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赶超战略与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
中国改革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发展战略，改革后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也根源于过去的发展战略，因此，我们将从传统发展战略的形成及其对经济体制的影响着手进行全书的分析。
强国富民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流血奋斗的经济理想。当1949年中国发生政权更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新政权的政治领导人面临着采取何种发展道路和管理体制组织经济建设，迅速实现强国富民理想的选择问题。
第一步是选择经济发展战略，即选择一种能够快速而且直截了当地实现强国、自立目标的发展途径。中国的领导人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选择不仅是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的结果，也十分直观地反映了政治领导人的经济理想。
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是建设周期长；第二是在发展的早期，大部分设备需要从国外引进；第三是初始的投资规模巨大。而当时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也有三个特征。这就是，第一，资金十分短缺，资金的价格或利率高昂；第二，可供出口的产品少，外汇短缺，由市场决定的汇率水平高；第二，经济剩余少，资金动员能力弱。重工业的特征与中国当时经济状况相冲突，使重工业优先增长无法借助于市场机制得以实现。解决这一困难的办法就是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人为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即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和劳动的价格，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于是，适应于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一套以全面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为内容的宏观政策环境就形成了。
如何保证被压低了价格的要素和产品的流向，以及经济中剩余的积累有利于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是另一个难题。应运而生的制度安排是对经济资源实行集中的计划配置和管理的办法，并实行工商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人民公社化，以及一系列剥夺企业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建国前后，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思想，私人工商业将与社会主义工商业长期并存，市场机制也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作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但一经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逻辑上就不再允许私人经济和市场机制的存在，因而内生出了与这一战略相适应的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
70年代末以来中国所对之进行改革的传统的经济体制，是为了在资金稀缺的经济中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形成的，其主要内容是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独立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无论是理解传统经济体制，还是回答改革的策略和前景，了解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这种逻辑关系和历史顺序都是必要的。
2.1 逻辑起点；重工业优先增长目标
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很低，这成为影响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人均国民收入为66.1元。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比重为70%，工业总产值比重为30%，而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7.9%。与此同时，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满于中国大陆的政权更替，实行了一系列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中国的措施，使其缺乏良好的外部经济联系，并且要随时作好迎接战争的准备。这种状况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明确地意识到，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尽快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关系国家和政权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从当时的发展阶段和知识水平看，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几乎是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同义语。
在建国初期，中国工业的基础十分薄弱，即使按当时的标准看，现代化工业也只占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将近90%的人口在农村生活和就业。在这样的经济中如何进行资本积累，借助于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加速工业化，是必须作出的选择。当时，中国领导人选择以重工业优先增长为发展目标，带动整个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发展的建设方针，主要有二个原因。
