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丰台区西罗园二区，蔡聪在这里工作了7年。
南三环的景色和我们活跃的东三环存在着直观的视觉差异，低矮破旧的居民楼对年轻人的吸引有限。早上十点钟，蔡聪办公室的楼下，六七个年龄跨度30岁以上的居民在争吵——他们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沓传单，究竟是从西边先发还是东边先发，两股势力僵持不下。
前一天，蔡聪的团队——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接受了NHK的采访，以迎接2020年日本残奥会。“不吹牛的说，目前一加一是国内残障人公益做的最专业的，国际上也有比较高的知名度。”他们的网站上罗列着有曾合作的伙伴，从BBC到哈佛法学院到香港乐施会。和媒体打交道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应对那些已经被问了无数遍的问题，他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肌肉记忆。“个人层面，我可能会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了厌倦，但如果我拒绝了，他们的受众可能又少了一个了解的机会。”
十多年，他担任着盲人世界的导游。手中的盲杖，像是随时可以被挥舞的小旗。
听觉的“超能力”，只是因为“不得不”
好奇心来源于《奇葩说》的后台。我观察到蔡聪一个人站在墙边，低头操作着iPhone，手速极快。
智能手机普遍配备了无障碍功能，iOS系统几乎能将所有的交互信息通过语音的方式传递。这对于“外人”，是科技发展的惊喜；而在蔡聪看来，这是科技发展的必须。
他向我们演示了如何使用这些功能——快速切换一个APP，输入文字，选择同音字，甚至机器描述图片。他最常用的读书软件是Kindle，理由是Kindle电子书无障碍做得最好。他选取了一段文字后，我们听到一段叽里咕噜的语音——这是用若干倍的速度朗读的文本。他不但能够听懂，甚至能够原本复述每一个字和英文单词。
这并不是一种超能力，这是一种对于盲人同等的求知欲，必须锤炼出来的听觉能力。“速度可以一点一点的加快。”
之所以成为“科技发展的必须”，是因为他经历过与大小企业的抗争。
“谷歌的系统是开源的，很多国内的手机厂商在开发自己的系统时，语音功能就莫名其妙消失了，或者是因为设计上的冲突不能用了。这几年我们和小米沟通了很多，2016年语音功能已经恢复地差不多了。去年华为，我们群情汹涌召集了一千多人签名，敦促改进。据说改进已经进行。”
“但还有个问题，好多第三方的APP是不支持语音的。微博微信，一上市的时候，我们都去沟通很多。Uber本来支持盲人操作，但是和滴滴合并后，体验变得非常不好。”
在和企业沟通时，对方从面子上充满了诚意——“我们理解你，我们也知道你们有这样的需求。”而这些反馈后面往往紧跟着一句“但是”——这个涉及到多部门协作，有各种各样的成本，有更多更重要的计划，等我们把这些做好了，再给你们改。而在国外，无障碍功能对APP来说，是一个基本要件，否则可以理解为bug般的存在。美国的508法案、日本德国的反歧视法案、电信条例，以此为据，外国企业历经无数次被告，最终在实然上，最大程度拥抱了特殊人群。而国内的相关规定简单松散，对蔡聪等人来说，这件法律武器并不趁手。
“只能不断沟通、沟通、沟通。”
当声音成为他们构建世界的全部，对声音的需求就变成了生存需求。
香港、日本、澳大利亚，每一个街头的信号灯，都会发出嘟嘟嘟的提示音。北京也有，可只局限在个别的大路口；杭州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结束后，这些刚刚安装的声音装置就被拆除了——理由是居民投诉声音扰民。
蔡聪提到香港：“香港街头很狭窄，两面都是居民楼。信号灯嘟嘟嘟的声音影响了居民休息，就有人反对。后来，盲人、居民和市政人员坐在一起，沟通出了一个方案——在每个信号灯上安装环境噪音感应设备。噪音大时，提示音就大；晚上噪音小，提示音就小。这是解决思路的问题。”
盲道，即便没被占用，也并不能更好地帮助盲人确定自己的位置——足下的凸起无法告知他们经历了哪些店铺和路口。配合智能手机，使用蓝牙节点增强在各个位置手机定位的精度，提供参照，已经在美国机场得到尝试。
导盲犬，在中国只有一百余条。每只导盲犬的培训费用在20万以上。“四不原则”——不呼叫、不抚摸、不喂食、不拒绝，尚未成为公众对工作中的导盲犬的应对常识。
