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成人的过程中，有一个分水岭一样的时刻：我把那个时刻视为我作为一个青少年的终结一刻。它是我认识到这个世界无法自圆其说的复杂性的开始——如果说在那之前我是一个充满了愤怒和攻击性的青少女，在那之后我对生活的负面情绪开始转变为无奈和厌倦——但那也是我真正开始走上‘成为自己’的道路的一刻。那就是我意识到父亲有他自身的创伤和扭曲的那一刻。”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这个像写作般给我们留言的粉丝一样，为了逃离与父辈之间的不同，决心远走，而在远离故土的地方生活、接受越来越高的教育之后，却发现自己与他们之间的罅隙日渐扩大。
她发现自己一方面感到与他们难以沟通，反感他们的价值观，想要挣脱他们对她的控制，但与此同时，家仿佛又是一个永远不能摆脱的地方——这种无法摆脱不仅体现在，每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总能轻易打破我们平静的生活，他们轻而易举地让我们狂怒、暴躁、哭泣；也体现在，在离开之后，我们却逐渐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他们留下的底色。这种底色里，既有破碎和缺失，也有力量和坚韧，还有明明反对却不经意间沿袭了的行为思维模式。
最糟糕的是，不论我们是否情愿，我们或多或少地理解他们。我们看到他们的局限和他们自身未解的问题，因而无法一味简单地对他们感到怨恨和愤怒——这是一种更复杂无解的心情。
在心理学领域，有这样一个概念：“创伤的代际传递”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它指的是，上一代的创伤会被传递到他们的后代身上，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话题。
它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它？创伤的代际传递有可能停止么？下面我们就来仔细谈一谈。
什么是代际创伤？
代际创伤(Transgenerational Trauma)指的是通过PTSD（创伤后应激综合障碍）的机制，从创伤事件的第一代幸存者转移到他们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的创伤，这个过程也被称为创伤的代际传递（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对代际创伤的研究始于上世纪60年代。研究者在针对“集中营综合症”进行研究时，发现集中营、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中也出现了大量寻求精神援助的情况。随后，研究者发现，代际创伤有可能会影响到第三代，比如，大屠杀幸存者的第三代（孙辈）在儿童精神诊所求助的比例是普通人群的3倍(Fossion, 2003)。目前，对于代际创伤的研究基本集中于三代以内，即通常来说限于能够有直接接触的范围。
* 在讨论创伤的代际传递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创伤”。
创伤性事件通常指的是与（实际或威胁性的）死亡或严重伤害相关的事件，暴露在这样的事件中，会使人感受到害怕、恐怖、无助的情绪(APA, 1994)。而在“代际创伤”的定义中，创伤事件可以指的是广义的、对于个体而言可能受到的各种类型的创伤，比如虐待、亲人犯罪、丧失、事故等等；也可以是狭义的，即集体性重大创伤事件，比如战争、屠杀、恐怖袭击、自然灾害、政治运动等等，这样的事件往往会在较大的范围内影响到某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一代人。
在我国，由于近百年来社会的动荡和变迁，代际间的创伤传递格外突出。社会性的集体创伤在近百年间屡屡发生。我们这一代人（上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父母，大多都经历过“文革”（1966-1976），而爷爷奶奶那一辈人，则不仅经历过文革，还可能经历十年内战（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他们两代人还都有可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大跃进”、“反右”等一系列发生在上世纪50-70年代之间的政治运动。
