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七十七年前的明天，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远在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开动之前，纳粹的宣传机器已经对德国民众进行了一波波的洗脑。这台宣传机器的引擎，就是纳粹元凶之一——约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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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培尔。德国纳粹史专家拉尔夫·格奥尔格·罗伊特的《戈培尔传》，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用生动的笔触，勾勒了戈培尔的一生。
修订版前言
1943年2月,作为对斯大林格勒那场灾难的回应，他在柏林体育馆的演讲中高声呼：“你们想打这场总体战吗？”至少在此时他已最终深深印在全世界所有人的意识里——约瑟夫·戈培尔。他被当代史称为第三帝国的一个“关键人物”。毫无疑问他是这样一个人物，他的名字成为一种宣传的代名词，而这种宣传将整个民族变成了一个一心想征服世界的独裁者手中驯服的工具。虽然民族社会主义宣传的各种准则出自希特勒，但其取得决定性成功却与约瑟夫·戈培尔的本性有着特别的关系。因社会引发又由自卑情结滋养的刻骨之恨、源于其天主教出身而且不受任何诱惑的信仰需求以及大才大智在他身上混合成一种用以影响民众的独一无二的武器。这个跛脚之人是对希特勒的灾难性补充，是一个后果严重的共生体的一部分，这个共生体让“元首”在绝大多数德国人的感觉中变成了一个拯救者的形象，人们顺从地跟随着他步入了深渊。
1933年4月24日，德国莱特城的人们在听戈培尔演讲
这就是这部传记的主线，在这里戈培尔没有被理解为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汇聚点，而是一个参与塑造历史的个体。本书出版于二十多年前，为当时一片混乱的解析戈培尔打开了一个缺口：战后的维尔讷·施特凡和库尔特·里斯在他们的传记里将他妖魔化，试图以此解释他们解释不了的东西。1960年曼弗尔和弗伦克尔将戈培尔阐释为所得极少但却在世界观和元首信仰中寻得补偿的人。赫尔穆特·海贝尔在其两年后出版的书中将戈培尔描述为没有信念的投机主义者和“已呈疯狂之态的市侩”，最终使其成了可笑之人，因为他将这位狂热的宣传鼓动者“真正的本质”简化为他永远也没有抑制住的青春期狂热。维克托·赖曼将他阐释为理性的宣传鼓动者，约阿希姆·费斯特在一个肖像速写中将他描述为“最后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而罗尔夫·霍赫胡特则完全不同，他在一篇随笔中已经相当接近真实地将戈培尔解析为“因被迷倒而又迷倒他人的信徒”。
本传记勾勒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戈培尔的人物全貌，这部已被译成许多语言的传记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得益于占有的原始资料比上述著作要丰富许多。在这方面必须首先提及的是仅转让给本作者、第一次被使用的戈培尔1924年以前的遗物。这些文件的使用权原本属于瑞士律师和戈培尔的崇拜者弗朗索瓦·格诺特，因而人们根本无法接触到这些遗物。付出了许多努力和耐心之后，一个布质旧箱子终于在慕尼黑皮珀尔出版社的会客室里为一个传记作者打开了，几百封书信、无数文学试笔和其它文件、一些包在棉纸中的约瑟夫·戈培尔大学时代的褪色照片展现在他面前。这些前不久在美国进行过拍卖的文件让人震惊地看到了一个遭社会排斥的残疾人的贫困生活，犹如教育剧本一样清楚地表明这样一个人如何因一个又一个希望的破灭变成了一个仇恨者。
除了这些能让人触摸到戈培尔个人特性核心的遗物之外，本书作者是能够使用大量与那个时代密切相关的约瑟夫·戈培尔日记的第一人。这些日记表露出自负的自我陶醉和自我欺骗，使用这样的原始资料须具备特殊的批判眼光，然而它们却使人深入进约瑟夫·戈培尔的生活，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做到的。当时本传记作者还不得不追溯多种版本和各种库藏档案，这促成作者依据一切所得于1992年出版了一部当时可供使用的戈培尔日记五卷本选集并附有评注，到了2008年终于有了一部全集版。这部三十二卷本的戈培尔日记全集是埃尔克·弗勒利希受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委托出版的，它的出版历时近二十年，其间得到了俄罗斯国家档案机构的帮助，遗憾的是没有评注。这部全集依据的是存于莫斯科的1945年用玻璃板摄影法拍摄的日记，不过另有其源的部分原稿也是其依据之一。因而此项目几乎囊括了约瑟夫·戈培尔的所有日记，只是缺少4月最后那些日子的，戈培尔的同僚维尔讷·瑙曼自称在逃离地下堡垒时将那部分日记弄丢了。