第一，从国际竞争的角度考虑。瓦尔特·霍夫曼对一些国家的工业结构的研究表明，工业化的发展程度是与重工业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上升相关的。他以消费资料工业（即轻工业）和资本资料工业（即重工业）的比值作为划分工业化阶段的指标（即后人所称“霍夫曼系数”），发现工业化水平越高的国家重工业的比重就越高。或许中国领导人在选择重工业作为优先发展的部门时并不一定知道“霍夫曼定律”，但分析当时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无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重工业意味着现代化大工业，较高的重工业比重标志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政治独立并走自主的民族经济建设道路的发展中国家，企图跨越经济发展阶段，直接进入较高的工业化阶段，大多也以发展重工业或实行进口替代为基本发展途径，经济发展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成为提高重工业比重的竞赛。要在经济发展的竞争中取胜，迅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需要采取赶超的战略。
第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制约。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美国已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并侵犯中国领空，严重威胁着中国大陆的安全，因而中国出兵参战。在卷入朝鲜战争的同时，大陆又处于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对峙状态。这种政治、军事态势要求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提高国防实力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战争动员能力。此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和制裁的措施，切断了正常的国际经济交往和贸易。这种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格局，使中国迫切需要迅速建立比较完备、自成体系的工业结构，而重工业则是其中的关键。
第三，工业化积累方式的约束。囿于当时关于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如何通过自身的积累，实现迅速的经济起飞的认识和经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认为，在一个农村人口占到人口总数80-90%，且大多数农村人口处于贫困状态的二元经济中，以轻工业或消费品工业为优先发展部门，会遇到市场狭小、需求不足，从而无从取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积累的问题。中国经济建设的领导人和专家，似乎从前苏联的建设经验或中国的现实中悟出了重工业其有自我服务、自我循环的产业特征，因而发展重工业可以克服当时农民占人口绝对优势比重，极度的贫困使他们无法为工业发展提供有效需求这一条件的约束，从而超阶段地实行工业化建设。这一点在后面还要进一步分析。
这样一个发展战略目标的选择逻辑和过程，与前苏联历史上的类似时期极为相象。人们通常认为，中国经济建设方针和体制模式，是完全照搬或承袭自前苏联模式。然而，这种判断并不完全正确。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选择，具有与前苏联相似的过程和结果，正是由于中国曾面临与前苏联类似的条件或选择空间。我们在后面将要论证：一旦经济发展目标选定，沿着这一逻辑起点，根据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特征，便形成了一套特有的经济体制。不过尽管如此，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目标的选择背景，回顾一下前苏联在20年代的一场工业化问题论战，以及类似的战略选择过程，是有益的。
1921-1924年根据列宁的思想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使苏联的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但是，当时苏联的现代工业比重仍然很小，原始、落后的农业经济和贫困的农民仍然在经济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如何积累工业化所需资金，如何解决工业增长市场需求的不足，以及国民经济应该运用何种机制来调节等问题，在前苏联政治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争论双方，是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协调发展派”和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代表的“超工业化派”。
布哈林十分强调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商品率是工业积累和发展的基础。牺牲农民利益不仅不能加快工业化步伐，而且可能危及无产阶级专政。他主张工业化资金应依靠自我积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开税等正常积累方式取得；强调国民经济计划不能脱离市场机制，对于农民经济，应通过与之建立市场联系，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通过发展农业，扩大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增加消费品的供应，而轻工业的发展又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这样，发展农业就为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市场。
“超工业化派”看到的是迅速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与国营工业部门规模微小，难以靠自身积累满足资本形成需求的矛盾。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在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者，两者各有其自己的调节范围，并且原始积累规律和积累规律将逐渐取代价值规律。因此，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他们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同时，“超工业化派”的经济学家还在理论上解决了一个小农经济比重极大的国家，工业增长如何取得市场的问题。这一理论对后来的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时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的菲尔德曼依据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思想，构造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经济发展靠冶金、机械及辅助工业（所谓重工业的综合体）的封闭循环推动，农业只是被动地为工业增长提供资金和劳动力。
