过互联网或者代理机构找到的女性。
在匿名供卵的情况下，购买卵子的客户无法了解供卵者的个人信息：姓名、出生日期（除了年份）、护照号码、居住地和联系电话等。可以获取的信息包括年龄、身高、血型、眼睛颜色、头发颜色等。一些代理机构在供卵者同意的情况下，会向客户提供问卷信息、声音样本、儿童甚至是成年时期的照片。在俄罗斯，匿名供卵更为常见。
“我所接触的接受捐助者中，有大约80%不想看到供卵者的长相，哪怕是照片。接受捐助者往往从心理上很难决定是否接受供卵。如果当事女性看到供卵者的脸，她一辈子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张脸，并在孩子的脸上猜测属于捐卵者的特征。因此，大多数人把选择供卵者的责任交给我。”一位生殖医学专家娜杰日达·维利亚耶娃说，她一般会花两三个小时挑选适合接受捐助者的供卵者。
匿名供卵者的报酬在4万到15万卢布之间不等。对重复接受手术的女性，相关机构和买主通常会支付更多报酬，以激励那些已证明拥有高质量卵子的供应者。很明显，冒险前往中国捐卵获得的报酬会更优厚。
安娜经过了一个月的反复思量，最终决定前往中国。一开始，她不相信这些高得离谱的价格，俄罗斯网上也有一些文章说，中国是在地下诊所进行捐卵手术，会将女孩们欺骗过去卖卵却不付钱。第一次看到这些广告介绍，安娜打定主意不予理会，可过了一个月，她又看到了。
到5月，安娜决定给代理机构发消息，几乎是立刻，她收到了机构中介人员的回应，并要求她发送自己的照片。接下来，她被要求填写一份关于年龄、身高、体重、教育、血型、最近一次月经周期开始日期的问卷，并简要地介绍自己。她需要进行抗缪勒氏激素的血液检查，并进行盆腔器官的超声波检查，在此期间，妇科医生会检测基础卵泡的数量，正常情况下，每个月这些基础卵泡中的一个会成熟，成为优势卵泡，并形成一个准备受精的卵子。
这些检查可以帮助医生评估在供卵计划期间，可以从女孩身上获得多少卵子。
与此同时，安娜被添加到一个聊天群组，群里都是供卵候选人和已经捐过卵子的女孩们。与她们交流后，安娜更加坚定了去中国的决心。在群里，她找到了另一个代理的联系方式，并把自己的资料发给了对方。
为完善自己作为供体的资料库，安娜添加在了照相馆影棚里拍摄的照片，并将这些精挑细选的相片展示给客户。很幸运，代理机构告诉安娜，她的外貌受到中国买家的喜爱：圆脸大眼睛，皮肤白皙，长发落肩。可是，身高170厘米的安娜体重有70公斤，略超过了一般中国人的身高体重比例。女孩猜测，可能是因为体重偏高的缘故，前五次面试都没有成功。
当她减掉7公斤后，安娜立刻被选为计划的参与者。找到她的家庭是她通过供卵者聊天群组里认识的白俄罗斯代理，这家代理机构的运营者是一位女性，与她的中国丈夫一起工作。夫妻俩没有员工，也不在网络推广上花钱。安娜猜测，正因为如此，夫妻俩承诺给她的金额比其他代理机构多：不是5000美元，而是7000美元。
接下来的事情水到渠成。供卵者必须接受激素刺激疗程。这是为了短时间要从女性体内获取至少10个成熟卵子，而女性正常排卵常常是一到两个。激素刺激在中国进行，从月经周期的第二天开始。购买者们不喜欢等待，所以仅用了四天时间，安娜就办理好了加急签证，买了机票，同时她完成了感染、血型和Rh因子方面的检查。
6月26日，准备妥切的女孩飞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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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
2024年7月，网络频道RTVI注意到，Instagram的俄文内容里出现了大量征集供卵者的广告，内容都与在中国进行的捐卵计划有关。这些视频内容是由一家名为“ELVA LEGACY”的代理机构发布的。
据该机构网站和Instagram上的信息，其创始人于2015年前往中国从事模特工作，在那里她了解到可以通过出售卵子赚钱。后来她与朋友共同创办了一家代理机构，但最终在2023年，她独自开设了“ELVA LEGACY”。
“超过700名女孩与我们机构完成了合作。”