联邦档案馆的库藏档案，宣传部长的众多著作和报刊文章，首次因撰写一部戈培尔传记而系统查阅的在所谓的“战斗年代”里法院审理的大量戈培尔案的材料（其中一部分是作者在柏林莫亚比特州法院检察机关的阁楼上翻找出来的），它们构成了本书所依据的原始资料的另一个支柱。国内外一些档案馆的小批量库藏档案使本书的资料更加完善，其中就包括能够说明这位柏林党区领导人影响力的霍斯特·威塞尔的政治笔记，这些笔记存于波兰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图书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下落不明。
自本书出版以来戈培尔研究领域还有什么新成果？除了一些重要的、确证了本书的见解的细节研究之外，例如关于戈培尔思想形成、他1943年2月在柏林体育馆发表的那次演讲的意义以及他与犹太人关系的研究，这里必须提及两部戈培尔传记：一部是托比·撒克之作，他将重点放在作为个人和作为政治家的戈培尔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不愿该书视为一部面面俱到的传记；另一部应提及的传记出自彼得·隆格里希之手，出版社为该书做广告时称它是未来年代里阐释戈培尔的权威之作——即使不是数十年。
隆格里希这本九百多页的书至少在阐释这位宣传鼓动家的早期阶段时基本依照本传记，它在总体上认可本传记对戈培尔这一人物的阐释，尽管它与本传记有一些细小差异。本传记使用的是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切入点，而这位伦敦社会历史学家的著作则完全不同，确切地说它是一个侧重宣传活动的、传记和民族社会主义通史的混合体。与所有戈培尔传记作者一样，隆格里希首先依据的也是日记。虽说作为原始资料的日记不可或缺，但认真探究日记的背景情况也十分必要，因为其中的一部分文字是写给后人看的。显然传记作者隆格里希并非总能避开这种宣传意图，而学术界也一致认为他与戈培尔日记未保持足够的距离，对原始资料未保持批判的眼光。
对隆格里希那部传记的认可也促成皮珀尔出版社将这部经全面修订的传记作为学术版重新出版，为此理应致谢。这次修订的中心是考虑使用完整的日记。然而这并不是用日记摘录“扩充”之前的文本。确切地说，在本传记1990年版未能使用的日记中，我只使用了能进一步说明事实真相的部分，例如戈培尔对犹太人的仇恨的形成，而如有必要则修改之前的文本。出自第三帝国时期出版的部分日记（《从凯撒霍夫到总理府》）的引文在合理的范围内由原始记录所取代。除了录入最重要的新文献和修订附录之外，还补入了个别注释。本传记一如既往没有采用此间在当代史写作中流行的道德评价，然而约瑟夫·戈培尔的人生经历，尤其是他在第三帝国扮演的角色则自然而然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拉尔夫·格奥尔格·罗伊特
2012年夏于柏林
戈培尔在第二次“勃兰登堡大会”上演讲
第一章
上帝为何将他造就得遭世人讥笑嘲讽？
（1897—1917）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降生的1897年，德意志帝国正处在其辉煌时期。帝国是二十五年前战胜法国后建立的，之后即以惊人的速度跻身于强国之列。在政治方面它与各殖民强国争夺着“太阳旁的位置”：“以世界政策为使命，以世界强国为目标”，这就是军界和经济界为此提出的口号。这一口号使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各阶层感到欢欣鼓舞，使德国在倒向法俄同盟的同时也陷入了与不列颠帝国的冲突之中。在戈培尔出生的那一年，德皇威廉二世正在积极筹划谋求世界强国的地位。他委派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组建一支强大的德国舰队。
这支舰队不仅应体现帝国的强盛，而且也是新的海外原料来源地和销售市场的保障。世纪末的德国尤为有资格回顾经济的迅猛发展。在世界贸易中年轻的帝国已经排在英国之后位居第二，在工业总产量上已经赶上了这个此前居于领先地位的经济强国。由于对自然的驾驭在一天天扩展，由于知识水平日新月异，发展似乎没有止境。
然而这一迅速展现的鼎盛也带有一些末世之像，它们表现在种种矛盾之中：虽然威廉二世还在炫耀着大选帝侯和伟大的弗里德里希的威严，但各种集团利益早已左右着政治；虽然经济、金融和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决定着时代的特征，而有理性的批评家马克思、尼采、瓦格纳和弗洛伊德则看到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的末日已经到来。
尽管新时代主要在各大都市宣示着自己的来临，但帝国所有的地方都已经为它准备好了条件，戈培尔家族的起源地下莱茵地区也不例外。这片宁静的天地带着浓厚的天主教色彩，具有古老的乡村手工业传统，现代工业已经在这里立稳了脚跟，具有悠久历史的纺线作坊和织布作坊发展成纺织工业。各中心区域提供的工作吸引着那里的人离开乡村，因为它们为他们展现出更加美好的生活前景，然而对于很多人来说，种种憧憬后来却消散在越积越大的城市无产者群体那凄惨悲凉的日常生活之中。
