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眼里的文化——细说盛唐“开元通宝”(文末有小福利）

开元通宝为唐代货币。钱币在唐代始有“通宝”，表示这是四海之内通行的宝货。唐初仍沿用隋代的五铢旧钱，轻小淆杂。

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为整治混乱的币制，废隋钱，效仿西汉五铢的严格规范，开铸“开元通宝”，取代社会上遗存的五铢。“开元”，有开国纪元之说，亦有开新世纪之元的意思。

最初的“开元通宝”由书法家欧阳询题写，形制仍沿用秦方孔圆钱，规定每十文重一两，每一文的重量称为一钱，而一千文则重六斤四两。

样式上，初唐开元通宝光背无文，中唐起钱背开始有星、月及其他纹饰，晚唐会昌开元则在钱背面加上钱局所在地名。经过三百余年铸造，版别复杂。唐代以后仍有冶铸，但样式大多与唐有别。在规格上，开元通宝基本是小平钱，但唐代也铸有少量“开元通宝”折十大钱，属开炉纪念性质，后代也有伪造。

其材质有铜制和金、银制。铜质开元通宝是比较常见的一类开元通宝，由于年代较远，出土钱币较多，故大多表面有锈，磨损严重。初唐外郭较细，中唐以后外郭变宽变粗。开元通宝一般内郭较细，圆穿铸造方正。钱文为隶书“开元通宝”四字直读。通字“甬”头极有特色，融合了篆书的特点。

除铜质开元通宝外，唐朝也铸造过金、银质开元通宝。（另外还有玳瑁、铁、铅等材质）这两种贵重金属币仅限皇家赏赐，供显贵玩赏，并不投入流通，因此存世量极小，尤其是金开元，更弥足珍贵。

从《旧唐书》的记载中看，规范读法是“开元通宝”。但也能从记载中了解到有些人将钱文读成“开通元宝”。从字面意义上讲，两种读法都有道理。

但从文史依托上讲，“开元通宝”读法中的“开元”一词最迟在东汉初年时就已经出现。东汉初期著名学者，史学家班固在他的文章中屡次提及“开元”一词。他在《汉书·李寻传》中写道：“汉兴至今二百载，历纪开元，皇天降非才之右，汉国再获受命之符。”

他还在《东都赋》中写道：“夫大汉之开元也，奋布衣以登皇位。”两处的“开元”均指开国，开辟新纪元之意。至于“通宝”一词，则为欧阳询首创，意为流通中的宝物，故钱币在唐代始有“通宝”。“开通”一词在唐以前古籍中指打通，疏通，引荐之意。

“元宝”一词在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中有记载，指不可多得的人才。但二者均与钱文含义根本搭不上边。故可见读成“开元通宝”有文史依托，显得自然。

而读成“开通元宝”则缺乏文史依托，显得突兀。另外，从精神内涵上来讲，“开元通宝”能体现出唐朝包罗万象，恢弘大气，奋发进取的精神，也符合唐朝的时代背景。而“开通元宝却无法体现任何积极向上的精神。从铸期上来讲，开元通宝作为非年号钱，铸期很长。

开元通宝经久不息的奥秘就在于它被统治者们看做是吉语钱。读成“开元通宝”能明显体会到吉语就是“开元”，而读成“开通元宝”却无法体现任何吉语。故综合以上分析，《旧唐书》的记载是正确，可靠的，而钱文的正确读法就是“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钱还对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的铸钱艺术和工艺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日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就直接使用我国唐朝的开元通宝钱。

《旧唐书·食货志》载：“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两铢四絫，积十钱重一两”。大家请注意，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的一两等于十钱，即我国量制中一两十钱制的计量单位，就是从“开元通宝”这里起源的。

由于开元钱的铸造流通的时间长，铸造数量大，而且全国各州都铸，铸地分散，各地各炉所铸之钱面目不尽相同，所以开元通宝钱的版别特别繁杂，没有人能够收藏齐全，估计有数千种之多。

我们可以分别从开元通宝钱的正面和反面二个角度来看，这样版别就容易分清楚了：

从正面看，主要有：

1、开元通宝四个字有纤细和粗壮之分；

2、元字的第一笔有长短之分；

3、元字第二笔有挑法的不同(左挑、右挑、双挑、不挑)；

4、通字的点有单点、双点、三点、三撇的区分。

从反面看，开元钱的反面除了少部分平整光洁无任何标志外（称为光背），大部分开元钱的背面有各种纹饰或标记，如星、月、云、波纹，圈等。星有单点星、双点星、四点星、圈内星；月有单月、双月、三月、四月。而且星和月等纹饰还有笔划粗细的不同，上下左右的位置不同，还有月的开口不同，如仰月、俯月、斜月、孕月、双背月等等。

开元钱上饰有月纹，应该与唐时的人们普遍存在的崇拜月亮的风俗和文化有关。我们从唐代的诗歌中就可以感觉到那时的人们对月亮是多么的喜爱。由于人们对月亮的喜爱，所以在铸钱的时候，为了区别不同的炉别或其它识别、检验方面的原因，很自然就用月亮、星星等形状做个标志或者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