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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标题，我心中是忐忑和不安。“薛清珍”，是我的岳母，用“山乡农妇”来称呼并直呼其名，实是不敬不孝。回顾岳母的一生，坎坷多难，命运多舛，但她生在山乡农家，成人出嫁，虽数次易嫁，但嫁给的也都是山乡农家，普通平凡，一生身份，就是原生保真的“山乡农妇”。而这无法再普通的身份，无法再普通的名字，其命运却难以与时局动荡、时代变迁相分离，想来思去，我还是冒着“不孝不敬”罪名，觉在标题中这样写，最真实，也最合适。
我的岳母薛清珍，生于1914年，也就是民国三年。薛清珍的家乡，是山东省益都县的尚庄村，村子前靠长年流水的淄河，背靠连绵起伏丘陵群山。在村里，薛家是大户人家，财主。那时人们家庭观念极强，自家亲兄弟，是和堂兄弟一起排行的，薛清珍的爹，虽然在家是独子，但与堂兄弟一排，同辈一共二十个，他排在第十九，所以家人村人，都称呼他“薛十九”。同辈兄弟二十个，可见家族不小，薛十九家，也确实有上百亩地，长年雇有长工，忙时季节，还雇有短工，家里呢，也长年雇有做饭的农妇。
虽是地主老财家，但薛清珍一家，却是过着勤俭节省的日子。薛清珍对我讲，她们家，农忙时，猪肉炖粉条，那是给地里干活的长工短工“壮汉”们吃的，自己家里人，是和在家办饭的，吃一样的菜窝窝头，喝菜粘粥，啃咸菜。冬天穿的棉衣，要在外面补上一层破布补丁，到过年时，拆下补丁，露出印花粗布当新衣过年。
这年，西下册村王洪良的爹，在薛家当长工，不想在坡里干活时，得暴病身亡。薛十九为其做寿衣、打棺材，加上赔偿的铜元粮食，u亲自送到二十多里路远的王家，隆重安葬。此事轰动四里八乡，引来观看的人，挤满堵塞了山路。
薛清珍在家是长女，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那时民国政府在各地兴办教育，县政府在离尚庄三里路远的长秋庄，办有小学。到了上学年龄，但薛十九只让男孩子上学，女孩子则仍被认为“无才便是德”，也受几千年观念影响，认为生女儿早晚都要嫁给人家，是“赔钱货”，自然不愿出钱出工夫让女孩去上学。虽然已是民国，政府早就提倡不缠脚，还组织了“放脚队”，隔三差五串村走户，宣传放脚、不缠脚，但薛十九俩口还是偷着藏着给她们缠了脚，只有我的三姨，到缠脚年龄时，抗日战争已起，兵荒马乱，没受缠脚之苦。
1935年冬天，薛清珍21岁，她第一次出嫁。这在当时，算是“晚婚”了，她倒不是“剩女”，是她在家是长女，多在家一年多帮父母拉扯弟弟妹妹一年，比雇个在家帮忙的划算，父母这笔帐，还是算过来的。薛清珍婆家是十里路外的土湾村孙家，自然是媒婆之言，父母之命。薛家是大户，找的这婆家，也是大户人家，薛清珍婆家的大爷，是土湾村的首户地主，但兄弟分家，当初分的土地财产一样，各人经营能力不一样，薛清珍这一家，到她入门时，在村里只是数三数四的户，雇有长短工，养有驴牛羊。也一样的勤俭，家里的人，都到地里干活。薛清珍自过门起，虽是地主家闺女，但仍和在家一样，办饭、养鸡、养猪、喂牲口，麦秋到粮场打晒粮食，啥活也干，还要浆洗缝补做针线，侍候公婆，比在家时干的还要多，她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乡农家妇女。
