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丨政治地理学与清末的文明史观

本文原刊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感谢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傅正老师授权转载！

关键词：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进步主义；进化主义；国家有机体

作为一门学科，“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起源于德国学者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1897年的著作《政治地理学》（Politische Geopolitik）。 受过严格生物学训练的拉氏把国家定义为“属于土地的有机体”。 与生物有机体类似，国家有机体也会生长发育，也需要从外部环境中攫取养料，“当一个国家向别国侵占领土时，这就是它内部生长力的反映。 强大的国家为了生存必须要有生长的空间。 ”[1]

德国学者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

八年以后，即1905年，这个定义被他的弟子契伦（Rudolf Kjellén）冠之以一个更为后人耳熟能详的新名词“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 [①]对此，德国地理学家赫特纳（Alfred Hettner，1859～1941）曾打过一个比方： 地缘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的关系“同地理植物学或地理动物学和植物地理学或动物地理学的关系相同。 ”[2]换句话说，地缘政治学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政治地理学则是地理学的分支。

但这两门学问同出一源的事实决定了它们自诞生那天起就纠缠在一块，几不可辨。 两者都研究政治与地理的关系，且意在体现国家意志对于地理空间的作用。 这正如赫特纳本人的疑问： “人们可以具体地怀疑，政治地理学的考察究竟应该深入到国家性质中多大程度。 ”[2]他的美国追随者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 ，1899～1992）则索性指出，“在政治地理学的领域，地理学被用于特殊的目的，并超出求知的范围，因此地缘政治学是地理学在政治上的应用。 ”[3]

其实何止政治地理学，一切近代地理学的成就总是与殖民主义者的脚步须臾不离。借用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的术语，与医学和军事学一样，近代地理学的起源十足体现了“知识和权力的共谋”。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地理学虽然晚出，却最能透露整个近代地理学的底细。 [②]

在学术分科已经高度专业化、技术化的今天，人们也许不易察觉到地理学知识和政治权力的共谋关系。 然而清末读书人是在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逼迫下，才不得不接受他们的地理学，不可能不知道这点。 例如1901—1902年，《南洋七日报》编译连载了《日本政治地理》一书，索性把政治地理学等同于整个人文地理学：

按照这种说法，一切人地关系的学问都可以算在政治地理学的范围内，我们是否可以接着说，一切对于土地的占取行为本质上都是政治行为？ [③]不宁唯是，该书的作者矢津昌永在别处更感慨道：

政治地理学竟成为了一切社会科学的元科学，是不是同样可以说，一切涉及到人与人关系的学问都起源于国家在特定地理空间内的活动？ 显然，这里的政治地理学几乎等同于一门历史哲学，这是不是意味着国家扩张其地理空间的行为需要某种历史理性垫底？

事实上，1903年《汉声》第6期刊载了一篇题为《史学之根本条件》的文章，皆特别提到了拉采尔：

据学者考证，这是中国人最早介绍拉采尔及其理论的文章。 [⑤] [7] 56或者说，中国人最初是把拉采尔的学说当作一种史学理论引进的。 所谓的“物理条件”乃是现代历史学的前提 ，作者强调道： “随此方针，加之研究，必先以人类地理学为基础。 ”[6] 30这种表述也可能给人造成一种感觉，经由政治地理学打底的现代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与孟德斯鸠殊无二致的环境决定论。

对于这种见解，美国人类学家洛威（Robert Heinrich Lowie，1883～1957）曾经提出过反驳：

拉采尔之所以不是环境决定论，就在于他充分强调“历史的力量”，这种回答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孟德斯鸠同样强调历史的力量，我们不能因为是否强调历史的力量就断定一个人是否陷入了环境决定论的窠臼。 拉采尔等政治地理学家与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机械论者的区别，还需要溯及到他们不同的历史观，尤其是要追问他们各自的历史动力是什么。

但无论如何，近代地理学的问题同时是历史学的问题，政治地理学同样是种文明史叙述，这当无疑义。 这种文明史观将会如何冲击近代中国人的思维？

尽管学界早已关注清末时期的地理学浪潮，但专题研究却不多见。 所幸既有成果中不乏佳作，它们虽未专门讨论政治地理学这个分支学科，但已然触及到了许多关键问题，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⑥]