这场讨论从1924年开始，持续到1927年，以“超工业化派”经济学家被纷纷清洗出党而告终。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加速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重新提起，并且充分体现在1929年通过的五年计划中。优先发展重工业，牺牲当前的消费，成为这项计划的特征。例如，在计划中，规定要把净投资额提高到占国民收入的1/4至1/3的水平，其中3/4投资于重工业。这样，典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次得以实践，前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也由此形成。
在中国大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以国民经济计划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之前并没有引起理论界广泛的讨论。经过1950-1952年经济恢复以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目标第一次集中反映在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我们国家在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则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是从1951年开始，计划执行期是1953-1957年。“一五”计划经过边制订边执行的过程，不断进行修正，于1955年上半年才编制完成，并分别经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予以公布。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前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限额以上694个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并以此为中心，进行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和安排人民生活。
在“一五”计划中，重工业获得了中心的战略位置。要求建立和扩建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和石油工业；建立和扩建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飞机的机器制造业。“一五”计划的工业建设核心和骨于是前苏联帮助设计和建设的156项重点工程，这些建设项目全部是重工业，是一些填补工业的空白、健全工业体系的新兴部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85%，占工农业基本建设总投资的72.9%。
2.2 重工业的基本特征与中国经济现实
在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条件下，生产者根据产品和要素的价格来决定生产什么产品和采用什么技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初期，资本供给严重不足，由市场所形成的资本价格或利率水平必然相当高，而劳动力极为丰富，因而相当便宜。也就是说，由于资本相对昂贵，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部门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如果依靠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是不可能把投入导向重工业部门的；相反倒可能诱致轻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从而无法实现重工业优先增长的目标。
具体来说，当中国选择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重工业由其资本高度密集特点所衍生出的三个基本特征，与其在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下的资源禀赋特点及资源动员能力产生了直接的矛盾。
第一是重工业建设周期与资本禀赋的矛盾。重工业作为提供生产手段或生产资料的部门，形成生产能力的基本建设周期大大长于轻工业部门。又由于重工业的资本密集度高，在整个基本建设过程中，一方面需要不断投入巨额资本，另一方面资本的回报期也较长。这样，在重工业生产能力形成的过程中占用的资金很多，占用时间长，利息负担重。在建国初期，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很低级的阶段，1952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04元，这种低收入水平抑制了资本的积累，因此，在主要生产要素中，资本是最为稀缺的。稀缺的资本必然导致由市场形成的资本价格或利率相当高昂。50年代初期，市场资金月利率在2-3%左右。以年利30%的复利计算，每投资1元，如果不能在短期内收回，则5年后本息将累计为3.71元，10年后则为13.79元。很显然，在当时的条件下，重工业的发展负担不起这样高的资金成本。
第二是重工业设备来源与外汇支付能力的矛盾。对于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不仅重工业部门的技术含量大，而且发展重工业所需的技术设备有很大部分要从国外进口。以发展重工业作为工业化的中心环节，就意味着大规模进口机械设备，从而对外汇支付能力提出很大的需求。当时中国的经济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状态和封闭状态，可供出口的产品品种有限、数额小、换汇创汇的能力很低。再加上当时中国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大都不正常，获取外汇的机会就更少了。这种外汇短缺或者说与进口设备的需要相比外汇支付能力的不足，在市场决定外汇价格——汇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高昂的汇率水平。这种情形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发展重工业的成本。