几乎可以说，在我国早于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人，都或多或少是集体性创伤事件的承受者；而与之同时，他们接受的精神健康服务却很少。这也是为什么，代际创伤在中国可能是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本文讨论的重点，不是上一代个体经历的创伤事件所带来的影响，而集中于集体性创伤事件带来的创伤传递，因为这可能是更有普遍性的一个角度。
创伤通过亲子教养向下一代传递
近几十年来，在对代际创伤的研究中，人们的关注点逐渐从直接的、具体的创伤传递（即父母在创伤后的精神症状直接导致孩子的精神症状，比如两代人都表现出PTSD的症状），发展到间接的、非具体的创伤传递（即创伤事件影响了第一代人的认知、情感，影响了他们作为父母/长辈的功能，进而影响到孩子的精神健康）(Kellermann, 2001)。
精神分析师Plaenkers(2014)认为，集体性事件引发的代际创伤的特点是，那些无法想象、无法承受的创伤从个体记忆中消失了，经历者试图掩盖和忘记它们；它们也从公共话语中消失了，往往在一段时间以后不再被主流所谈论。但它们仍然存在于个体的无意识中，通过教养模式、沟通方式，通过上一代人的“言传身教”来向幸存者的后代传递。Albeck(1994)形容说，代际创伤对幸存者后代的影响，就仿佛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没有伤口的疤痕”。
第一代的幸存者对后代的沟通和教养方式往往具有以下特点：
1. 对创伤的过度沉默或者过度分享
在和后代沟通的过程中，上一代人对于创伤经历有两种典型的处理方式，即过度沉默或过度分享，它们都是不健康的。
a. 过度沉默：
在创伤的第一代承受者中，很多人会努力让自己忘记那些痛苦的经历，将这些记忆隔离起来，并压抑自己与他人沟通的欲望，几乎不向他人提起(Harkness, 1993)。
比如，在二战结束后，德国的父母会不再提起战争时期的事情，孩子也会不去问自己的父母在纳粹时期经历了什么，他们能感觉到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Tatlow, 2016)。尽管如此，后代仍然会感受到那些被父母压抑着的痛苦、愤怒或者悲伤的情绪。他们不会直接询问，但会去努力猜测上一代人的感受，并根据自己观察到的种种蛛丝马迹，去拼凑一个故事的原貌。在中国，经历过贫穷和迫害的家庭也会有类似的表现。
b. 过度分享：
与过度沉默相对应的另一种极端的沟通方式，是上一代人会以不恰当的方式去反复分享自己的经历。这一方面可能会令他们的后代感到恐怖和害怕，产生一些歪曲的认知；另一方面，对这些经历的讲述也会造成冲击，因为它们和后代所处的环境、经历的人生是如此不同。比如，经历过饥荒的上一辈人可能会经常和孩子说这样的话：“现在你经历的这些困难都不算什么，根本不能和我们那个时候相比”，或者，“我们小时候只能吃树皮，一家人都在饿肚子，现在你能吃上肉就应该很满足了，不要挑食”。
类似的频繁表述很难被辩驳，它们有可能会导致过于严苛的教养方式，比如幸存者会以与自己相同或类似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的后代，并不符合现在的生活环境；也可能会否认孩子现在所经历的挫折和创伤，认为这些不值一提，使孩子产生怀疑感、被否定感。同时，也使得他们彼此都固守在自己的价值观和处境中，很难真正地相互理解，从而影响代际间的情感联系。
2. 过度控制
通过对美国老兵和大屠杀幸存者的研究都发现，幸存者的教养方式呈现出的显著特点是过度控制。他们会突出表现为对孩子的过度保护或溺爱，以及过度苛求，比如制定严格的规范和严酷的惩罚等等，这都使得后代很难完全地脱离父母或长辈而独立(Kellermann, 2001)。
Tomas Plaenkers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中国文革的心理创伤研究，他认为，文革所造成的集体创伤，使得经历过它的人们怀有极度的不安全感，他们用一种充满担忧的方式生活，怀有巨大的成功压力，执着于努力奋斗，这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成功来保护自己，让自己免于无助，更少地受到统治者或社会环境的影响(Tatlow, 2016)。
与之相应的是，他们会对自己的孩子也有着异乎寻常的对于成功的要求。这一方面可能导致对孩子的忽视，即由于过于强调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忽视下一代的情感需求；也有可能导致虐待，比如对孩子施以家庭暴力。
3. 有意识地传递社会规范和信念