1635年，为了争夺对中欧地区的控制权，本为天主教国家的法国居然站到了新教势力一边，向同样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家族开战。 在首相黎塞留（Armand Richelieu）的授意下，法国政府宣布任何法国人在北回归线以南都不受欧洲公法的约束，可以任意截击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船只。 随后英国政府也追寻法国的脚步，发出了同样的敕令。

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后来如是感叹： 这一条界线划分出了基督教世界的法律地带和非基督教世界的法外地带。 界线以内是天主教国家严格遵守欧洲战争法则，界线以外则是新教势力完全不受约束的自由行动。 如他所说：

旧世界与新世界呈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战争方式： 前者是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惟交战程序明确，攻击对象也局限于敌方的军队； 后者却是自然人之间的战争，不惟敌方军队，就连民用船只也处在掠夺的范围之内。 后者就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

不难发现， 同样是对土地的掠夺，欧洲旧世界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而美洲新世界却是以自然人为单位的。

1893年，美国地理学家特纳（Frederick J. Turner，1861～1932）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历史协会会议上宣读了一篇题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的论文，提出了美国史研究的“边疆假说”（the Frontier Hypothesis），自此声名大噪。

特纳在文章中毫不客气地批判了以往的研究总是把美国看作欧洲精神的延续，总是以欧洲视角审视美国，仿佛美国不过就是海外版的欧洲。 如他所言： “美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对大西部的拓殖史。 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定居地的向西推进，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 ”[10] 58人口稠密的欧洲哪里有这样广阔的自由土地可供人拓殖？ 最起码两者对于边疆的理解就绝不相同：

欧洲人的边疆是一条严格分明的界线，越界一寸都算侵犯对方领土。 美国人的边疆却是文明世界与野蛮世界之间的一片广阔变动地带。 简言之，欧洲的边疆是固定的，美国的边疆是流动的。每一次欧洲内部的边疆变动都意味着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但每一次美国边疆的变动仅仅意味着自然人的拓荒和垦殖。

他特别提到了天主教法国和新教英国在北美的不同活动方式：

简而言之，法国人在乎贸易，英国人在乎农业。 二者背后隐藏了截然不同的经济哲学： 法国重商主义相信金银天然具有价值，国家财富的多寡取决于金银的积累量。 只要印第安人老实交出真金白银，法国人完全乐于跟其秋毫无犯。 但信奉唯名论哲学的英国人压根不相信自然世界存在什么脱离于人而存在的价值，一切价值都是人赋予的。 换句话说，土地本身没有价值，只有我在土地上施加了劳动，它才变得有价值，因而是属于我的。 [⑦]

不难发现，在这两种经济哲学的地基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理论： 法国天主教传统相信个人之上存在着无法超越的国家实体，英国新教则认为一切政治都是基于个人利益建构出来的。 特纳的说法庶几证明了施米特关于新、旧两个世界的判断： 旧世界的原则是主权国家，新世界的原则是个人主义。 只不过施米特眼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到了特纳这里就成为了个人自由发展的机会，诚如后者所说，“自从哥伦布的舰队驶入新世界（the New World）海域的时代开始，美洲就成为‘机会’的代称。 ”[10] 93

这种个人主义革新了美国宪法，造就了美国精神。 比如南北战争的根本原因就是西进运动，“奴隶制的问题只是一个偶发事件。 ”特纳指出，北方工业的发展根本上代表了拓殖者的利益，“拓荒者需要沿海的货物，因此重大的一系列的内部改良和铁路立法勃然兴焉，产生了强有力的民族化的影响（nationlizing effects）。 ”须知正是林肯颁布《宅地法》才一举扭转了南北战争中的不利局面，为北方的获胜奠定了基础。 正是西进运动夯实了联邦主义的土壤，因为“人口的移动性是地方主义的死穴，而西部边疆所造成的人口流动势不可遏。 ”[10] 81, 86

更重要的是，美国精神实际上就是这种个人主义的拓荒运动：

西进运动涌现出来的乐观主义和进步主义，多少令人想起了后来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Will Durant）对于地理大发现的描述：

所谓的美国精神就是大航海精神的缩写，它的乐观主义、进步主义与近代欧洲的启蒙主义殊无二致。 但不同于孟德斯鸠之类， 美国进步主义者不会认为，民族的性格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恰恰相反，它来自于对地理环境的征服。

