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平｜姚馥兰、张爱玲与《不了情》

《不了情》海报

文︱ 王宇平

文华旧片的香港上映

1951年5月底，桑弧导演、张爱玲编剧的影片《不了情》在香港国泰戏院独家上映。这是该影院在影片《哀乐中年》放映“创空前纪录”后的乘胜追击，后者4月3日至31日在国泰戏院上映，“这一部三年前在旧上海摄成的国语片”尚未映完，就有捷报：“在港连映二十五天，观众六万五千三百八十五人；在过去的二十三天中，票房总收入七万五千一百七十元二角”，香港《大公报》即以“国产电影的光辉”为题做醒目表扬 （子羽：《国产电影的光辉：〈哀乐中年〉创空前纪录》，香港《大公报》1951年4月27日） 。这则报道传达与渲染出的兴奋情绪，恰恰来源并映衬出此时“国产电影”在香港的彷徨低落处境。这里的国产电影，简言之，是相对于西片，尤其是美国片而言的，西片院线在当时占有明显优势，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市场被荷里活电影垄断” （许敦乐：《垦光拓影》，中国香港简亦乐出版，2005年，20页） ，“港九戏院在八大公司控制之下” （向边度：《从〈火凤凰〉头轮卖座纪录看香港国产片的前途》，香港《大公报》1951年1月31日） 。值得补充的还有，粤语片与国语片的双线并行是“二战”后香港国产电影的特点，1949年前后从内地到香港的南下人群成为国语片的制作者与观众。

上海文华影片公司的老板吴性栽1948年底迁居香港，带去了文华影片的拷贝，却难以获得影院上映的机会，相关报道描述说“《哀乐中年》运到香港，已被搁置了悠长的三年，不曾试过这一部片子的大戏院并没有几家，终于还是要经过国泰戏院的银幕才能献给千万观众，才能造成国产影片在港九上映的光荣纪录” （子羽：《国产电影的光辉》） 。这里被突出的“国泰戏院”原先是湾仔区放映二、三轮西片的陈旧影院，后与香港南方影业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上映其独家发行的苏联电影而大获成功 （许敦乐：《垦光拓影》，22页） ，虽不明确表明立场，却已然是较亲社会主义阵营与新中国的爱国院线。

吴性栽是有电影理想与艺术眼光的企业家，19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在上海蓬勃兴起时，由他实际主持的“联华”电影公司二厂，容纳了一批进步电影人，拍摄出《三个摩登女性》《渔光曲》《神女》等优秀影片；1946年他独资创办文华电影公司，麾下又产生了《不了情》《太太万岁》《假凤虚凰》《夜店》《小城之春》等有着独特人文品格的影片。吴性栽对导演费穆极为欣赏，到香港之后全力支持费穆的电影事业，二人亦曾在解放后应夏衍之邀北上 （陈墨编：《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沧桑剪影 黄素影访谈录》，中国电影出版社，2023年，36页） 。关于他们此次的北京之行存在不同说法，其中之一是为开办电影公司到中央打招呼，中央再将相关意见传达给党领导下的“香港电影工作小组”，由负责人司马文森做安排 （王为一：《难忘的岁月：王为一自传》，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121页） ：1950年，在吴性栽出资、费穆主持之下，龙马影业公司成立——总体而言，将该公司描述为“左派领导”是符合实情的 （黄爱玲：《访韦伟》，《诗人导演费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172页） 。与此同时，留在上海的“文华”主创人员继续拍片，《思想问题》《太平春》《姊姊妹妹站起来》都紧密配合国内时势需求，《我这一辈子》《腐蚀》还被《大众电影》评选为最受观众喜欢的影片。吴性栽并非左派影人，但在上述一系列背景的交织下，文华公司旧片达成了“终于还是要经过国泰戏院的银幕才能献给千万观众”的史实。