无障碍设施——电梯、通道，在北京得到了广泛建设。可是它们往往大门紧闭，得到的答复是：“没什么人用”。
中国残联2010年公报，给出了8502万残障人数统计，其中视觉障碍1263万人。这意味着全中国1%－7%的人，想要听到信号灯给予他们通行的提示，想要在路口拥有准确参照，想要搭乘无障碍电梯。
中国的大街上少见残障人士，不是他们不想出门，而是在没有嘟嘟声的路口，每次出门，都是场冒险。
有位残障人士问蔡聪：“我出去，还能做什么呢？”
他们已经忘记了上街的感觉，已经将与世界的互动逐渐从生活中抹除，如同生活在一个彼此不相干的平行世界。
“我们没必要证明自己能做一切。”
蔡聪和很多盲人，经历过一段自我抗争。
盲人，分为先天和后天。后天致盲的自我接受显得更为艰难。
“一个人不管多乐观，多坚强，如果遇到否定自己的环境，都会经历挫伤。有的时候我问路，对方说你瞪着俩眼睛怎么看不见呢？我也会很刺痛。有人承受能力差一些，就会为自己的残障有自卑感。”
一加一，给蔡聪一群人，提供了彼此的心灵支持。在外面受的伤，回到这里，被骂两句，被安慰一下，被开开玩笑，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灰暗以外的暖色。
“开始的时候，我们急于证明自己什么都能——这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为了证明自己的能，起初的财务、项目执行、大型培训、物料管理、场地布置都由盲人同事、脑性麻痹的同事亲自来做。在某次活动上，他们亲自挂好了横幅，直到观众说出来，他们才意识到挂反了。后来他们冷静地反思了这种问题——寻求了效率更高的解决方案，开始接受视全人的帮忙。目前，办公室中有相当比例的同事，是视全人士。他们培养出了分工——视障人士负责文字工作、脑力输出；视全人士拥有社工经验，负责执行。
据残联2015年公报，盲人保健按摩机构达到17171个。按摩床仍然是盲人就业的主力战场。
“就业对于所有人都一样，‘我是选择一个不太感兴趣，但是收入不错的工作；还是我感兴趣，但是收入未知的工作’。按摩对于盲人来说，也会是这样的选择。”
蔡聪反复强调，按摩并不苟且。有个盲人朋友已经达到了主治医师的级别，他曾对蔡聪说：“我的工作稳定，你看，收入也比你高很多。万一你们机构哪天黄了，你是不是还得回来按摩，给我打工？”
他说：“有可能。”
但这显然不是他感兴趣的。视力健全与否，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梦想归依。他想要尝试公益工作，也坚持做了下去，一面以社会捐赠维持运转，一面在社会上取得源源不断的声誉——他也想过做不下去的那一天。而那份失败，将一如他人工作的失败，只代表工作的失败。
广播、接电客服、速记、心理咨询师、律师、歌手、写网络小说、开淘宝店卖电子音像产品……蔡聪列举出视障人士就业的无限可能。可是用人单位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们这儿不雇按摩的”，甚至他们无法想象盲人可以流畅地操作电脑。即便了解盲人亦能使用电脑，可仍存在诸多顾虑，比如PPT。“开会放PPT，你提前发给我就行啊。我用读屏软件，就能看。”
蔡聪回到办公桌，演示了电脑操作。他正在编写一份残障人士沟通训练营的工作计划，右下角的输入法显示正在使用五笔。
“我们学会接受自己的能和不能。”
性，是另一个被放大的问题
盲人生活在更为封闭的环境。在性教育水平之低有目共睹的情形下，盲人性教育更为捉襟见肘。
蔡聪在大学就读针灸推拿学，即便步入了大学校门，在生殖系统的一章，老师仍弃而不讲。这是整体性教育水平症结的缩影。视全人可以选择影像以获取性知识，但对盲人而言，性知识只能来源于小说和个体的想象。公司买过一些情趣用品，蔡聪的同事说：“我听说过，但是不知道都是干嘛使的。”
盲人按摩店中，他们多居住在公共宿舍，对于隐私鲜有保存的空间，恰如电影《推拿》中的叙述。盲人夫妇或只能在夜里，去往公共澡堂解决生理需求。“需要记得收拾好现场。”
按摩是身体接触性行业，女按摩师受到骚扰的现象，会在盲人身上获得进一步的放大。蔡聪的夫人，同为盲人，经营过一段按摩店。由于惧怕顾客的骚扰，夜里七点就选择关门，可夜里正是按摩生意的高峰时间。这成为了按摩店倒闭的原因之一。
他提到此前有女按摩师不堪骚扰，愤而将对方捅伤的极端案例。蔡聪召集过几次经验分享——“如何应对骚扰”——比如尽量不要在夜里工作；在顾客进行骚扰的第一时间说不。