美国边疆地理学的历史基调固如是哉，然则拥挤的欧洲又会孕育什么样的历史观呢？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混淆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与进化主义（evolutionism）。 其实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前者指人类世界按照一个预定的目的或计划前进，它来自于基督教的上帝神圣计划（holy project）。或者说，地理大发现使人们相信可以通过历史的实践完成上帝的伟大构想。

相反，达尔文（Charles R. Darwin）“著作的重大影响之一就是直接地（虽然远非致命地）打击了‘进步论者’（progressionists）”。 [12]“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恰恰告诉人们，事物的结局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现实斗争的结果。 马克思在给费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的信中就很清楚地指出： “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 ”[13]是以进化主义从来不回答关于世界普遍进步原理的问题，它只回答生物有机体在与环境的斗争中如何自我完善的问题。 不知马克思在赞扬达尔文摧毁自然目的论的时候，是否想过该学说有朝一日会运用到人类社会中去？ 倘若人类社会也遵照自然选择的原理，我们还能说历史朝着某个方向进步吗？

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在名著《论道德的谱系》的开篇就说要感谢英国的博物学家和心理学家，那种“对于道德起源的颠倒的、反常的英国式态度”，深深吸引了他，使他有了探寻道德发生史的冲动。 [14]这本小书猛烈抨击了教士阶层的道德哲学，历史目的论当然也在教士哲学的谱系之中。 “谱系学”（Genealogy）无疑是要反对那种后一个阶段扬弃前一个阶段，后一个阶段包含前一个阶段的历史叙述方式。 后人未必比前人进步，他完全可能与前人有某种家族相似或者家族对立。

在尼采看来，今天的道德学家无疑与古代奴隶、中世纪基督教士同处于一个族谱，而他本人则与古代贵族、中世纪骑士同处于一个族谱，二者截然对立。 总而言之，强者不是道德主义者，决定强者的条件不是看他能否顺应历史目的，而是看他能不能在同环境的斗争中体现出自己的权力意志。 尼采让自然选择学说从博物学跨越到了人类社会。 如果我们把权力意志的主体定义为国家，而不是自然人，又会发生什么呢？

不要忘记前述拉采尔对于政治地理学的权威定义。 他补充道，国家越扩张，其疆界与领土面积的比例就越小。

按照这个逻辑，国家的生存空间越大，受到的周边压力就越小，应对周边压力的能力也就越强，越有可能在残酷的竞争中胜出。 在这里，生物有机体变成了国家有机体，自然环境变成了地理空间。

现代国家有机体不是中世纪的王朝。 国家有机体之间的竞争是全体国民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君主或骑士之间的竞争。 这就意味着，现代国家必须对它内部的各个组织、各个细胞进行总体性的掌控。 为了地理空间，为了有机体的生长，国家需要全方位掌握国民的出生率、死亡率、健康程度和受教育程度。 国民身体和文化素质的提高绝不是道德进步的结果，而是现实国家竞争的结果。

“生命政治”（bio-politics）这个概念因为福柯（Michel Foucault）而为国人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顾及到它不是阿伦特（Hannah Arendt）或福柯的发明创造[⑧]，而来自于拉采尔的高足、“地缘政治学之父”契伦。 诚如莱姆克（Thomas Lemke）所言，“生命政治”的定义是“处理生命问题（希腊文： bíos）的政治（politics that deals with life）”，而不是“用政治处理生命（politics deals with life）问题”。 它的重点不是政治有机体之下的个别生命，而是掌控个别生命的政治有机体。近代主权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才是生命政治的根本。[16]

《游学译编》1903年第5至7期曾连载日本人守屋荒美雄所著的《国际地理学》，开篇就说：

作者的态度明白无误，所谓“主权”绝不只是一个抽象空洞的国际法人格，而是对切切实实的掌控领土和人口的能力。 它不只是一个法学概念，更是一个政治学概念。

是书虽名为“国际地理”，却无一言论及欧洲主权国家，而是通篇在谈殖民地半殖民地是如何丢掉主权的。 它的中文译者如是概括全书大旨：

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已经很明确地指出，现代国家间的竞争就是比拼汲取资源和动员人民的能力，国家扩张地理空间的行为就是尽可能地控制新的领土和人口。 以上亡国之例或是军力单薄，守备不足，或是内部政争，里通外国，总之，不足以保卫本国资源。 译者为什么独独对埃及不惜笔墨，对比对比中国彼时的状况，当不难想见。