这家机构的各种出版物重复传播着这句宣传语。至于ELVA LEGACY在何处以及如何注册，网站上则没有公开的信息。有媒体试图采访这家代理机构，但他们要求为采访付费。
“ELVA LEGACY”的视频在社交网络上短时间聚集了人气，但它并不是卖卵市场上唯一的玩家。媒体至少发现了18个账号，目的都是为了给中国买家寻找供卵者。在这些广告画面里，代理机构展示着成捆的美元钞票、新的苹果手机和MacBook的照片，以及“帮助失去自然生育希望的不孕夫妇”的号召。赤裸裸的金钱，辅以道德吸引，这些账号吸引着来自
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的年轻女性们。
大多数账号都会声明他们属于某个捐卵代理机构或个人中介，只有一家代理机构在网站上公布了自己的注册证书：Genetique agency。该公司于2022年在英国注册，2023年12月更名为“Contract for models”。捐献卵子在英国是合法的，但只能补偿费用，而该公司的业务被描述为“媒体代理”。“Genetique agency LTD”的总资产为1.8万英镑，约合120万卢布。
根据媒体调查，这些中介代理机构的人员几乎没有医学背景。
在账号“Da Donation”的视频中，讲解供卵优势的是一位自称是经理的女性，根据她在Instagram上的轨迹显示，她在2018至2020年期间从事种睫毛的工作。在“Sunshine egg donation agency”的网站上，被列为生殖医学专家的员工，此前是一名商业教练，在苏联时期毕业于一所贸易学院。而被列为负责协调潜在父母事务的员工，则在几年前从事占星术。
“Sunrise family”代理机构的创始人康斯坦丁（化名）表示，他在2016年到中国时，跨国为中国人提供卵子捐献的情况还不多，整个产业方兴未艾，算不得主流。当时他居住在中国，从事将当地商品销售到俄罗斯的贸易工作。
后来他的合作伙伴，也是一个俄罗斯女孩，来中国卖过一次卵子，并把过程经历告诉了康斯坦丁。于是，两人想到这个需求或许是很大的，可以介绍更多的斯拉夫女孩子过来。毕竟，合作伙伴已经跑通了商业链路，在这个行业建立了必要的联系。
至于整个跨国卖卵产业以及其中需要打通的关节，康斯坦丁并没有提及太多的细节。最开始，他与合作伙伴只是在俄语网络社区里发广告，招募供卵者，但进展不佳。直到六个月后，还只找到了一个女孩子前往中国。可这个生意的成本很低，几乎只需要广告费用，所有供卵者的医疗支出、交通和住宿费用都由购买者支付。
康斯坦丁说，当第一批客户生下美貌的混血孩子后，他们服务的受欢迎程度开始上升。到2020年，每月都有大约有十名女孩成为他所在机构的供卵者。
而这些卵子购买者的典型画像是：被家人逼迫婚育的单身男性、无法自然受孕的夫妇以及一些LGBT人士。
在一些对地下卖卵和代孕的研究中人们发现，斯拉夫人的长相对中国人有吸引力，混血生出的孩子比其他父母结合类型生出的孩子更漂亮。斯拉夫人更高、眼睛更亮，皮肤也更白皙。但普通的中国夫妇也可能选择本国的卵子捐赠者。
“Sunrise family”负责人证实，斯拉夫女孩只是“中国庞大卵子市场的一小部分”。
捐献卵子的价格取决于多种因素。女孩们可以自己定价，再由代理机构将这个价格报给潜在客户。通常供卵者会根据自己掌握的数据和市场情形来自我评估。
首先，外貌是客户在意的第一位要素：身高、体重、皮肤的细腻白皙度。中国客户不喜欢痣、雀斑和红发。纹身、假睫毛、填充物，这些都会降低中介机构接受这个女孩的意愿。中介公司在社交账号中写道，现在客户更倾向“可爱”和“女性化”的面貌，并要求应征女孩们提供更多穿裙子和面带微笑的照片。
拥有高等教育学历尤其是名校毕业，以及会说外语，会极大提升捐卵者的报价。购买者也愿意为有才华的女孩支付更高的价格，他们期待将来出生的孩子可以继承母亲的天赋。那些住在中国的俄罗斯女孩也可以获得高报酬，因为她们不需要支付跨国交通的费用。
“我们支付捐赠报酬的最低金额大概是3000美元，最高的大概是1.5至1.6万美元。”康斯坦丁说。代理机构从每个女孩那里获得的收入不少于她报酬的30%。而据安娜说，她的代理机构可以在每个供卵者身上赚到2000美元。