当时有不少人离开自己的村子前往处在上升时期的工业小镇莱特找运气，约瑟夫·戈培尔的祖父康拉德就是其中之一。莱特“在杜塞尔多夫附近，离科隆不太远”。这位小农来自于利希附近的格威尔斯多夫，后来娶了来自贝克拉特的铁匠女儿格特鲁德·玛加蕾特·罗斯卡姆普。康拉德在无数家工厂中的一家做工，终生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他的儿子弗里茨（约瑟夫·戈培尔的父亲）出生于1867年4月14日，作为穷人家的孩子他很早就得帮家里挣钱，一开始在莱特的W.H.莱纳尔茨烛芯厂做僮仆。即使这家工厂也需要越来越多的领导和管理人员，因而勤奋的工人便有了升迁的机会。弗里茨·戈培尔就利用了这样的机会。他的儿子约瑟夫·戈培尔后来写道：他总是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工作，“尽管它是那么微不足道”。他升迁当上了小职员，作为所谓的“立领无产者”负责书写类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提升为会计员。到了二十年代，已经称作“烛芯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者莱纳尔茨甚至给了他代理权，藉此这位经营者的家庭终于在小市民阶层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1892年弗里茨·戈培尔娶了卡塔丽娜·奥登豪森。她出生在界河沃尔姆河荷兰一侧的于巴赫，在莱茵达伦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她父亲约翰·米夏埃尔·奥登豪森是个马掌匠，不到六十岁时死于心衰。为了养活他们的六个子女中还极幼小的孩子，寡妇约翰娜·玛利亚·卡塔丽娜（婚前姓柯尔弗尔斯）去给一个远房亲戚“大神甫”料理家务，他们毕恭毕敬地管他叫“先生”。尽管能带几张嘴到牧师家吃饭（他们很少坐在桌子边吃），也只能稍稍缓解他们那艰难的生活境况，因此她女儿卡塔丽娜很早就不得不去了一家农庄做女仆，直到工人弗里茨·戈培尔娶她为妻。
戈培尔一家生活极其简朴，他们住在奥登基尔欣街一百八十六号的一个小套房里，今天那里的门牌是二百零二号。在康拉德、汉斯和夭折的玛利亚之后，他们的第三个儿子保罗·约瑟夫于1897年10月29日在这里降生。他和两个哥哥之间各差两岁，两个妹妹生于世纪之交之后，伊丽莎白生于1901年，玛利亚生于1910年。他与他的兄妹在一个完好的家庭中一起长大。他父亲弗里茨·戈培尔责任感很强，具有普鲁士人的直率，“依照自己对爱的理解”爱着自己的孩子。“他似乎更爱自己的妻子，因此他总是有一种需求，要通过一些小手腕和刁难去烦她，有种人总觉得自己付出的爱多于得到的爱，他这种做法和此类人一样。”约瑟夫及其兄妹非常惧怕父亲“斯巴达式的教育”，对母亲的善良评价很高，她淳朴谦虚，偏于忧郁。约瑟夫和母亲保持着一种特别亲密的关系，她也特别偏爱自己这第四个孩子。约瑟夫后来说：她是那么“宠爱”自己，或许只是因为生他时她险些丧命，她大概是把“欠丈夫的爱”给了这个儿子。后来他美化她正是因为她那“令人捉摸不透的简朴”。对他来说，母亲是“最好最忠实的赞赏者”。在他眼里，母亲一生都是他父母家的基准点，直到二十年代中期父母家对他都起着一种避难城堡的作用。
戈培尔一家人稳重严肃。人们常常将他们的“忧郁”性格与下莱茵的单调景色以及根深蒂固的天主教联系在一起。对于普通人来说，当然也包括戈培尔一家人，天主教是一种生动而形象的信念，依据这种信念，高踞于万物之上的上帝对尘世进行着惩罚和褒奖，只要经常捏着念珠向他祷告，他就会多施恩惠。由于担心上帝发怒，人们必需对他及其尘世的黑衣仆人表示出最恭顺的敬意。每天去教堂，忏悔，一起在家里做祷告，祷告时母亲用圣水在双膝跪地的孩子们的额上画十字，这些就像天天吃饭一样属于戈培尔一家生活的一部分，而为了生计父亲在莱纳尔茨烛芯厂拼命工作着。
大约在约瑟夫出生两年后，戈培尔一家再次觉得必须感谢上帝。弗里茨·戈培尔被提升为店员，从此每年能挣两千一百马克，其中包括一次性发给的二百五十马克的节日费，于是一家人便有了迁入达伦街一所更为舒适的套房的可能。不过到了世纪之交第四个孩子伊丽莎白降生时，这所套房也显得十分狭小了。节俭和勤勉使戈培尔一家能够于当年买下一所小行列式住宅，这种行列式住宅是那个地区的典型建筑。新住所还是在达伦街，但离镇中心要近一些。这所“不起眼”的小房子的门牌是一百四十号，后来改为一百五十六号，它经历了一个个风风雨雨的时代，今天依然还在，约瑟夫·戈培尔将其视为自己的祖屋，因为他在这里才“开始真正领悟人生”。
然而对约瑟夫来说人生一开始便异常艰难。在孩童时期，因患“伴有可怕的高烧型谵妄”的肺炎他险些丧命：他挺了过来，但却成了一个“羸弱的小家伙”。世纪之交后不久约瑟夫患了骨髓炎，他自己曾说这是他儿童时代决定人生走向的事件之一。他在自己的“往事录”中写道：在一次与家人一起长距离散步后，他的右腿极其疼痛，“老脚疾”再次变得明显了。家庭医生和按摩师用了两年时间尽力消除他右腿的麻痹症，而且似乎已经治愈了。然而到后来他们不得不向绝望的父母直言相告，约瑟夫的腿将“终生麻痹”，将伴随着整个成长发育期，逐渐变为畸形足。弗里茨·戈培尔和卡塔丽娜·戈培尔不甘心，甚至带着约瑟夫去找过波恩大学的教授，在那个世纪之初对于一个小职员来说这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然而即使那些专家对此也只能“耸耸肩膀”。他装了一个不起眼的矫形器，支撑着他那只麻痹的脚并使其能直立，瘸着腿走着他的人生之路。男孩长到十岁时，明兴格拉德巴赫的玛利亚济世医院的外科医生为他做了手术。手术没有成功，于是最终只得放弃了让男孩避免畸形足的希望。