借用梁启超的名言尽可一言以蔽之： “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18] 97，“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 ”[19]22（文集页）

早在光绪四年（1878）农历十月十一日，行将赴任驻英公使的曾纪泽在上海接见了一位叫作张焕纶的“通商口岸知识分子”。 时值俄国利用阿古柏叛乱之机，以保护通商为名，强占伊犁地方。 清廷正拟派遣号称“熟知洋务”的钦差大臣崇厚前去谈判，以索回这座北疆重镇。 曾纪泽、张焕纶两人当然谈到了岌岌可危的新疆局势，说得更准确些，张焕纶正是为伊犁一事而来。

张焕纶

曾纪泽是新任驻英公使，而不是赴俄谈判代表。 按理说张焕纶应该去找崇厚、李鸿章才对，为何跑来见曾纪泽？ 根据曾氏日记所载，当时张焕纶向他“条陈六策”，为首一条就说：

张焕纶把世界形势比作战国时代，英俄犹如齐秦两强，土耳其类于魏国，法德则同于韩赵，俄之必得黑海海峡而后能经略地中海，夫如秦之必得魏地而后能进取中原。 所不同者，齐国非但不支持三晋合纵，反而与秦国连横，英国却能扶持土耳其紧扼海峡，把俄国舰队堵在黑海。 是以战国之局，秦能独大，维也纳体系却始终保持均势。

张氏的意思很明确，新疆局势与印度密切相关，而印度的安危又系于遥远的土耳其。 罗斯托夫斯基（Labanov Rostovsky）有言： “在俄国的历史上几乎已经成为一条规律： 即每当俄国在欧洲受到挫折，它就加快在亚洲的挺近。 ”[21]英、德等国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逼迫沙皇吐出第十次俄土战争的胜利果实，报复心切的俄国人能不在中亚有所动作，以威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

此诚如后世史家所论，“俄土之战，实为俄英之战也。 俄国受此打击之后，遂有失之东欧，求之中亚之意，乃积极加强其对中国之侵略，此为无容否认之事实。 ”[22]既然英俄地缘政治冲突与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定有莫大的关系，则行将赴任驻英公使的曾纪泽岂非当局之人？

曾纪泽在谈话之后如是评价张焕纶： “此君英年好学，器宇不凡，所陈六条，卓然有识，非浮泛空谈可比”。 [20] 842后此曾氏之能收回伊犁主权，名垂青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了英俄矛盾。

我们无从知晓张焕纶是否了解过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但他的判断几乎与皇家地理学会如出一辙。 [23]时隔25年后，即1904年初，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正是在皇家地理学会宣读了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把英俄两国从巴尔干到中亚的对抗提升到了世界文明史的高度。

也就是麦金德发表该论文的同年，58岁的张焕纶离开了人世，他生平未尝从政，却成为了教育家。 那年的中国，地理学已是显学。 次年，值日俄战争甫一结束，留东学生刘鸿钧就撮抄日人著作，撰写了《政治地理》一书。 学者有谓，这是“当时编译的内容最丰富、理论性最强的政治地理学著作”。 [7] 28刘著劈头就称： “政治地理者，为人文地理中尤重要之一科。 得其概略，则今世界之大势，以及政治组织之机关，可一览而备悉焉。 ”[24] 1所谓“大势”又指何物呢？

征之《政治地理》全书，看不出刘氏受过马汉（Alfred Mahan）或麦金德的影响。 但这并不妨碍他提及，英国军舰除了北大西洋和地中海以外，“尤以中国洋面为多”； 俄国陆军“于波兰及西伯利亚两处兵备，尤为加意”。 [24] 98, 115与之对应，该书专以“属地”一章结尾，以介绍列强殖民地， 首先出场的就是英俄两国。不论是否自觉，这样的安排庶几反映出什么是晚清时期最大的国际地缘政治矛盾。