薛清珍的丈夫，她对我说，是人材长得很好的，高高的个，白净清秀，不象是农家人，不象下地干活的。他说话不多，就知整日在地里干活。但这人却极爱干净，不管冬夏，一年四季，从山坡里干活回来，都要洗净全身，洗时还讲究，要让薛清珍早早给烧好热水，用两个专用的大盆，在屋里，关上门，连薛清珍也不让进不让见，自己擦洗全身，出来时是穿戴好的干干净净。
一年多后，薛清珍生了第一个孩子，也是她一生唯一的一次生育，是个女儿。但这女儿到十个月大时，突然得病死了。那时缺医少药，在山乡里，西医还没传进来，那医疗条件可想而知，婴儿的死亡率很高，每个村都有一个扔死婴的乱石岗子。这女儿夭亡了，也不象现在样惊天动地，扔到乱石岗就完事了。但薛清珍却在坐月子里落下了病，从此一辈子再没生育。
与益都紧邻的淄川县、博山县，出产煤炭。1897年11月13日，德国以“巨野教案”为由，强行占领胶州湾，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条约规定：于所开各铁路附近之处相距30华里内，允准德商开挖煤矿等项及须办工程各事。1904年，横贯山东的胶济铁路建成通车，随后又建成从张店穿过淄川到博山的张博铁路，德国人得到了开采淄川、博山煤炭的权利。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从德国手中接过开采淄川、博山煤炭资源特权，成立鲁大炭业公司，开挖矿井，掠夺煤炭资源。1937年抗战爆发，山东沦陷，日本人对淄川博山煤炭矿井实行军管，为供其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需要，加大了煤炭的开采。外寇入侵，时局动荡，加之土匪兴起，老百姓的日子不得安生，富户人家也是今天这帮来要粮要枪，明天那帮来绑人要钱，也不好过。
1939年秋天，薛清珍的丈夫在坡里收庄稼，不想被一伙土匪绑去，派人捎信来：拿五百银元去赎人。薛清珍的公公不愿出这么多钱，便托中间人去说和，要降降价。不想土匪一听，火了，直接将人低价卖给了六十里外淄川日本人开的煤炭矿井，当苦力。矿警将买来的苦力关进铁网围着的“工棚”，苦力们几十口人一间拥挤着住在半地下的“窝铺”里，天不明被赶到井下镐头挖煤条筐拉煤，一干十几个小时，晚上上井回到窝铺，睡在谷草铺地的“地铺”上。吃的呢，则是糠菜窝头。劳动强度大，吃的猪狗饭，矿工得病了，失去劳动能力，就被扔到工棚后一条被称为“成人坑”的土沟里，任其痛饿而死。
这天，薛清珍的丈夫在井下就感到头疼、恶心、发烧，浑身无力，好不容易熬到上井，被矿警发现，直接拖到了“万人坑”。半夜被冷风吹得清醒些，试了几次站不起身，他知道自己在这只有死路一条，就挣扎着朝家的方向爬去。爬到天明，怕被人发现，就躲藏在山坡的庄稼地里，吃野菜，喝沟水，等到天黑了，再继续向家爬去。直爬了三夜，才爬进土湾村的地界。他向早起到坡里干活的乡亲求救，家里人得信，赶紧来用门板将他抬回家。
薛清珍的丈夫这次在矿井挖煤做苦力，整整两个月，两个月人就被折磨得不象样，皮包骨头，身上满是磕碰的伤，两手胳膊和两个膝盖，这次爬回来，也都磨破了，流着血，露着肉。他得的又是“木汉病”（伤寒），回家在炕上躺了只两天，就死去了。这年他二十七岁，薛清珍二十五岁。二十五岁，薛清珍开始了她的第一次守寡。