父母觉得约瑟夫·戈培尔的这一不幸是降给家庭的灾难，尤其是他母亲，在当地人具有天主教特色的一般想法中，与此紧密相连的是忧虑的联想。因而卡塔丽娜·戈培尔总是牵着她的“小于普欣”的手带他去莱特的圣母教堂，在那里跪在他身边悄声祈求上帝赐给孩子力量，将不幸驱离他和家庭。由于担心街坊邻居说三道四，她甚至声称约瑟夫遭受的痛苦不是源于疾病，而是出于一场意外。据说当她将孩子从一张长椅上抱起时，没有觉察孩子的那只脚悬着挨不着地。不过在他得病之后，很快就有人说小约瑟夫“长得不像家里人”。
男孩本人大概也弄不明白自己的残疾与信仰之间的种种臆想出的关联。可这些关联，尤其是成年人那种满含同情而又伤人感情的目光以及小伙伴的嘲笑，让他意识到这一肢体缺陷是个人身上的一种病态，一种使一切都黯然失色的病态。很快他便认为自己低人一等，不愿上街，越来越多地躲进达伦街那栋小房子二楼自己那狭小的房间里。他二十二岁回忆自己的少年时代时曾写道：那时他总认为同学们与他在一起时很别扭，“因为他无法再像他们那样奔跑跳跃，有时候孤独对他而言成了一种痛苦。［……］其他孩子游戏时都不乐意带他，自己落单并非只是自己的意愿，这种想法使他感到孤独。这种想法不仅让他感到孤独，而且让他感到痛苦。每当看到其他孩子奔跑嬉闹跳跃时，他便嘟嘟囔囔地抱怨自己的上帝［……］给了自己这样的遭遇，于是他憎恨别的孩子没和他一样，于是他取笑自己的母亲还喜欢这样一个残废儿。”
1904年复活节过后他开始在父母家附近的国民小学上学，此时这个脑袋奇大、右脚萎缩、显得笨拙的瘦弱男孩的困境没有任何改观。同学们都不喜欢他，因为他性格内向不合群。老师们也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个执拗“早熟的男孩”，而且还不勤奋。若他又没有做作业或是惹怒了他们，他们有时会揍他。大概正因为如此，他对自己小学时期的记忆，尤其是对那些老师的记忆基本上都不好。他将一个老师描绘为“虐待我们小孩子的无赖混蛋”，将另一个老师描绘为“信口雌黄的骗子”。他只喜欢一个“能带着真正的热情讲述”的老师，他善于激发这个男孩的想象力。
因做脚部手术他不得不住了三个星期的医院，其间他从早到晚都在看从一个同学那里借来的童话。“那些书唤起了我的阅读乐趣。自那时起我贪婪地读一切印出来的东西，包括各种报刊，还有我对其一窍不通的政治。”他详细读着父亲以前买的一套两卷本的旧版小迈尔百科全书。很快他就明白了，自己有能力凭借知识领域去抵消在肢体方面受到的歧视。自卑感驱使他不断进行着过度补偿。他无法忍受某个人“在自己擅长的方面比自己知道得更多，因为他认为其他所有人都很差，因而想在才智方面也将他排除在他们的圈子之外。这种想法激励着他勤奋用功，为他填充着能量。”他在他的班级里最终成为优等生之一。
弗里茨·戈培尔和妻子都怀着一个意愿，希望他们的孩子将来过得比他们好，他们满意地注意到了约瑟夫用功好学。他们竭尽所能为此创造种种条件。对他们来说这并非易事，因为若要提高家庭的社会地位则须增加种种开销，而这些开销会立刻吞掉那些多挣的钱。作为职员弗里茨·戈培尔须带上浆的衣领，还得天天戴浆过的帽子。为了与自己的社会地位相称，他们家此时须拥有一间“上好的屋子”，里面得配上丝绒扶手椅、沙发、装饰柜、祖父祖母的两个金框像和众多的小摆设——当然得有特别的理由才使用。
弗里茨·戈培尔将支出的每一分钱都记在一个蓝色账本里，以便到月底看看或许在什么地方能省上一两个钱，尽管如此戈培尔一家还得通过家庭手工劳动额外挣些钱。“我们做灯芯，那是件非常辛苦的活，干一会儿眼睛和脊背就开始发疼。父亲晚上从办公室回到家看完报后也一起干。干这种活收入当然微乎其微。但每一分钱都用于攀上社会等级阶梯的更高一层。”在这方面戈培尔父母首先注重的是让自己的孩子享受良好的教育。
约瑟夫在智力方面最有天赋，理所当然得像两个哥哥康拉德和汉斯一样去上位于莱特奥古斯塔街的市立九年制理科中学，那所学校还带有新式文科高级中学。1908年复活节还没到，弗里茨·戈培尔就忙活着去改国民小学的毕业证书：前一个学期因残疾而误课的天数改少了，所有的分数都从“良”提到“优”。
戈培尔（上排左四）1908年和同学在一起
能够上那所更高级的学校约瑟夫·戈培尔十分高兴，这首先是“因为他此时认为自己有能力战胜那些曾讥笑嘲讽过自己的同学”。他劝慰自己说，如果新同学也因他的残疾而羞辱他，那就让他们也“学会畏惧”他。他要通过各门功课的成绩胜过所有的人，为此从上学的第一天起他就发奋学习。很快他的那些同学就来求他帮忙。他让他们感受到他的优势，“内心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他看出自己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约瑟夫·戈培尔从不叫苦叫累。他的各门功课都出类拔萃，无论是拉丁文还是地理，也不管是德语还是数学，他都成为成绩最好的学生。即便在各门艺术，尤其在音乐方面他也显示出一种简直是病态的好胜心，而父亲善意的支持更增强了这种好胜心。1919年家里甚至还为这个好学的儿子买了一架钢琴。三十多年后约瑟夫·戈培尔对自己的副官讲起，他如何被叫到父亲跟前，父亲如何向他说出了自己的打算。“我们一起去看钢琴。要价三百马克，当然是用过的，已经用得相当旧了。”然而它同时也是“教养和富裕的体现，是一种高雅生活的标志，是一种市民地位的象征”，而十九世纪第一个十年临近结束时戈培尔一家已经跨入了市民阶层的门槛。在这架钢琴边，在父亲严厉的监督下，约瑟夫·戈培尔按照一本已用得破旧不堪的达姆钢琴学校的范本练起了钢琴。