很多问题会在残障人士身上放大，性只是一个。台湾的公益组织“手天使”中，义工用手，为肢体残障人士提供性释放的服务。这类行动携带着巨大伦理争议，可是基于对残障人士性需要的正视，它仍在进行。作为人的需要，并不会因为谁更会论辩就产生或者消失。
它们在那里，而人们选择遗忘。
从“瞎子”到“视障人士”
“这个世界上没有‘正常人’一说。每个人都有可能是残障人。你会变老、视力会变弱、腿脚会不好使。”
“外地人到一个新的城市，不懂那里的语言，他是不是‘正常人’呢？”
从“残废”，到“残疾”，到“残障人士”，公众的措辞逐渐向更易接受的用法进步。可至今仍然有媒体或者舆论，会使用“正常人”、“残废人”。蔡聪会向媒体做培训，也会和媒体一起研究出更为文明的用语。百度中“盲人”的词条，仍有一栏——俗称“瞎子”。
他提到酷儿理论，在美国有一群人，他们对自己的接受度已经高到对蔑称完全免疫——“对，我就是瞎子，怎样？”。可是，这显然不是我国的社会文化可以率先拥抱的价值选择。“‘我为我盲人身份感到骄傲！’如果我这么说，你们会觉得我有病吧。”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蔡聪带着盲杖，听到有两个年轻人说：“你看，这是个瞎子。”他仍然会感到难受。也许有的视障人士会习惯被别人如此称呼，可是，习惯本身并不是他们的义务。也许这还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老话题，但面对人真实的情感伤害，政治正确往往是正确。更改一个措辞，对于发言者而言，是一件非常细微的善举。文明往往在角落里产生。
但除了恶意，一些善意的举动，也一度让蔡聪深感不适。
“上次我坐地铁，要从旁边专用的小门进去，而且必须有人陪同。他坚持让我扶着护栏，按着我的手让我扶好，‘站稳了！’。我知道他是出于好意，出于担心。可是我看起来像是要摔倒吗？”
过去，他会因为这样的情形生气，一种过度的关心仿佛是对他的侮辱。但他已经过了动怒的心理阶段，他想开了——“如果我采取一种对抗的态度，只会加深他的不理解。他是好心，只是没太接触过残障人士罢了。”
如果有一天你厌倦了这摊事业
问到工作中的厌倦感，蔡聪说，会有。
那来源于他的热忱鼓舞和现实不配合之间永恒的矛盾。
“有的时候我觉得挺好的，对方也觉得挺好的，可是到最后，各种原因变回去了。我就很挫败。直到后来有了自己的生活，结婚了，生孩子了，这种精力才被分散。”
他想明白一件事情，也许自己改变世界的欲望过于强烈了。他学会淡定，这也许是一种催熟而来的老成。另一种厌倦感来源于自叹能力不足。与律师、记者的交道中，他察觉到一种专业性的匮乏。探望的下午，他就要跑到北大补充人权相关的法律知识。
任何一个自己热爱的事业，也总会有疲劳期，如同钢琴家也会有讨厌钢琴的一刻。为了抗拒这种疲劳，他会去读虚构类的书，推理玄幻宫斗言情，什么都看。直到他发现书也看腻了，就重新调节进入工作的状态。工作和生活的边界，在蔡聪的生命里一度模糊。而当孩子降临，他把一定的情感从彻头彻尾的工作里抽离之后，他选择感慨——其实有时，会把自己想的太过重要了。
残障群体在报道的视角下，要么极端悲惨，要么极端圣洁。我们似乎很难还原出一个超脱业务讨论之外的立体的人的形象。蔡聪是斗士，但无法像是一张卡牌永远眼露骁勇傲然的眼光；我们无法逼迫一个丈夫与父亲，永远戴上一张高大全的广告脸谱。心甘的另一面会有心累，只是心累的情绪，还没能扰动他的生命轨迹。
结束后，蔡聪带着我到各个房间转了转。阿姨已经在为20口人做饭，青椒的味道，馒头的味道，吃什么用嗅便能够知道。导盲犬“芒果”静静地趴在桌子下面，一枚枚的圆形磁铁在白板上组成盲文，下面标写着“1-2-3……”，视弱的女孩脸紧贴着电脑屏幕制作表格，脑性麻痹的同事抱着手机支架希望我能给残障女性录下一句祝福。一加一像是运力满载，在两个平行宇宙间传递信仰的飞船。
蔡聪让我帮他签几张签名照。我签好交给他的时候，那瞬间我忘记了他其实永远看不到我照片中的脸。20年来，他的梦境中已经不会出现视觉影像。办公室隔壁是一个美容院，从里面出来的顾客究竟是变美了还是变丑了，他并不知道。
但是没关系，很多我们永远看不见的东西，他们却看的见。
他们还希望带着我们，一同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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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