首先上映《哀乐中年》，而今已是公认的影史佳作，但在当时的香港，这样一部描述上海市民生活的家庭伦理片，“没有半个被硬捧得大红大紫的所谓女明星，更没有机关布景，没有肉感大腿，没有紧张枪战，更没有不近人情的曲折离奇情节”，却能够“连映二十天，场场满座”，足以让放映方喜出望外，使电影人备受鼓舞了，它被视为理想的国产影片形态，报章总结它的典范意义在于：将“健康的主题”有效地融入电影艺术中，“是全体工作人员严肃、谨慎、认真地工作的结晶，共同献给观众们的一个平淡亲切的故事” （子羽：《国产电影的光辉》） ；国泰又安排了“特别场”招待粤语影剧界人士“马师曾、红线女、张瑛、白燕、张活游”等人 （《〈哀乐中年〉招待影剧界》，香港《大公报》1951年4月23日） ；另一家真光戏院，也在5月底获权放映《哀乐中年》，此时广告已直接地将该片称为“本年度最卖座影片”了 （电影《哀乐中年》广告，香港《华侨日报》1951年5月30日） 。事实上，彼时彼刻，这部影片的大受欢迎可能还有一个隐秘却重大的缘由，恰在于它是“三年前在旧上海摄成的国语片”，对于影院里的南下观众来说，影片里旧境旧景、人生哀乐与浮世悲欢，都在召唤和触动他们。

紧接着，情感的拉丝更细更密也更长的《不了情》在国泰戏院登场。电影海报上有对“健康的主题”宣告：“揭露旧式婚姻的病根！指出男女恋爱的正道！” （电影《不了情》广告，香港《大公报》1951年5月21日） ；也有以导演之名趁热打铁的召集：“《哀乐中年》导演桑弧又一巨献”“本院连满一百一十场之《哀乐中年》大导演” （电影《不了情》广告，香港《大公报》1951年5月24日） ；不过，比导演名更居视觉中心、字体也更大的是编剧“张爱玲”。此时的张爱玲，还在解放后的上海：她以笔名“梁京”在《亦报》上连载了长篇小说《十八春》，桑弧期待这是她“创作生活上的再出发” （叔红[桑弧]：《推荐梁京的小说》，上海《亦报》1950年3月24日） ，她也以这个笔名为桑弧导演的新片《太平春》写了影评；她还在夏衍的关注下，参加了“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因为《不了情》，她的名字出现在香港海报和报纸上的时候，《十八春》已在报上连载完，她可能为单行本的出版忙着修订，也可能已经在着手写中篇小说《小艾》，几个月后它又将在《亦报》上连载。

《大公报》上的《不了情》广告

影片《不了情》在国泰戏院的上映时间不长，从5月23日到31日，仍是“连日满座”，似乎应和与印证着海报上的那句：“人孰无情，谁能遣此”？

那些天里，独自走进国泰戏院看《不了情》的，有一位张爱玲的读者：

这样的文字“显然”出自一位年轻女性：爱读书也爱看电影，知性而善感。她对张爱玲的文学作品的评价虽只三言两语，却能让读过的人有所会意，没读过的增添了解。她叫“姚馥兰”，在香港《新晚报》副刊“下午茶座”里写影评专栏，5月8日刚开张——那是在《哀乐中年》在国泰映完后不久，她没赶上为之写点什么，直到《不了情》上映才有机会表示仍“不能淡忘”。她的“馥兰影评”专栏以谈论大仲马原著改编影片《几度山恩仇记》（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现译为“基督山伯爵”）开场，这部首映于1934年的好莱坞影片，当时正在香港重映。到底是率真烂漫的女孩子，一篇影评就泄露了作者的性别、籍贯与周遭，她的形象和性情也跃然纸上。文章开头即“叔叔”的问话与她的回溯，收尾则是她观影回来，与“谟”的交流对话，寥寥几句，却情境感十足：