至于普及政治地理学的用意，刘鸿钧表露无遗：

1896年6月3日，还在为“三国干涉还辽”自鸣得意的李鸿章在俄国财政大臣维特（Sergei Witte）的哄骗下，谈判不及半月就草草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简称《中俄密约》或《清俄密约》）。 该条约不仅促成经由华俄道胜银行的借款，使沙俄掌握了中国地方财政大权，更出让了旅顺、大连两港和中东铁路及周边的一切利权，甚至东北三省的新军编练都要一律聘请俄国教官！

一时间，西方列强纷纷效法，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李氏“联俄”政策影响之恶劣，即令对他颇多回护的梁启超都忍不住痛骂： “李鸿章一生误国之咎，盖未有大于是者，李鸿章外交之历史，实失败之历史也。 ”[18] 139回顾前引守屋荒美雄《国际地理学》一书的中文译者不惜笔墨大谈埃及亡国史，可知他谈的是“威斯明流”，指的却是李鸿章。 复如“译者按”所言：

这位译者说的不错，正是因为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英军从朴茨茅斯港乘船到印度的时间缩短为一个月，英俄亚洲争霸日趋激烈，真可谓“东亚受其风潮，以至于今日”。 他的推断亦赋有远见，日俄战争的直接原因是中东铁路，将来东北三省更加会成为东亚地缘政治矛盾和中国民族危机的焦点。 当初李鸿章一人造成之恶果，迁延半个多世纪，才因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而告基本解决。

这些政治地理学的最早传播者反复提及此事，无非是告诫国人不要再像清廷统治者那样头脑冬烘，丢权失利而不自知。惟需先明国家权益何在，尔后方能徐徐收回。

如张焕纶般因民族危机而成为教育家者，为数不知凡几。 比张氏向曾纪泽“条陈六策”稍早几年，1874年英国议会选举，沉寂多年的保守党终于爆发，一举拿下多数席位，成为了执政党。 彼党甫一上台，就改变前此格莱斯顿（William E. Gladstone）政府温和的对俄政策，转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抗沙皇俄国。 1875年，马嘉理事件发生，清政府不得不改变旧制，开始派遣驻外使臣。这不啻于承认了西方国家远不同于中国的朝贡国，它们至少是与中国对等的文明存在。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由传统王朝转向现代主权国家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1876年，鹰派保守党员罗伯特·李顿（Robert B. Lytton）接替自由党人诺斯布鲁克男爵（Baron of Northbrook）出任印度总督，随即更改前任的“精明无为”（masterly inactivity）政策，开始强硬抵制俄国在中亚的扩张。 一时间，西北、西南边患频仍，各路英俄考察队、探险队层出不穷。

为了应对西南“夷务”，清政府派遣素有“干臣”之名的丁宝桢出任四川总督。 苦于无人才可用的丁氏很快聘请据说“善于纵横之学”的王闿运担任成都尊经书院山长，实则“非为兴学，豫知英人必窥西藏，欲储幕府材耳”。 [26]王闿运上任之初就雷厉风行地改革书院的管理制度和学术风气。 当时还是书院学生的廖平就是在这场改革之下转向了今文学。 [27][⑩]

廖平

众所周知，廖平今文学转向的最初成果就是1885年的《今古学考》。 该书首次以《周官》、《王制》分配古、今文学，前者所传三代旧史，后者则为素王改制之学。 这相当于指出，人类文明的黄金时代绝不是上古三代，它在遥远的未来，历史进步论已隐然其间矣。

他又指出，孔子早年游历燕赵，“从周之礼”，是以燕赵之学为古学； 晚年退而居鲁，“自创改制之学”，是以鲁学为今学； 齐地处晋鲁之间，是以齐学夹杂今古。 这个做法不啻开创了以人文地理学治经学发展史的新理路，其弟子蒙文通赖以成名的“古史三系说”，便发轫于此。

可见国际地缘政治对于中国经史之学的深刻影响，最迟也在1870—1880年代的边疆危机，但直到甲午以后，这种影响才会转变为系统的理论革命。那时，危机的天平已经从西部边疆地区倾向了东部核心地区，首要的地缘冲突也由英俄矛盾转嫁为日俄矛盾。