约瑟夫·戈培尔在戏剧表演方面也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天赋，还是个孩子时就在家里写过“恐怖悲剧”，在每年一次的学校演出中他都因自己的表演才能引人注目。极具感染力的倾诉、各种形体姿态和神情是他的强项。然而他不仅在业余舞台上大出风头，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他狂妄自负，常常不再是他自己，因为一切都是为了影响力。他有时也撒谎骗人，而撒谎之后会背着很大的精神包袱。当他拿上自己的祈祷书去教堂时，当神职人员听取他的忏悔时，他会设法减轻自己良心上的负担。
神甫助手约翰内斯·莫伦上的宗教课在他看来也相当重要，有一个问题不断地折磨着他：“上帝为何将他造就得遭世人讥笑嘲讽？他为何不能像其他人那样爱自己爱生活？在想爱和必须爱的时候他为何不得不去恨？”因此他抱怨自己的上帝。“他常常压根儿就不相信有上帝存在。”然而他还是将自己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上帝身上，因为只有上帝能让他期待着终归能得到承认和爱。
1910年4月初，莫伦的这位最好学的学生去这位可敬的神甫助手那里参加初领圣餐仪式。他和他的同班同学们一起去的，而在那些同学眼里他可不是个好伙伴。怀抱圣婴的玛利亚展示的折叠木片上写着“赞美歌3.4”中的歌词：“我找到了我的灵魂的所爱。”这个十三岁的中学生怀着公正将降临在他身上的希望，情愿从此用一生去实现这句箴言。他梦想着终有一天将作为“阁下”主持神圣的弥撒，或是身穿华丽的法衣跟随莱特的圣体行列仪式的队伍大步向前。父母支持男孩努力争取上大学读神学，这不单单是出于信念和脸面，还因为首选学神学教会将承担学习费用。
戈培尔（右）在初领圣餐日
那个时代的一些典型见解对他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如历史课介绍的那些见解。“我们坐在那里双手攥成拳头，闪闪发亮的眼睛紧紧盯着他的嘴唇。”戈培尔后来美化式地回忆首席教师巴尔特尔斯时这样写道，这位教师在其历史课上曾讲过伟大的亚历山大的历次掠夺征战。那是一段伟人们创造英雄业绩的历史，伟大的时代造就了那些伟人，那个马其顿人成为伟业的象征，而皇帝的德国正在取得这样的伟业。1870至1871年战争中取得的对法国的决定性胜利是普鲁士的杰作，“色当”这一地名已经成为这一胜利的象征。德国在崛起。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马克斯·伦茨、埃里希·马尔克斯等历史学家和这位历史课教师一样，都将与英国的竞争看作是很快就使德国成为世界强国那一发展进程的延续。与那个时代相适应，他们用达尔文的理论论证这种见解，即政治扩张是自身活力的证明，同时也是一种民族使命，一种服务于具有更高价值的自身文化扩张的使命。
尽管约瑟夫·戈培尔相信自己的上帝处罚了自己，因为上帝让他作为一个残疾人生活在一个崇尚大力士的世界里，然而祖国和信仰依旧是他思想的恒定因素。让他脱离现实世界的种种幻想都系于对上帝的期待。他将绝大多数时间都用在读书上，那一个个幻想都是那些书为他展现出来的。读书时他常常将自己置于英雄角色之中，他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成为的英雄。“于是虽然不再能像其他人那样嬉闹奔跑他也觉得不那么痛苦了，于是他为能有一个他这样的残疾人的享乐世界而感到高兴。”
他开始加工这些感受，拿起笔来自己写作，1912年写出了他的第一首诗，其起因是工厂主莱纳尔茨的儿子之死，他是在一次手术中死去的。约瑟夫·戈培尔以此为题作诗，满脑子虚构着自己失去了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在这里立于棺架旁，/望着你那冰凉的肢体，/你曾是我的朋友，真正的，/我们在人生中渐成知己。/你此时不得不与我相别，/舍下还在向你致意的生活，/舍下了自有其欢乐的世界，/舍下了还在为你闪烁的希望。”
除了这类“典型的中学生的哀怨”（后来他做过这种自我批判式的评点），他很快又写出了一些同样华丽不实同时又完全适合时代精神的诗，如一首写春天的诗，他在这些诗中表达了自己的种种感受。这一时期他有时会说，由于自己的诗人身份他属于特殊人之列，上帝赐予一件特别礼物的特殊人：“或许是因为上帝在他身上做了记号。”
他在学习语言过程中逐渐获得的技巧，他对文学和抒情诗的兴趣，都得益于他的德语课教师福斯。他成功地突破了约瑟夫·戈培尔在自己周围树立的不信任的高墙。福斯年轻时也“好斗”。戈培尔后来推测说：大概正因为如此他想方设法去理解他。这位老师邀请这个残疾男孩去自己家做客，给他推荐书目，和他一起聊天。关于这位“他人生中的第一个朋友”，也是中学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朋友，戈培尔曾猜测说：“似乎这位老师有时是因为自己这个不寻常学生的特殊之处才赞赏他。”
