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立志认为，要打破战略文化的“一元论”思维，形成多元类型化认知，中国在遇到重大地缘政治挑战时，应以战略文化缔造的“实用性”为主。
文丨FT中文网专栏作家 王英良
秦立志，目前是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秦立志在2024年第4期《孙子兵法研究》上发表了《战略文化的时空维度探究：趋同还是分化？》一文。笔者就这一文章的理论脉络与现实意义采访秦教授。
以下是访谈实录。
问：战略文化传统的相似性是否有助于促进国家间合作或冲突的缓和？
秦立志：战略文化既能限制，又能促进大战略的行动效果。战略文化不止会塑造一国自身的战略行为，还会让战略互动的双方对彼此进行标签化，形成相对稳固的认知，具有强大的认知惯性作用。结构现实主义的难题是如何解释在结构条件大致不变的情况下行为的差异性，战略文化论者的难题是怎样解释文化不同的情况下战略行为的相似性。当两国合作会产生重要利益共识时，历史传统的相似性也只能塑造初始阶段的战略偏好，并不能决定行为体互动的战和关系效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在寻找潜在战略伙伴时，首先选择了文化上更具亲缘关系的德国与美国，在英德三次结盟尝试无果后，退而求其次，选择与日本结盟。美国得以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拆解英日同盟，并在后来持久缔造美英同盟，作为重要原因之一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层面的共同认知，发挥了重要作用。
问：大国之间在互动过程中，在战略行为上的趋同与分化应如何进行界定？
秦立志：趋同与分化是一个动态光谱的程度性分类，这里以20世纪的美苏关系为例。从分化走向趋同主要有五个阶段性特征：（1）全面分化，彼此依赖性很弱。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伍德罗•威尔逊主义与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2）分化程度有所减弱，彼此有较强的依赖性。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前）的美苏关系。（3）在某一点上全面趋同。美国加入反法西斯战争与美苏的战时同盟。（4）平行，即几个国家“几乎”相同且平行发展，但还各自保留了一些明显特征，如美苏冷战时期的第一次缓和。（5）两极，在每个区域内国家变得越来越相似，然而这些区域将不会趋同。如美苏战略稳定机制的彻底形成。
问：在互动的国际体系中，一国自身的战略文化在何种条件下会与体系文化相似或呈现更多差异性？
秦立志：当战略环境极具包容性或者极具约束性时，战略互动双方的“敌人/朋友”关系非常明晰，都是一种相对理想化的情形，意味着体系文化的影响力度达到最大，国家的战略文化趋向于与体系文化趋同。例如，在霍布斯体系文化（残酷的“丛林法则”）主导的战略环境中，几乎所有经历过丧失领土或遭受歧视之苦的国家，当其力量允许时，都会采取某些行动来复仇——因而便属于改变现状这一类国家。当体系文化走向极致的康德文化（“朋友”逻辑）时，在危险和强制力达到最小限度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发现，国家的行为呈现一种类似程度的一致性。例如，当出现移情性的“相互依赖”——即利他行为本身也会产生足够乐观的利己利益时，国家可能放弃相对短期的利益。当居于极端的“霍布斯文化”与极致的“康德文化”之间（包括不那么极致的“霍布斯文化”与“康德文化”以及“洛克文化”）时，国家层面的战略文化与体系层次带有普遍规律的战略文化的差异性就会提升。
问：一国的战略文化是否会在体系层次横向扩散？
秦立志：一国的战略文化可能出现体系层面的扩散，本身可能升级为某种地区性或全球性的体系文化。这种扩散通过两种机制实现：一是模仿，如汉朝时期的匈奴，两宋时期的辽、金和蒙古，明朝后期的女真，都兴起于跟中原农耕政权易于互动的边缘地带，因此选择了模仿文明程度更高的中原农耕政权的国家模式与统治方法。第二个机制是征服，如欧洲的兴起与全球扩张，国家建构过程的全球化扩散。罗马帝国对西方的帝国传统有强烈的传统延续，从拜占庭帝国到俄国的“第三罗马”正统诉求，以至于英帝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学者拿来与罗马帝国进行比较。从西方到东方，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与从秦汉到明清的诸个统治体系的影响力，至今尚存。今天的人们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生活在各个主要帝国的制度与观念所形塑的世界中。还有一个典型案例是“海军民族主义”自19世纪末以来的全球性推广，马汉的“海权论”至少对美国、日本和德国这三个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1897年英国皇家海军震慑美、德、日等新兴海洋强国的军力展示；1902年美国海军对英、德、意封锁委内瑞拉的回应；1907年美国大西洋舰队的全球巡航；1964年美国及世界首艘核动力航母“企业”号的全球巡航等。现当代西方战略文化传统也表现出很强的延续性和针对具体问题领域的“差异化”应用。例如，21世纪以来，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同盟、前沿部署、威慑，就是其战略文化传统的重要体现。