戊戌期间，严复曾上书皇帝，要求学习西方，其中说道： “地球，周、孔未尝梦见； 海外，周、孔未尝经营。 ”[28] 549此话深深刺激了远在四川的廖平，他一贯抱定“华夏立国开化之远，迥非东西各民族所能及”[29]，岂会甘心在咄咄逼人的西洋文明面前瞠目结舌，自居昧瞀？ 为了回应严复的论调，廖平不惜托名学生课艺作业，结集出版《地球新义》。 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不是孔子不知道海外的情状，而是严复不知道孔子的伟大。 《地球新义》收录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在日记中，薛氏提到：

按照薛福成的计算，亚洲、欧洲、美洲、非洲、澳洲共五大洲，其中美洲可以按巴拿马地峡分为南北两洲，非洲也可以按撒哈拉沙漠分为南北两洲，亚洲则可一分为三，这样正好九大洲。 可知邹衍大小九州之说，毫不虚妄。 “舟中无事，睹大洋之浩荡，念坤舆之广远，意有所属，因信笔书之。 ” [30] 15

孟子也是邹人，荀子称其“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荀子·非十二子》）。 这不是正好说明了邹衍之说实乃传自儒家？ 廖平指出：

不知道廖平是否意识到，当他说“后人不察，乃反斥其荒唐”时，已经是某种重要的史学革命了。

《乐记》有言： “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志之，故谓之商。 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志之，故谓之齐。 ”廖平解释道：

邹衍大小九州之说本于《商颂》、《齐风》，后二者则化自《礼运》“大同”、“小康”之说。 如他所言：

康有为把齐学视为大同之道的正传，廖平却说齐学是“小一统之源”，显系与康氏立异。 但不论如何， 廖、康二人同样认定，理想世界不在遥远的过去，而在渺远的未来。

西方的历史进步主义直接来自于地理大发现，中国的历史进步主义同样来自于地理大发现。 地理大发现摧毁了古典时期的田园牧歌，它一方面让这个世界变得尔虞我诈，鲜血淋漓，另一方面却带给人们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想象。 不同之处在于，西方人的乐观态度建基于对海外殖民地的征服，但中国人却在被征服的危机压迫之下，把希望寄托在了未来。 学者所言是也： “与15世纪以来西方地理大发现对近代西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相似，晚清的‘地理大发现’使中国思想界处于极为活跃的状态。 中国人从文化独尊的骄狂的状态中清醒过来，经历了痛苦的失落，渐渐又重新在新的世界范围内恢复和建立起自信。 ”[31]144-145

其实薛福成并不是第一个以邹衍比附西方地理学家的人，早在1860年，冯桂芬就有类似的表述。 西人地理学不特可证邹子之不虚，亦可证《周官》、《周髀》之高妙：

明末清初，《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等西方地理学著作就已经传入中国，然而竟连顾炎武这样写出《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博学通儒都未加措意。 非但未加措意，甚至“訾为影附中国古书，若东方朔《神异经》之类而作”[31] 136，不能不令人遗憾。 时至清末，情况正好颠倒过来， 不是西方地理学因《神异经》等古书而失去价值，而是《神异经》等古书因西方地理学而大有价值。

隐藏在这个现象背后的则是，中国人眼里中心与边缘的颠倒。 当年利玛窦（Matteo Ricci）甫一传入“万国舆图”，就遭到中国士大夫的强烈抵制： 中国居然不在中心，“居稍偏西而近于北”，且所占比例竟然这般狭小，“焉得谓中国如此蕞尔”。 [7] 293时至清末，三尺之童即知地球为浑圆物，何来中央与四裔之别？ 倘我国不是中央之国，又如何敢称“中国”？

例如黄遵宪就感叹，“考地球各国，若英吉利，若法兰西，皆有全国总名。 独中国无之。 ”汉、唐之名，皆历史朝代； 震旦、支那之称，则非本国固有。 “近世对外人称，每曰中华，东西人颇讥弹之，谓环球万国，各自居中，且华我夷人，不无自尊卑人之意。 ”权衡之下，“然征之经籍，凡对他族则曰华夏。 ”[33]更有名的表述来自于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 “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 ”勉强名之“中国”，“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 我同胞苟深察名实，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 ”[19] 3（文集页）华夏也好，中国也罢，之所以成为问题，无疑在于我国已不可避免地由四方文化辐辏之地，沦为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