约瑟夫·戈培尔的父亲为儿子的学费和其它教育费用筹措不到钱时福斯也出手相助，介绍戈培尔给富裕家庭的孩子做课外辅导。“他的老师为他说了好话，各处的人都友好地接受了他。”他的一个辅导生的母亲关心宠爱他，他立刻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这符合处在性成熟期的少年对爱和肯定的典型需求。此时他首次开始注重自己的外表，变得不太那么内向，有时甚至还淘气。“没人知道这事，即使他爱恋的对象也不知道，这使他感到加倍幸福［……］。他躺在床上睡不着，而兄妹们已经入梦，每逢这种时候他就作他的诗，大声念给自己听，觉得他们在听他赞扬他。这是他最大的快乐。”
不过对他的青少年时期起决定性影响的依旧是严酷的现实和他遁入其中的虚构生活之间的鸿沟。有时他会非常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比如有一次他将献给他那位辅导生的母亲的诗遗忘在课桌里，第二天这些诗被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朗读，而且还以各种方式影射他的残疾。即便在最初接近异性的尝试中这个小伙子的感受也注定是可怕的。他第一次追求的目标恰恰是他哥哥的梦中情人，那是一个名叫玛利亚·里弗尔斯的女孩，和他一样也是九年制理科中学的学生。当他向她明确表白而且还伪造了写给她的情书时，事情便闹得人人皆知并导致了激烈的争吵。当女孩的父母到家里告状时，哥哥汉斯拿着剃须刀冲向他，学校也拒绝将市里的一笔奖学金发给他，弗里茨·戈培尔原以为这笔钱是十拿九稳的。虽然父亲为儿子继续受教育筹钱并不轻松，但他和两个哥哥不同，即使犯了如此严重的过错还是得上完理科中学附设的新式文科中学的三个年级并拿到毕业证，这是上大学学神学的先决条件。
1914年复活节假期过后约瑟夫·戈培尔升入中学七年级。对于当时“犹如燥热的热带酷暑”（十年后被监禁在兰茨贝格要塞中的希特勒曾如此描述）笼罩着人们的那种“沉重的梦魇”，这个尚未成年的中学生倒没有多少感受。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即使他也注意到关于是否会爆发战争的种种讨论，这场战争或许能将国内各种紧张的政治对立一扫而光，因为新的机械化生产方式和随之发生改变的社会结构与这个帝国的制度早已不再相称。难以消除的对立矛盾和迅猛的变化给那个时代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许多同时代人眼里，那个时代带有某种过度的理性，带有“某种冷漠”，因而也带有某种引发恐惧的东西，这种恐惧似乎阴沉沉地笼罩着那个时代。因此绝大多数人认为即将来临的战争是从这一切中解脱出来的一个办法。
6月28日奥地利储君弗兰茨·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随着动员令的发布，一个无法阻止的死亡程序启动了，在帝国各地，包括下莱茵那个工业小镇，人们兴高采烈地迎接战争的到来，约瑟夫·戈培尔也加入了这场祖国的合唱，他以为皇帝的大军已经越过乐土般的原野在法国首都列队行进，这仿佛就是在实现他在历史课上学过的那些东西，就是在实现神甫助手在布道坛上宣讲的那些东西，就是在实现他本人隶属的小市民阶层欢欣鼓舞地宣传的那些东西。
那些日子的集体经历也影响到了年轻的戈培尔，因为对十六岁的他来说，这场战争隐含着一个对美好未来的希望。他从小就渴望“成为其中一员”，8月初动员令发布后，他站在人群中向踏着整齐步伐的军队欢呼，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残疾，此时他终于体验到那种传达着安全感的团结一致的感受。对他来说这就像在做礼拜，只是不是跪在教堂里而是站在街道旁，随人们唱起的不是“赞美我主”而是“德国，德国高于一切”。
他很想与那些能立刻为祖国奔赴战场的人为伍，比如他哥哥汉斯、他的同学弗里茨·普朗以及他刚刚结识的理查德·弗利斯格斯，因为“战士”（他在一篇作文中这样写道）“为了妇女和孩子、为了畜群和家园、为了故乡和祖国奔赴沙场奉献自己生气勃勃的年轻生命，去为祖国尽最崇高最光荣的职责”。然而他常常诅咒的残疾又一次使他成了局外人，即使复活节后他让人出具的那个“具备科学才能可服一年义务兵役证书”也于事无补。大概是为了避免常常面对这种失落，在战争的第一个冬季去帝国银行做了几周义务工的约瑟夫·戈培尔很少关心作战行动的具体进程，而是满足于了解大体情况，如各战线的局势是好还是不太好，因为那里的局势绝对不可能糟糕。
高中生戈培尔（居中者）
英勇的陆军在走向“最终的胜利”（他在另一篇作文中这样写道），从此时起他认为在由同样不可缺少的“非战士”组成的“能干的群体”中发挥作用也是自己做出的一份贡献。许多地方的最高指挥官发布命令要求平民严密注意后方战线的可疑分子，他严格照着去做。莱特镇要为自己在沙场征战的子弟送上“圣诞爱心礼物”，校长将包装礼物和写地址的任务分配给大家，他表现得特别热心勤快。约瑟夫·戈培尔也为自己争取到一份任务，在那些天里这项任务让他觉得虽无法身临“前线”但也属于那里的一员。