社会学习论认为，孩子在照料者的照顾中完成社会化过程，从父母的照料行为中习得社会角色，从父母的身上观察、模仿和学习社会规范和信念。与精神分析强调无意识地传递不同，这种传递是有意识地进行的(Kellermann, 2001)。
大规模的集体创伤事件，会使得第一代人形成一些坚定的扭曲信念，进而传递到后代身上。比如，经历过大屠杀、政治运动的人会倾向于不信任他人，他们会把这种价值观不断地灌输给后代，会从小和孩子说“要时刻保持警惕”，“任何人都不值得信任”，让孩子时刻保持危机感。
代际创伤的影响
创伤的代际传递会影响到幸存者后代自我身份认同的形成，影响到家庭结构，也会提高他们的精神疾病风险。
1. 自我（self）与任务的冲突
作为幸存者后代的孩子是肩负任务的。他们往往会对上一代“受害者”的身份过度认同，拥有对上一代过度的弥补心理等，认为自己有一些必须要承担的任务(Kellermann, 2001)。
任务一：“修复”父母
幸存者后代的任务之一，就是接收、处理和消化上一代人的负面情感，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
从精神动力学的视角来看，这些情感并不是被有意识地传递的，而是“在无意识中被转移的”。在下一代成长的过程中，上一代人不自觉地外化了受创伤的自我，下一代人则无意识地吸收了上一代那些被压抑的、没有被充分处理的经历、情感和情绪。这使得在一个家庭里，孩子可能反过来成为照料者的“抱持性环境”（holding environment，本意是指像父母对婴儿进行抱持一样，给孩子制造的一个安全、能够消化挫折的环境），他们努力使得父母能够走出那些创伤事件和负面情绪，同时适应变化的新世界。
任务二：完成父母（未完成的）愿望
无法成为独立个体的孩子，需要完成上一代人未竟的愿望，比如前文所提到的对于成功的强烈渴望。比如，很多父母会将自己遭遇的历史环境、创伤事件作为没能达成人生目标的原因，比如和孩子说“我们那时的考试难度是现在的好几十倍，你要珍惜现在的环境，必须要考上xx大学”，或者在孩子成绩下滑时责怪说，“要不是经历了xx事件，我肯定会成功，不会像现在这样；而你的学习条件这么好，还不努力”等等。
任务三：复仇、改变、记录
以色列的心理治疗师DinaWardi(1992)在对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的治疗中发现，许多人都充当着历史事件的“纪念蜡烛”的角色，他们会不自觉地想要为上一辈人表达或者做出改变。比如，有人会选择激进的方式，为自己的父母奔走呼吁，帮助某个历史事件平反，或者在网络上发起反纳粹运动；另一些则采取更为迂回的做法，从事一些帮助和保护他人的职业，比如律师、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公益从业者等。
对于创伤幸存者的后代来说，建立身份认同的过程是艰难的。他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会感到这些任务与自己身份的冲突：几代人生活在完全割裂的世界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上一代的经历、价值观及身份都和自己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幸存者的后代在家庭以外的环境（比如学校、工作、社交场合）不断接受新的知识和生活方式，但同时，他们又被迫卷入上一代的创伤经历中，去接受上一代因为创伤而被极大改变或塑造的价值观，去和这样的父母或长辈紧密相处。
在身份的建立过程里，他们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如果选择和上一代相近的身份，会使他们自身感到巨大的冲突和痛苦；如果和上一代划清界限，建立新的身份，又会使上一代产生强烈的反对情绪。在很多时候，他们都既想维持和父母长辈的情感联系，又挣扎着想要与他们区分开来。
2. 精神疾病的易感性
作为幸存者的后代，可能会具有更高的精神疾病易感性，尤其表现在PTSD、抑郁和人格障碍的易感性上，这也被一些研究者称为“症状的传递”。不过也有研究发现，父母PTSD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孩子的PTSD症状程度没有显著相关，但却和父母经历创伤后的家庭功能下降、负面教养行为的程度有关(Harkness, 1993)。