通常，俄罗斯方面的中介机构负责与供卵者合作，而寻找购买者和卖卵相关的医疗费用则由中国方面的合作伙伴承担。
地下交易
2020年，位于上海的媒体机构澎湃收到几所大学的学生投诉，女大学生们检举了在女厕所墙上发现的寻找供卵者的广告。
随后，该媒体记者以一名想要通过卖卵赚钱的女孩身份，联系了厕所广告里的代理机构。通过了解，记者得知在中国卖卵的价格，多在人民币4万元左右，约合5500美元。其中便宜的价格，低至1万至2万人民币，约合1400美元到2800美元。这些低价供卵者往往相貌平平，身高不够，或者就是没有大学学历。
同年，中文媒体Phoenix Weekly发现一名女孩子获得了15万人民币的超高报酬，这位供卵者获得了购买者非同寻常的喜爱。购买家庭唯一成年的儿子溺水身亡，失独的父母企图再要一个孩子。这个家庭的富裕，使得他们在卖卵时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
虽然在中国捐卵违法，但地下的卖卵生意并没有因为清洁工的擦洗和互联网企业的广告品屏蔽而停歇。根据卫生部门的法令，如果女性无法生育，她只能使用其他人剩余的卵子进行试管婴儿培植，可这也不是唯一限制，只有已婚且有不孕证明的女性才有权利获得这些合法的卵子。
有需求的人们或者家庭只能通过地下黑市来想办法，类似前文提到的中介代理机构。这些机构为客户引荐供卵者，寻找代孕母亲，甚至允许选择孕育孩子的性别，并为这些非法出生的孩子提供出生证明文件。
据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报道，2021年时，中国有400余家地下卖卵或代孕机构。同年，中国最早代孕代理机构之一的负责人吕进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据他估计，地下卖卵行业有超过3万人参与。这些人包括中介和医生。其中一些人在正规医疗机构工作之余，进行非法勾当，而另一部分人则完全转向地下进行操作。
其实，禁止出售卵子和代孕的卫生法令早已于2001年就开始实施。这些法律法规试图规范医疗机构的行为，并对违反禁令的医生和机构开具高达3万元人民币的罚款。其中从事非法医疗的情形，还会招致刑事犯罪相关的诉讼。
2023年，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和广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一名女犯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50万元人民币。这名女子在没有医疗许可证的情况下，组织进行医疗检查和促排卵注射，以及在不适合的场所进行卵子提取手术。此外，她还招募未成年人出售卵子，这对供卵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伤害。一名在穿刺后就医的供卵女孩则被免于处罚。
有关部门在同期开展了一项为期半年的打击非法应用辅助生殖技术的行动。在中国被广泛使用的聊天工具微信上，充斥着警告民众不要非法买卖卵子的宣传视频。
在中国，官方和民众将利用女性身体解决他人生殖的情形定义为剥削，针对这一领域的商业尝试仍是法律的禁区。
回到安娜的中国卖卵旅程，她的捐赠手术被安排在拥有3200万人的重庆市。她入住了一个有18层楼带落地窗户的房间。中介机构雇用了一个当地年轻人来帮助她办理手续，两人的日常沟通都需要翻译。
当安娜月经开始时，她被带到诊所做了一系列的检查。之后，一名护士每天下午四点到房间里给她注射激素药物。安娜拍摄下整个过程，并保证画面可以清晰看到自己的脸，并把视频发给中介机构。每三天，她就会被带到诊所以确保卵泡安全生长。
根据预先计划，她不能抽烟喝酒、做体育锻炼以及发生性行为。除此外，安娜可以在这座城市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她常在街市上闲逛，还会遇到要找她合影留念的市民。这个过程里，安娜结识了一名中国女学生，一起游览城市风光和景区。只是她不知道如何向一个新朋友解释，自己为何每天四点前都必须回到酒店。