此时他也更多地向同学们敞开了自己的心扉，与胡贝特·霍姆培施和维利·齐勒斯成了朋友。他们入伍后他定期给他们写信报告家乡的新闻，特别是高年级教室开始变得越来越空的学校的新闻，而他们则兴奋地向他这个“住在偏远的西北老林子里的人”讲述各自的军旅经历。约瑟夫·戈培尔羡慕的轻步兵维利·齐勒斯写信告诉他，自己现在的生活要比从前的学生时代好一千倍。齐勒斯的梦想和所有的“灰装军人”一样，那就是有朝一日佩戴着铁十字勋章作为英雄荣归故里。
对年轻一代尤具控制力的民族精神快感也遮掩了约瑟夫·戈培尔的出身，即将成年的他是“立领无产者”的儿子，正在上文科中学的高年级，周围尽是些商人、公职人员和医生的子弟，在和平年代他的这种出身肯定会给他带来比战争年代更多的麻烦。正是出于此因这个年轻人心中才可能形成一个“真正的民族共同体”的幻象，一个不分普通人和富人的民族共同体的幻象。不过由于在学校成绩优异，戈培尔当然已不再属于普通人之列。1915年7月他给躺在西里西亚一家野战医院的维利·齐勒斯写信说，他“恐怕永远”也不会赞同贺拉斯喊出的那句“我憎恶下等人”。与此相反，他想用作家威廉·拉贝的一句话指导自己，拉贝对老百姓的理解无人能出其右。拉贝曾说过：“请留意那一条条小巷！”戈培尔将此话理解为对下等人的关注，不过他同时也没有忘记“我们的更高任务”，即“力求向上”，拉贝对此的表述是“请抬眼仰望那一个个星球！”
除古典作家之外戈培尔十分敬仰作家戈特弗里德·克勒尔和特奥多尔·施托姆，但他认为拉贝是一个“光辉的楷模”，这首先是因为戈培尔认为拉贝在其小说《来自森林的人们》中的被传讯的老乌莱克斯身上创造出“德意志理想主义者和幻想者的典范”。戈培尔认为他不仅借助这个人物而且也在其创造者身上重新认识了自己，关于拉贝以及他的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的幻象他这样写道：拉贝在其一生中总是仰头向上看，“因而他能够忍受多年被冷落，而且未失掉自己的幽默，未失掉自己的生活勇气，继续孜孜不倦地工作，完成自己的毕生事业，只有少数几个朋友赏识他，几乎整个德国都错判了他，可他依旧坚信自己的崇高使命。因而他一直在努力，如果说不是为了自己周围的人，那就是为了下一代。我们不就是这一代人吗？”
这场战争好像送给住在达伦街那栋小房子里的约瑟夫·戈培尔一个美好的世界，或者说至少送给他此前一直无法得到的东西中的一部分，所以他觉得这场战争归根结底是上帝作用力的体现，战争头几个月他在福斯的德语课上写的那些慷慨激昂的作文就反映出了这一点。他在作文里引用解放战争中那些老先哲的诗句“上帝令钢生铁长”，套用早已逝去的那些时代的种种神话，说在朗格马克准备冲锋的战士的祖先“唱着歌欢呼着奔赴战场”。在战场上不留姓名死去让这位留在家乡的人感到“美妙而荣耀”，被美化成神圣之举和“祖国祭坛”上的献祭，就像早先基督为了人类被带上各各他山献祭一样。在约瑟夫·戈培尔的世俗目光里，宗教和爱国主义似乎融合在了一起。
他认为可以确定，除了福斯和刚刚荣获铁十字勋章的巴尔特尔斯，他的那些老师“普遍在逃避工作”，而且神甫助手莫伦也不与大家分享祖国的乐观情绪。1914年8月之前莫伦就已经表现出悲观情绪，向他的学生讲述即将到来之事的可怕。由于他还继续散布违背时代精神的言论，约瑟夫·戈培尔对他越来越持怀疑态度，但却并未因此从根本上怀疑他的权威。
然而这位中学生很快就体会到莫伦的种种提醒是完全恰当的，在奥古斯塔街的理科中学里，大家一次又一次为某个“前学生”为皇帝和祖国英勇战死而悲痛不已。由于已经有了那些牺牲者，接到让康拉德1915年8月1日入伍的通知时戈培尔一家不再像前一年那样无比兴奋高兴，而是怀着复杂的感受，一方面为他也能穿上皇家军装为德国奔赴战场感到骄傲，另一方面又为他可能遇到的危险感到不寒而栗。
1915年秋天伊丽莎白的病又给一家人添加了额外的忧虑，到了万灵节忧虑变成了悲痛，肺痨（当时人们习惯这样称肺结核病）夺走了女孩的生命。约瑟夫·戈培尔和弗里茨·戈培尔在她的床边念着主祷文，被临时征召入伍去了亚琛的首席教师福斯给这位聪明的弟子写信说，这些日子恐怕没有谁“未失去一个亲爱的人［……］我们只能互相抚慰，我们必须高高昂起头，因为我们还没有精疲力竭，可我们不知道在和平钟声最终敲响的那一伟大而幸福的时刻到来之前还得经历些什么。”
他将妹妹之死带来的悲痛也写进了诗。到第二年夏初，这一悲痛之外又添加了对在西方战场厮杀的哥哥汉斯的性命的担忧，这种担忧揪心裂肺，家里人已经好几个星期没得到他的任何音讯。另外因战争延长而负担重重的日常生活也单调无聊。学校高年级教室里仅坐着为数不多的学生，他也缺少谈得来的人，作文题绕来绕去总是围绕着一个问题：“我们为何必须、想要和将会取得胜利？”已经归来的福斯有一次让学生写一写希望的力量，对此约瑟夫·戈培尔写道，它是“让我们能够忍受充满鲜血眼泪的非常岁月”的力量，随后他还引用了乌兰德作品中的话：“噢，可怜的心，快忘掉那熬煎，一切必将很快转变。”
达伦街的戈培尔一家终于得到了令人宽慰的消息，说汉斯毫发无损地关在法国战俘营里，然而约瑟夫当初的精神快感却所剩无几了。一篇篇关于德国获胜的报道从未带来一场胜利，这些报道也让他明白了，距离最后决战，距离与其相关联的各种期待和愿望变成现实，前面还有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要走。此时他收到的一封封同学的战地来信似乎也向他印证了这一点。极其慷慨激昂的空洞套话已经变成对物资严重匮乏的生活的客观描述，不过一种强烈的对祖国的责任感一如既往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他的同学下级军官霍姆培施给他写信说自己宁愿坚守“到最后”，也不让“敌人侵入内地，也不让我们后方的家人和故乡的财产陷入危险”。