问：战略文化对国家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战略偏好作用的大小应如何研判？
秦立志：任何一位历史人物在关键时刻的战略抉择，都是在外部体系和国内体系之间的结构性互动中完成的。历史的演化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世界的系统都有确定性的一面，不然就无法存续发展；但它所生存的环境中必定存在偶然性、随机性以及其他形式的不确定性，系统自身内部也常常有不确定性，因而使系统成为“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对立统一，并最终沉淀于它的历史中。领悟历史真相既不能只看确定性的一面，也不能只看不确定性的一面，应该着力揭示历史如何具体地把这两方面辩证统一起来。不管是出于无奈还是欣然接受，处理问题的明智做法（至少之一）是走一步看一步和依靠决策者自己的直觉。但如果决策者认为就算没有理论命题，自己照样可以应付自如，那是自欺欺人。决策者的直觉事实上来自某种概括，做出的选择不是在“有理论”与“无理论”之间进行的。
战略文化传统往往更容易成为国家战略行动的“首因效应”。如果国家战略行为更容易受到近因效应的影响，且近因效应与战略文化的首因效应的差异很大时，那么特定时间与空间条件下的战略偏好与其战略文化传统就会产生更具差异化的表征。战略文化如果对国家的战略实践具有显著影响，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呈现重大战略议题的延续性选择，即使出现边际效益递减与过度扩张风险时，仍呈现出某种强大的执行惯性。例如，波斯帝国的对外扩张受到典型的帝国战略文化传统推动，自居鲁士大帝开启征服战争，波斯帝国先后征服了米底王国、巴比伦王国、吕底亚王国和埃及。冈比西斯二世在位时，完成了他父亲的未竟之业，即征服埃及。大流士成功开创并部署了世界上第一支常备帝国海军。如果阿契美尼德王朝推翻希腊在爱琴海的统治地位，就再也没有任何对手能够阻止其向地中海地区扩张。薛西斯则试图延续大流士对希腊世界的征服使命。在经历了数次征服战争失败后，波斯帝国早已出现了征服的成本远大于收益的边际效益损失，但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才从试图征服希腊世界的“战略惯性”转向“离岸制衡”。
问：面对国际体系变局与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中国是会保持自身战略文化的特殊性还是会与其他大国的战略文化走向某种趋同？
秦立志：这源自“生物学”和“人类学”领域的讨论，即两种遗传上互不相关且彼此分离的物种或社会，在外部影响下，是否会以趋向于同一特征的方式发展？对战略文化是走向趋同还是分化这一问题的回答，首先需要打破战略文化的“一元论”思维，形成对战略文化的多元类型化认知。对中国来讲，当遇到重大地缘政治挑战时，应以战略文化缔造的“实用性”为主。至于是否因此担心让战略文化的某些要素变得与西方趋同，倒不是应对威胁的首要考量，这并非完全忽视，而是应将适宜的强调战略文化的分化特征作为中国崛起的“合法化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较为成功地化解危机后，可以在更为包容性的战略环境中，引导战略文化与战略思维更为分化的特征演化。空间距离的增加往往会提升权力投射的决心强度和“沉没成本”，但这种空间磨损效应有时也会出现悖论，尤其对于大国和强国而言，并不会时刻担心本国生存，为了威慑对手放弃威胁本国核心利益的冲动，反而会在边缘利益地区进行战略冒险，以强化威慑效果。时间层面其实也会产生类似的磨损原理，特定地缘政治现象越是延续较长时间，往往就越会增加其国际合法性，或者不易进行更改。国家在对抗与让步之间的战略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要权衡惯性所带来的“沉没成本”。即使持续受损，国家也会做出战略冒险的心理，认为进一步追加砝码就可能铤而走险地获胜。毕竟战略博弈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战略决心的对比的确在历史上也有先例，尤其是该国在不久前的历史中有这样的先例可循时，就更容易形成持续冒险的惯性。但这不意味着逆转战略文化的惯性路线就是否定战略文化之于大战略研究的意义；战略文化兼具延续性与变化性特征，这才能既解释反复出现的相似战略行为模式，也能在国家战略行为变化时提供某种文化变量的解释。对本国战略文化的缔造或经略，应谨防惯性过大或惯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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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FT中文网“资本与国家”专栏作家，目前正在推动覆盖全球的“百人百访”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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