“我被告知，最好不要告诉当地人我在中国做什么。我告诉她，我在莫斯科参加了一个为中国家庭提供捐赠的计划。他们为我提供了来中国旅行的费用，打针是为了恢复身体。我说的几乎都是实话。”安娜说，这位新朋友告诉她捐卵在中国是违法的，并为她感到担忧。安娜开导她，这在俄罗斯是合法的，因此不用太紧张。
这次捐赠计划的一个意外是，要求安娜拍摄所有餐食的照片，并发送给中介结构。最初几天，安娜总是用机构给她的钱购买自己喜欢的食物，可医生却觉得这些食物缺少蛋白质，不利于卵泡生长。之后，机构中介人员就给她安排了订餐：鱼、牛排、虾。而早餐总是四个煮熟的鸡蛋和四份用牛奶冲兑的蛋白粉。
腹部随着激素刺激而日渐隆起，这是安娜在俄罗斯捐卵没有遇到过的情形。据安娜自己说，一些路人开始误以为她怀孕了。在取卵手术的前几天，她不再出去散步，重庆的炎热让走路变得异常辛苦。
激素刺激了10天。在取卵手术的当天，中介的助手像往常一样过来接安娜，却并没有去诊所，目的地是一个居民区。那个年轻人拿走了女孩的包和所有文件，手机上也贴了有汉字的贴纸。安娜和四位中国女性被塞进一辆白色面包车，坐在车厢里看不见街道，也看不见司机的脸。
“我开始有点恐慌。完了。现在我要被送去摘取器官了。可看到眼前的中国女人，我渐渐平静下来。她们在聊天，一直聊天。我想，既然当地的她们和我一起，一切都会没事。”
到达目的地后，车门被打开，安娜意识到面包车紧贴停在一栋建筑物的入口。一下车门就能立即进入大楼，然后马上就上楼梯。安娜和那些中国女孩们爬上楼梯，上面就是手术室和病房。这显然不是一家正规医疗机构，而是某种自建的地下的设施。
“看到这一切，我开始有点后怕，因为此前我一直在普通医院和正规诊所做检查和预备，我原本以为我会在同一个地方做取卵手术。”安娜回忆说。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就与安娜在俄罗斯取卵经历的一样：她被安排坐在妇科椅子上并进行麻醉，借助超声波辅助，医生用空心针刺穿了她的卵巢，取出成熟卵子。大约半小时后，安娜醒来，她被带回面包车上，和那些中国女孩一起被送回并与中介见面。中介把之前收掉的物品还给安娜，并把她安排到一家普通医院打有助于身体恢复的点滴药水。
安娜不清楚药剂的具体成分，一切都很好，直到晚间肚子开始剧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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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痛
“我躺着，动弹不得。肚子里鼓鼓的，疼到甚至无法呼吸。那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糟糕的夜晚。非常可怕。此前在莫斯科做取卵手术，我能在手术后马上奔跑起来，从未有这种剧烈的痛感。”安娜说。
等到早上，安娜被送医，在测量血压时，她呕吐不止。医生再次给她打了有助身体恢复的药水，到了晚上，身体的不适感才消失。身体突发的不适，让安娜错过了原本与购买家庭的会面，他们特地从另一个城市赶来，就为了和她见几个小时。代替这个家庭的，是中介机构派来的一名年轻女孩，她代表受捐家庭表达了感激，并送上了一袋糖果和一张明信片。
“所有人都对我很照顾。正是如此，我有一种奇怪的平静。医生们表现得很亲切，每次都会手把手带我上厕所，虽然我自己也可以去。那个中介助手非常担心我，我住在酒店时，他一直问我是否身体正常。他让我不要负重，如果我需要什么，他会亲自过来帮我。”
手术四天后，安娜飞回了莫斯科。虽然没有与中介签署任何合同，可当她抵达俄罗斯，就立即取得了7000美元的现金。安娜的男朋友去取钱了，她担心自己带这么多钱在身上，路上会遭遇危险。这些钱也可以通过银行账户支付，但换汇并不划算。
中国医生说，可能是麻醉反应引发了她的身体剧痛。安娜本人则怀疑自己患上了卵巢过度刺激综合症。曾在俄罗斯取卵时，医生就曾警告过她有这样的并发症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