没有孩子，没了丈夫，薛清珍的心，象死灰一样沉寂下来，她从小也是受的“好女不嫁二夫”的从一而终传统教育，她想就在婆家，守寡侍候公婆，终其一生。好在还有娘家，她就婆家待一段，娘家待一段。
当时，抗日烽火起，各地地方武装也如雨后树林中的蘑菇，这里出一撮，那里冒一窝，仅淄河不足百里的两岸，拉起的队伍就有十几支。后来，这些武装有的被共产党拉去，有的被国民党收编，但两方为争地盘，争武器，争粮饷，摩擦开火不断，再加鬼子伪军不时来扫荡，富户、穷人都不得安宁。在尚庄，薛家是大户，遭打劫不断，没办法，他们只好留下下人看家，全家老少，投亲靠友，跑到二十里外的淄河西岸西下册村避难，当地人叫“逃反”。这时薛清珍若是回娘家，便也到西下册村和全家一起“逃反”。
1940年初夏，薛清珍在西下册的“娘家”已住了不少日子，爹爹薛十九说你没改嫁，还是人家孙家的人，长住娘家也不是个办法，便在一天早上，赶上驴，送薛清珍回土湾婆家。过淄河到东岸，来到金鸡山下。那金鸡山北，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地盘，金鸡山南，是国民党部队的防地。每天夜里，共产党游击队为防止国军偷袭，便在金鸡山下的大路上埋设地雷，天明时，再派人将地雷起走。可是这天早上，埋设的地雷忘掉了起。薛清珍坐在驴背上，薛十九走在前牵着驴缰绳，在金鸡山下的大路上没走多远，突然“轰隆”一声巨响，薛十九被炸得飞了起来，薛清珍被气浪掀下了驴。等回过神，薛清珍爬起身，看到爹躺在路边不能动，满身是血，仔细看去，是一条腿被炸断了。薛清珍吓得直喊着爹爹哭，薛十九说：闺女你不用哭，也别怕，你扶我到驴上，咱们赶快回家。
等赶了二十多里路回到家，请了乡村郎中来治，也已是晚了，薛十九在炕上躺了十几天，不治身亡。薛清珍没了丈夫，也没了娘家的爹。
兵荒马乱，一个年轻寡妇，薛清珍在孙家的日子不好过了。终于，这年过完年，婆婆对她开了口：“媳妇，不是婆婆不留你，浅水难养鱼，这年头，咱家也是这难那灾的，日子不好过，你还年轻，还是找个人家走吧。女人啊，有男人才是她的家，为娘这也是为你今后一辈子着想。”
婆婆话说到这样了，薛清珍只好回到娘家对着娘、兄弟妹妹哭。兄弟说：“人家说的也有理，我和娘也说过多次，姐姐在那不是长法，咱再找就是。”
也是托亲戚朋友帮忙，瞅寻着合适的人家。终于，给瞅寻到了淄河西岸曹家村的一曹姓人家，曹家主人新近婆娘得病故去，撇下一堆孩子，小的才三岁，主人也大薛清珍有十几岁，但曹家在村里也是富裕户，村里最大的财主是孙大德，曹家是富农，是改嫁，和薛家可说也算门当户对，薛清珍由娘和兄弟做主，便改嫁来到了曹家村。
薛清珍不能生育，这正合曹家主人的心意，自家的孩子已经不少了，还有一个才三岁就失去亲娘的小闺女，薛清珍嫁来，正好把这孩子带大。薛清珍嫁来，又是一样洗衣做饭，养鸡喂猪，多了一样是还得带孩子。
抗战结束，国、共两党拉锯样打起了仗。1947年，解放军解放了淄川的东部山区，便在这里开始土地改革，村里的穷人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第一次土改，农救会把村里划分为地主富农几户成分高的地、粮食都分到穷人家，但有几户说：俺祖辈给孙大德、曹家扛长工、打短工，掌柜的对俺们都不错，叫俺干活的吃好的，他们吃孬的，俺又没有地，是他们养活了俺们全家人呢。分给的地，不去种，分给的粮食，晚上又偷偷给送到家门口，带动的村里其他户，分给的地，种也不大胆，分到的粮食，不敢吃。上级看到这样，便又开始搞起土改“复查”。这次厉害了，开地主、富农的斗争会，让穷人上台诉苦，地主扫地出门，不光地、粮食，房屋、牛羊、家具、农具，都分个精光，人也赶出家，去住打粮场上的敞棚屋、地里看瓜果的园屋。不少村里，还发生了开斗争会打死人的事。