中间部分的具体评论，显示了作者不俗的文艺修养与品鉴能力，遣词造句尤显委婉柔和，也会忍不住说笑打趣，如同亲切灵动的邻家女孩在聊天。“馥兰影评”差不多日日更新，这位当时稀有的“女性”影评人，有意识地营造起女性特质的限制视角，同时呈现“她”的日常生活：出现尤多的是在香港与之生活的叔叔一家，包括叔叔、婶母、小表妹阿玲、表弟丁谟、胖子表哥等，他们错落有致地现身，七嘴八舌地提供不同人群的观影感受，这些构成了电影批评实质内容的前置语境，让读者觉得轻松自然、可信可亲；在此基础上，姚馥兰又与普通邻家女孩拉开距离，呈现沉稳好学、知性善解的一面，传达自己的电影观点，引导读者理解影片。

姚馥兰的《不了情》评论刊载于5月27日，正是影片上映期间。她在文中介绍了影片故事，说到里面的情节有许多小说、电影都用过，但导演桑弧仍能不落窠臼地处理细节并巧用道具，“情感刻划得非常细腻”；她不太满意陈燕燕的表演，指出她“在片中说话腻腻的‘浓得化不开’，是我日常生活中从来没听见过的”，她并未像观影前所担心的“难受得会哭”，而是“看了之后，有一些‘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之感”——这些点到即止的评说可算敏锐，近三十年以后，张爱玲为《不了情》改编的小说《多少恨》撰写“题记”，就说到陈燕燕身上“特有的一种甜味”，并将《多少恨》收入了名为“惘然记”的文集，文集序言里念叨与回荡的也就是李商隐的这句诗 （张爱玲：《〈多少恨〉前言》，收入《惘然记》，中国台湾皇冠出版社，1983年） 。

刊载“馥兰影评”的《新晚报》是《大公报》的子报，属于当时香港左派文化系统，它是香港左派文艺界适应时势需要，调整布局与策略的产物，办刊方针灵活务实，是更为贴近市民生活的“面目不左的晚报” （罗 孚：《当〈新晚报〉创刊时》，香港《文学研究》2006年9月第三期） 。“馥兰影评”无疑是这随和平易的“晚报风”的典型代表，与此同时，它仍葆有着左翼电影批评的传统：要求影评人是“一个进步的世界观的所有者” （夏衍：《电影批评的机能》，《夏衍电影文集1》，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12页） ，重视影片的启蒙与教育功能。在这篇《不了情》影评的最后，姚馥兰的态度由低徊转为昂扬，表明她“很不同意”影片“灰暗的结局”与“这种完全没有出路的绝望”，并对影片的人物塑造与意义揭示提出批评，“是不是要年青人都甘于做‘命运’的奴隶呢？为甚么把他们表现得那么懦弱，那么衰老呢？就说揭露病态的社会吧，也不够深刻，只是在一些小事上进行讽刺，而不是作有力的批判”。

作为一位来自上海的、在香港投亲的年轻女性，姚馥兰的“双城”初始设定竟有些像张爱玲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但除此之外，再说不上什么相同。姚馥兰看《不了情》之前说自己“感情脆弱”，但读完她这篇七百多字影评文字，尤其是结尾处，读者会觉得她对此要么夸张要么谦虚。她是非常有主见的，专栏写作也格外有形式上的自觉。过了几天，5月31日，她宣布要将专栏名做一字之改，由“影评”变为“影话”，“有许多人觉得我写的与一般的‘影评’不同，既然来信中十分之九的人都觉得这种方式很有兴趣，我以为还是可以如此继续下去的”，她自称是“闲谈式影评”，强调自己年轻女性的身份与日常情境化的影评书写，“一来，自己常觉得不好意思，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有甚么资格对人家长期辛勤工作的成果妄下断语呢？二来，我常不自禁把自己日常琐事拉扯进去……所以从今天起，决定把‘影评’改称为‘影话’” （姚馥兰：《答读者》，香港《新晚报》1951年5月31日） 。

“馥兰影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