第三是重工业投资规模与资金动员能力的矛盾。重工业不仅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要求较长的投资期，还由于它所具有的规模经济的特点。要求比其他部门有较大的初始投资规模。不仅从一个建设项目来讲是如此，当以重工业作为工业建设重点时，一系列重工业建设项目的不断开工和在建，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资本筹集和投入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中国开始经济建设的初期，不仅资本稀缺，而且经济剩余少，并分散在广大的农村，因而筹资能力很弱。例如，1952年国家银行的期末资产总额只有118.8亿元，存款余额93.3亿元，分别仅占到当年国民收入的20.2%和15.8%。这种状况与国家发展重工业的要求极不适应。
上世纪60年代的江淮汽车厂，
“小件”车间里的工人正在工作
。[图源：k.sina.cn]
2.3 推行赶超战略的宏观政策环境
不顾资源的约束而推行超越发展阶段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一种“赶超”战略。当时的难题是要解决要素相对稀缺与战略目标的矛盾。很显然，需要有一套不同于市场机制调节的宏观政策环境，使资源的配置有利于重工业的发展。具体地说，就是要人为地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包括为重工业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资金、原材料，以及进口的设备和技术。由于这种与重工业优先增长战略目标相适应的宏观政策取向与资源条件不相一致，因此，其核心便是全面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人为扭曲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这种政策环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低利率政策
由于重工业资本密集度高、要求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如果让资本价格在市场上自发形成，就会导致重工业的资本形成因利率很高而过于缓慢的结果。因此，要保证重工业以较低的建设成本迅速增长，最为首要的条件是降低资本价格，维持一个稳定的低利率水平。建国以后的前几个月里，为了消除旧政权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新政府采用了高利率紧缩银根的金融政策。从1949年到1950年初，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业贷款利率最高达年利144%。到1950年上半年，通货膨胀局面得到遏止，利率也开始下调。如果我们以1950年5月份工业信用贷款利率月息3.0%为一个比较正常的起点或作为比较用的参照系，就可以发现，利率在很短的时间里进行了多次调整，利率水平大幅度降低。同样以国营工业信用贷款月利率为例，1950年7月31日被调到2.0%，1951年4月调到1.5-1.6%，1953年1月调至0.6-0.9%，1954年调至0.456%，并保持了很长时间。1960年6月曾将利率回调到0.6%，但到1971年8月，该种利率又被压低到0.42%的水平。
二、低汇率政策
重工业的物质基础是资本密集型的技术设备，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些比较先进的技术设备的相当一部分需要从国外引进，即需要为此支付外汇。汇率是用本国货币表示的外汇价格，在资本缺乏和可供出口的产品并不丰富的条件下：外汇和资本同样稀缺，由市场调节形成的汇率水平将会高得使资本密集的重工业部门难以承受。因此，为了保证重点项目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进口必要的关键设备，政府出面干预外汇价格的形成，高估本国币值，实行低汇率政策，成为重工业优先增长目标能够实现的一项重要保障措施。事实上，汇率抑制从1950年就开始了。在1950年3月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到1951年5月的一年多时间里，连续15次压低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汇率由1950年3月13日420元人民币（由旧币折算成人民币新币）兑换100美元压到1951年5月23日223元兑换100美元（参见表2.1）。1952年至1972年，中国的汇率不再挂牌，仅为内部掌握，且汇率一直稳定在很低水平上。1955年3月1日至1971年12月，汇率水平始终保持为246.18元人民币折合100美元，没有发生变化。1978年12月美元贬值7.89%后，人民币汇率也开始发生变化，到1978年时，汇率为172元人民币折合100美元。
2.4 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
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是其供给与需求相等时形成的均衡价格。一方面，产品和要素的供给特征以及对它们的需求特征决定价格的形成，另一方面，价格水平反过来影响和调节供给和需求的水平。当一种产品或要素的价格被人为固定在低于均衡价格的水平时，会同时产生两种效果，一是刺激需求量，一是抑制供给量，这时产品需求和供给的数量偏离均衡，不再相等，产生了供不应求的缺口。如果压低价格是一种稳定的制度安排，则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缺口成为持续的现象，或者说短缺成为经济中的常态现象。正是由于这种机理，扭曲产品和要素相对价格的政策环境造成了资金、外汇、原材料、农副产品及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与需求严重不平衡，经济生活中的短缺成为普遍现象。为了替代市场的作用，在这种常态的短缺经济中配置资源，也为了保证紧缺的物资、资源能够配置到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就需要建立一套与这种政策环境相应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下面将讨论这种制度结构的形成逻辑和形成过程。
在上述旨在压低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投入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政策环境下，低利率一方面降低了储蓄意愿，减少了可贷资金的来源，另一方面却提高了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低汇率抑制出口积极性，鼓励进口冲动；低能源、原材料价格也造成原材料供给不足和需求过旺的趋势。这些情况形成资金、外汇、能源、原材料供求之间的巨大缺口。如果由市场来引导这些资源的使用方向，这种人为压低价格的政策便不能维持，同时也不能保证这些资源流入优先发展的战略部门中。因此，为了保证有限的资金、外汇和物资的使用符合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标，就需要用计划配置的办法代替市场配置的职能。此外，超越阶段推行重工业化或进口替代，相应的产业缺乏足够的国际竞争力，为了保护这类产业并使它们获得稀缺的外汇，对外贸易就必须实行统制。为了与体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相配合，一系列计划配置资源的管理机构在50年代中期前后建立起来。随着这些机构职能的确定和完善，一个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就逐步形成了。