曹家是富农，虽没被扫地出门，但每次斗争会都得去，陪着宋家几户地主挨斗。家里的地、粮食给分了，牛羊给分了，但有人算计出，他家的粮食不只分的这么少，还应该多，就逼迫他说出粮食藏在了哪。曹家的大儿子这年有十六岁，本来在外上学，在学校里曾接受到一些地下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平人权均土地的思想，打仗学校没法上课了，就回到家。这时陪父母站在台子上挨斗，他感受到了做为富农户，失去的尊严，便想逃脱这家庭。当斗争会上，农救会长要求他爹交待匿藏的粮食在哪里，这少年突然抬起头，昂起脖，大声喊：“我知道我家粮食藏在哪，我领你们去挖！”
曹家的粮食，藏在他家东西两厅房地下的地窖里，这是他家在日本鬼子来时挖好用的。曹家儿子领农救会的人，来把粮食都起了出来，曹家主人没话了，被农救会长狠狠扇了两个耳光，说：你的觉悟还不如个孩子，明天枪毙你！
没等明天枪毙，这天晚上，曹家主人，就自己上吊自杀了。
薛清珍第二次成为寡妇。
这年，她才三十三岁。
没过几天，曹家的儿子，疯了。
曹家的日子难过，薛清珍便到娘家讨办法，不想娘家的日子，比这家还难过。在尚庄村，薛家兄弟二十个，被斗死的已有六个，薛十九是早遭不幸过世了，要不，这时也少不了挨斗，那命也说不定是咋着。家中的地、粮食、财产也被分了，娘说：曹家难过，你还有娘家，就在这过段时间吧。薛清珍的二妹妹，这时二十二岁，因信道教不准备出嫁的，就在家守着娘过。村里的穷汉们分地主老财的东西，分红眼了，几个老光棍咋呼：“地主家的东西分了，地主家的女人，也应该分，我们穷人也要有老婆！”吓得薛清珍的二妹妹，急忙找家人家，嫁去了。在二妹出嫁后的第二天，她则急忙赶回曹家躲避。
天明一大早，薛清珍从娘家起身步行回到婆家，已是日上三杆的时候，早饭还没吃，刚坐下还没喘过口气来，村农救会长来了，说是在粮场上开斗争大地主孙大德的大会，全村人必须都去参加，特别是象曹家这样成分不好的，更应该老少都去，一个不能少。薛清珍没法，看看家中只有小姑做的煎饼和渣豆腐，已都是凉的，也顾不得，急忙卷上一个，来到粮场上。斗争大会已经开始了，只见孙大德被五花大绑，弯腰在台上挨斗，薛清珍便站在人群外边，低头去吃那卷煎饼。最后一口刚咽到喉咙口，薛清珍耳边突然响起“嗵”的一声枪响，惊得她抬头去看，只见离自个几米外的空地上，跪地的孙大德头上一股红红的鲜血窜出，身子也随即向前倒在地上，后面站着一个手端步枪的民兵。薛清珍大张嘴倒吸一口凉气，喉咙里那口煎饼，象石头样扑通落到了肚里。回到家后，薛清珍就感到肚里胀胀的，堵得慌，一连几天，都吃不下饭去，从此也落下了肚胀不消化还时常胃疼的病。
没过几天，消息也传到曹家村，村里的穷汉也咋呼着要分地主富农家的女人，有老光棍还在村里的碾棚口，拦着推碾的薛清珍不让走，要她嫁给他。薛清珍想，这村真没法待了，还得嫁人。但这次，说啥也不嫁这地主富农成分高的人家了，要找就找贫农家，穷人家，越穷越好。