Kellermann(2001)总结出，以下这些因素最容易引发幸存者后代的精神疾病风险：a. 后代在父母的创伤发生后不久出生；b. 后代是唯一的，或者是最先出生的孩子；c. 双亲都是幸存者；d. 后代是“替代性”的孩子，即在此之前家中曾经有孩子丧生；e. 父母忍受了极端的精神折磨或者重大的丧失，并且结果导致他们的生活被极度地扰乱；f. 在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依赖共生关系非常明显，家庭关系的特质表现为“纠缠”关系；g. 创伤在家中被地过少或过多地谈论。
3. 对家庭内部机制和人际功能的影响
由于受到创伤事件的影响，上一代人的情绪反应可能是不稳定、缺乏一致性的，父母有时回避冷漠，有时却敏感易怒，这使得父母和孩子之间很难建立起安全型依恋(Kellermann, 2001)。对幸存者后代的研究发现，幸存者家庭内部的机制很可能体现为纠缠（Enmeshment）：这样的家庭是一个高度封闭的系统，家庭成员就好像大海里一群靠在一起的小岛，他们只和彼此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和其他人隔绝开。这可能也和父母不信任他人和社会，觉得“外面很危险”有关。父母和孩子的边界是极端混乱的，他们过度地卷入彼此的人生，子女可能反而承担着父母的“父母”或者“配偶”角色（点击查看“当父母把孩子当做了伴侣”），对彼此承担着过度的承诺 (Klein-Parker, 1988; Harkness, 1993; Kellermann, 2001)。
家庭内部不正常的人际状态，会让孩子难以成为独立的个体，难以融入外界的正常人际和社交关系。他们没有在家庭中学会正常社会人际的规则和表现，在异常环境中习得了异常的人际解读和应对方式，因此在正常环境中反而显得格格不入。
如果你是幸存者后代
如何减轻代际创伤的影响？
1. 改变环境
离开家庭，被证明是有效地减轻代际创伤的方法。如果后代有离开家在新环境中生活的经历，比如上学、寄宿等等，会帮助他们变得更独立，更能够反思自己家庭的内部机制。
2. 在确保自己的安全之后，可以尝试鼓励上一代自由表达情感和想法
如果创伤的经历能够用适当的方式分享出来，会大大减少创伤的负面影响，例如幸存者互助组就是有效而安全的分享环境。鼓励父母辈说出压抑在心里的郁结，对他们的精神健康有积极作用。但在此之前你要确保自己的精神心理状态是平稳的，能够承受父母的分享，不会被他们可能的情绪巨变卷入和伤害。如果你对此有所怀疑，请不要做这件事。“请乘客先给自己佩戴好氧气面罩，再帮助他人佩戴”就是这个意思。
3. 把自己代入父母的成长经历，理解他们本身的缺失和局限
作为幸存者的后代，你可以试着把自己和对方放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中去理解，从而认识到，无论哪一代人都很难跳脱出自己的生长环境，都会受到时代的影响而产生一些问题和局限，当几代人的生长环境出现巨大的落差，每一代人都容易陷于自己时代的思考方式。当你理解了这一点，就会减少对对方的怨恨情绪；同时，也能够更加了解自己的父母/照料者，知道哪些是可以学习的，哪些是不应该借鉴的。
而当你真正理解到，你的父母虽然不尽如人意，可能也给你造成了一些痛苦和伤害，但在他们的位置上，他们也真的已经尽力做到了他们能力范围里的“最好”，你可能感到失望，感到无尽的悲伤，却也可以有所释怀，可以让你的人生真正属于自己，开始向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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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说，减轻代际创伤影响的第一步，可能是离开家。有时，离开不仅仅意味着物理上的离开，也是心理上的离开，你需要真正地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去理解你的父母：独立意味着建立边界，从和父母不健康的、纠缠式的关系中摆脱出来，进入良性的互动和安全的依恋。
“即使家人是最亲密的一种关系，亦需要给彼此保留一部分空间”——这是最近，红星美凯龙发布的一组海报和访谈视频的主题。海报里设定了这样的场景：长大了的儿子，一点点试图建立起和父母的边界来——在洗澡的时候，拒绝妈妈的闯入；改造被妈妈打扮成粉色的房间，贴上自己喜欢的海报；给自己的房间上锁，培养爸爸妈妈在开门前敲门的习惯。
2016年12月3日，是红星美凯龙的第七届爱家日活动，这一次，他们推出了“爱家，亲密有间”的理念，倡导大家不仅和自己的父母，也和伴侣、子女都建立起健康的边界，使家庭更加亲密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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