这些有书信来往的人之间的关系渐渐相互疏远了，他们毕竟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这方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约瑟夫·戈培尔的第一段恋情，对方是一个来自相邻的莱茵达伦的姑娘，他俩的恋情始于1916年复活节，也就是“凡尔登地狱”时期。姑娘名叫莱讷·克拉格，虽然“人不聪明”，但在她那个年龄的女孩子中是非常漂亮的。后来他写道：他们第一次在莱特的伽尔滕街上亲近时他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他简直不敢相信他“这个可怜的残疾人［……］吻了最漂亮的女孩”。而莱讷欣赏的是她的“如意郎”的聪明才智：“与你相比我是那么渺小。［……］你似乎值得我崇拜。我会禁不住地去崇拜。”她在自己发出的许多封信的一封中这样写道。然而不久后他却问自己因何会爱一个自己认为愚笨的女孩，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爱尽管无害但却带有不洁因素”。他所说的“阴暗之处”不过就是被归结为本能冲动的渴望，甚至就是性欲，他认为那是卑鄙的，在他眼里简直就是作恶的尝试。因此他在与“性”“搏斗”，最后他认为自己陷入了病态，因为在这场搏斗中他面临着失败的危险。当他和莱讷·克拉格夜里被关在莱特皇家公园而她成为“施爱的女人”时，他大概已彻底输掉了这场战斗，随之也失去了自己纯净的良知。
饥饿之年1917年的3月约瑟夫·戈培尔通过了毕业考试。与以前历次成绩单一样，他这份毕业证书上的成绩也显得十分突出，宗教、德语和拉丁语为“优”，希腊语、法语、历史、地理为“良”，甚至连他自称“没有天赋”的物理和数学都是“良”，因此他被免于“口试”。因为他曾写出过最优秀的德语作文，所以被允许代表年级致毕业词——形式完美，他那个时代的精神本来就带着过于慷慨激昂的对祖国的爱，而他的致词则是有过之而不无及。那年的3月21日，在学校礼堂里的讲台后面，瘦弱的约瑟夫·戈培尔面对全体教师、学校领导和学生致了毕业词。在他的致词中可以看到支配着他那一代人的世界观的所有观念，而且他已将这一世界观化入自己的内心。他用激动的声音向听众高声说道：他们“是伟大德国的成员，整个世界都惧怕而钦佩地仰望着的德国”。他还讲到了民族、“诗人和思想家的全球使命”，这个民族现在必须证明“它比已显现出的更优秀，它本身就具有做世界政治和精神领袖的资格”。他像个尚武的军人一样讲到“坚如钢铁”的俾斯麦，讲到“毫无拘束地对上帝和世界”拔剑出鞘的“我们的皇帝”。最后一切都在神圣的升华中达到了巅峰：“啊，德国，强大的祖国，我们父辈的神圣之国，巍然屹立，在困境和死亡中巍然屹立。你显示了自己的英勇力量，也将在决战中获得全胜。［……］我们不为你担忧。我们信赖永恒的上帝，他要正义获胜，未来在他的手中。［……］上帝赐福祖国。”
据说讲完毕业致词后，他的校长拍拍他的肩膀说可惜自己没有做演说家的天赋。然而约瑟夫·戈培尔并不打算做演说家，也不再打算在布道坛上讲道。他早已抛弃了学神学的计划，令父母十分失望。早在1915年福斯就建议他上大学攻读德语，另外再加学荷兰语作为补充。或许是着眼于将来的兼并，福斯那时所持的观点是走这条路他的学生战后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参加国家考试。因有几个假期呆在亚琛附近（他母亲是在那里长大的），约瑟夫·戈培尔在学习荷兰语方面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尽管如此他暂时考虑的还是学医学，不过在福斯的劝阻下后来又放弃了。在福斯的催促下他选定了古典哲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和历史。
“让我们解放”的“渴盼已久的时刻”来到了。然而这一时刻却并不像戈培尔在毕业致词中大肆渲染的那样，世界既未“在5月初清新的朝霞中”展现在他面前，也没有什么理由“醉眼望尽世间秀色和幸福”，更没有什么理由欢呼雀跃投身于“无限的壮丽”：“啊，世界，美丽的世界，我们即将看到你百花盛开！”这是戈培尔和其他毕业生以英勇无畏的乐观精神为庆祝活动题写的格言，这句格言隐含着由困苦孕生的恣意纵横的种种梦想——经历了三年对平民来说也极其艰难的战争岁月后产生的种种渴望。
在这种艰难的时期弗里茨·戈培尔之所以敢于考虑让儿子不学神学是因为他的薪水有些许增加，1917年这位一家之主被提升为莱纳尔茨烛芯厂的会计员。约瑟夫·戈培尔希望，德国在世界大战中获得期盼已久的胜利后他的情况能大为好转，而在此之前他靠父亲的微薄资助和自己上辅导课积攒下来的钱可以应付过去。
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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