薛清珍的二妹嫁到了淄川县的口头乡，与博山县搭界，嫁的是家穷人家。薛清珍将要嫁人的想法跟二妹说了，二妹就托亲友帮她找，就找到了博山县郑家村的一户姓马的人家。这马家是真正的贫雇农，原先家里一垅地没有，三十多岁了，才找到个要饭的女人，生了个儿子，这时只有七八岁，不想这要饭女人得病死了，一个老光棍拉着个半大孩子，穷不说，日子也够苦的。一听有个地主的闺女想嫁他，虽然是已嫁过两个男人的，但也是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曹家是土地、财产被分没了，薛清珍是净身再嫁，马家也不嫌弃。
这马家人口少，马家主人用着从地主家分的农具，种着从地主家分的地，薛清珍在家操持着家务洗衣做饭，使马家爷俩终于吃上了按时熨帖的热汤热饭，日子虽穷但也倒平平安安。村里还照顾马家，让马家的孩子免费上了村里的小学。不想，没过几年，薛清珍的胃疼病却越来越厉害，开始是隔段时间疼一次，现在是天天疼，疼厉害了，在炕上打滚，吃一口吐一口，喝口水也吐。马家主人就借来一辆木推车，推着她到博山县医院去看大夫。大夫给她一检查，是严重胃溃疡，得开刀做手术。家里没底子，这几年日子好点了，也只是种一年地够吃一年的，为这手术，马家拉下了一屁股的债。这时已是成立了人民公社，土地交到生产队，集体劳动，又经过炼钢铁、吃食堂的折腾，三年自然灾害，马家的日子更难过了。马家的孩子不上学了，回到村参加劳动挣工分。生产队集体劳动，不想分的粮食越来越少，马家不多的粮食还要卖掉部分去还债，家里一年就有一半时间揭不开锅。没办法，薛清珍就和这儿子商量，他在家挣工分，靠分的这点粮食度日，她呢，则拖根木棍挎起篮子，出去要饭。
薛清珍后来对我说，实际上，那些年要饭的日子，是她过的最清静舒服的日子。因为要饭，不用去操心粮食从哪里来，不用碾上磨上忙，不用操扯柴禾油盐，不用饭棚里填柴捣棒烟熏火燎，不用顾了老的还得顾小的，不用因为工分少到生产队粮场分粮食时，听队长的呵斥，看社员的白眼，不用没的吃时去亲戚邻居家借粮时低三下四一再乞求，要饭要到谁家，叫声大爷大娘，有窝头的给掰块窝头，有煎饼的给撕块煎饼，有粘粥的给舀半碗粘粥，实在没有的，还给碗水喝。到夜晚，她就找年老的女人家借宿住，碰到好心的独身年老的女人，还会留她住几天，帮着拆洗衣服，干些家务，施舍给她件破旧的衣裳。要的饭呢，会吃不了，她就在太阳下的石板上晒干，用布袋装好，隔段时间送回家，要的家里也不缺吃的了。
这世界说大真大，说小也真小。这天，薛清珍在口头公社的一个村里要饭，不想碰到了她嫁的第一个婆家土湾村孙家的一个堂哥家的外甥女。这外甥女少女时随娘走姥娘家，那时薛清珍还在孙家守寡，做的好家务，对她有印象。这时见她面熟，细问起来，才知道了薛清珍这些年的遭遇，和现在的境况，便对她说：按说我得叫你妗子呢，妗子，你这样要饭也不是个长法啊，我娘家有个小叔，才失了家口（指丧妻），家里没人给做饭，你不如去给我当小婶子，我叔有了人做饭洗洗缝缝，你也有个依靠着落，就是隔这二十多里路的西下册，你直接去找就行。
当年与爹娘一家人“逃反”时住的西下册，薛清珍哪能忘记。想想，在这马家，穷日子看不到头，不能总是要饭啊，眼看年老了，总得有个伴照应，要不哪天爬不动了，还真没个人给端口水喝，便定下主意，边要着饭，边来到了西下册。
薛清珍找的这一家，姓许，也就是我后来的岳父。我岳父失了家口一年多了，有三个闺女，没有儿子，大闺女已出嫁，小闺女刚十一岁，上小学五年级，可是因为没了娘，便辍学在家给上生产队劳动的爹爹姐姐做饭，每天下午由同学来给她补课。她是做梦都盼着爹能再找个娘，好替她在家做饭，她好再去上学。这年我岳父才四十六岁，薛清珍已经五十一岁了。据说，我岳父当初同意这事，是他想到，若找个年轻的，弄不好就会有孩子，那时，自己的三个闺女，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怕自己的仨闺女将来吃亏受屈，就对续弦有两个条件，一是没带孩子的，二是年龄大点不再生育的，薛清珍正好符合这两条。
西下册村坐落淄河西岸，原先有大片土层深厚的地，算是富裕的好村。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国家在这建造大型水库，将西下册村分成几个生产大队，搬迁到半山腰，村里的好地也被挖土去筑那水库大坝，只剩下山岭上的瘠薄梯田，每口人一年只分二百多斤粮食，另一半的口粮得靠购买国家的调拨粮。这调拨粮虽比市场上的便宜，但也得各家用钱才能到公社的粮站买来。薛清珍再嫁来到许家时，我岳父的前妻得病治病到死，花掉不少钱，连这调拨粮也无钱去买，一家吃了上顿没下顿。又两年后，岳父被查出患有直肠癌，又去城里医院做手术，整个家自是雪上加霜，穷上加穷。
薛清珍对我说，你丈人病稍好些后，他不听医生的叮嘱，晚上好喝点酒，虽喝不多，但家里哪有钱打酒有粮去换酒？没办法，他就逼我提着酒壶满村去借酒，一回两回行，次数多了人哪有再借给的，自家也不好意思走进人家门去借了。
我们家与许家是邻村，我的妻子就是许家的三闺女。我们成亲时，我岳父病情恶化已过世两年多，薛清珍已是第四次守寡了。人家都说她命苦，找了四个男人也没到头，也有人说她“妨”男人，就曾有邻居极力劝说我不要成这门亲事，说这家人对男人命运不好。我当然没听这些。
1983年我与妻子结婚时，岳母薛清珍已是六十九岁了，我和她开玩笑：“娘，咱不再嫁人了吧？”薛清珍看看我，抬手打我一巴掌：“你个孩子，我跟定你了，不嫁了！”
这时，生产队已经解散，实行承包制，地分到各家自己种，叫“责任田”。我和妻种着这责任田，仅用两年，打的粮食就还上了岳父过去借的粮食，和他治病、办理后事时借下的债，到年底，不想还有余粮。薛清珍说：这二十多年，她嫁过的后两个主，是第一年没见家中粮食瓮露出底。
结婚五年后，我在小城安了家，将妻子孩子，还有岳母薛清珍一起接到小城驻在单位的宿舍里。又过五年，1993年，我在小城分到了住房，住上了楼。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用水拧水管，做饭不用柴，冬天有暖气，夏天吹风扇，薛清珍对我说：“这就是过去村里干部说的共产主义吧？我觉比他们说的还要好！”
可惜这样的日子，薛清珍没有过上更多的时日，住上楼房仅一年，1994年1月21日，她突患脑溢血，早上起床时一头栽到了地上。我们急忙把她送到医院，在医院抢救一星期，还是没能挽留住她的生命，28日晚上10点,她停止了呼吸，享年80岁。
我们将她和我的岳父，岳父的前妻，葬在了一起。
在她和我岳父的坟头上，第二年长出一株荆树棵，开始时是株弱小不起眼的小苗，现在长的已是一人多高，蓬勃一大团，能盖住整个坟头了。
愿我的岳母，普通的山乡农妇薛清珍，在天堂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