首先是金融管理体制的形成。在银行的金融业务中，存款利率低于资金的机会成本或影子价格，通常的结果是降低了持币者的储蓄意愿，银行所能吸收的资金就大大少于社会潜在的资金供给能力。在存在其他融资渠道的情况下，储蓄就会流到银行以外的渠道中。压低利率的政策既然是为发展重工业这个重点服务的，而国家控制之外的金融渠道又不能执行支持重工业的任务，则必须实行金融的垄断。在贷款利率低于资金的机会成本或影子价格的情况下，所有企业都倾向于使用更多的资金。面对众多的贷款申请人，把有限的资金配置到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企业和部门，要求有一套有效而集中的资金配置制度。为适应这个要求，早在1949年至1952年，中国就已逐步实现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和银行业的基本国有化。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全国现金、结算和信贷中心，总揽了全部金融业务。随后，为了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目标和体现这一目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中国人民银行在所属各级银行建立了信贷计划管理机构，编制和实施综合信贷计划。银行内部则相应实行“统收统支”的信贷资金管理制度，即基层行吸收的存款全部上交总行，贷款由总行统一核定计划指标，逐级下达。存款和贷款利率出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制定。通过这种高度集中的金融体系和单一的融资渠道，把有限的资金优先安排到国民经济的计划重点产业和项目中，实现了资金配置与发展战略目标和低利率宏观政策环境的衔接。
其次是外贸外汇管理体制的形成。外汇价格被人为压低到均衡水平之下，会产生两种效果。对出口品的生产者来说，低汇率意味着其产品用外汇衡量的价格低于用国内货币衡量的价格，出口是不合算的事情。而如果没有人愿意出口，则外汇来源就会枯竭。对进口品的使用者来说，低汇率意味着使用进口品比使用国产品便宜，各行各业都倾向于尽可能多地从国外进口其投入品。为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求国家出面统一安排进出口业务。因而，国家对外贸的垄断和一套高度统制的外贸外汇管理体制便是十分必要的。国家对外贸的统制早在1950年就开始实行了。1950年2月政务院颁布的《关于全国贸易统一实施办法的决定》规定，由中央贸易部统一管理对外贸易业务，各大行政区的大区贸易部、各省厅（或工商厅）兼管地方对外贸易。在中央贸易部领导下，设若干全国性对外贸易专业总公司。1952年成立对外贸易部以后，保持了这种外贸组织形式。国家对于外贸活动的计划管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许可证制度的目的是对进出口商品的数量、价格、贸易方式、支付方式和贸易期限进行统一管制，并对经营成份、贸易对象进行严格管制；（2）实行外汇管制。规定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的一切外汇收入，都必须按国家规定的汇率卖给国家银行，一切外汇支出和使用，都必须经主管部门批准，向国家银行购买；（3）对（国有化前）私营进出口企业、外商企业实行登记管理办法；（4）实行保护性关税和进出境商品品质检验制度。从50年代中期开始，对外贸易全部由国营经济统一、集中经营。1958年起，国务院规定对外贸易由外贸部门独家经营，实行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对外的原则，汇率则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制订，外汇由中国人民银行、对外贸易部和财政部实施集中管理。与低汇率政策相配套的外贸外汇管理体系从此形成。
第三是物资管理体制的形成。在物资短缺的条件下，完全竞争的市场通常用均衡价格将市场结清，使市场处于供给和需求相等的均衡状态。但是，在价格被人为压低的情况下，需求被人为地刺激起来，而供给的积极性反而受到抑制，造成了供需的不均衡。在供需不均衡成为一种常态的情况下，要保证物资首先满足重工业的需要，就要求建立高度集中、按计划运行的物资管理体制。为了配合“一五”计划的实施和能源、原材料低价政策，1953年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重要物资实行统一分配的制度，把各种物资分为（1）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简称统配物资），（2）中央工业主管部门分配的物资（简称部管物资）和（3）地方管理的物资（简称三类物资）等三类进行管理。1953年到1957年，由国家计委直接分配的工业品由110多种增加到300多种，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提高到60%，统配物资则由227种增加到532种。由此实现了国家对经济建设所需物资的直接配置。
最后是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建立。农产品低价政策既压抑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又降低他们向国家出售产品的积极性。国营商业部门作为农副产品市场上的一个竞争者，以这种低价便不能完成收购任务。为了获得足够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产品，保证城市居民的生活消费和加工企业的原料供应，就要对主要农副产品实行贸易垄断即统购派购的制度。为了确保在低价统派购的条件下农民仍然能把资源投入到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农产品生产中，就要求作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使国家能够以行政力量直接控制农业的生产。按照这种逻辑，实行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之后农业集体化运动随之开始并不断加速，直至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体制。公社的领导为政府任命的干部，对政府负责。在农产品低价政策下产生的供求缺口，导致农产品供给的短缺。为了维持其低价政策，则要求建立城市农产品供应的计划销售制度。
国家通过对国营企业下达一系列指令性指标，实行直接计划管理。在工业企业归国家所有的条件下，企业经理人员和职工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产生了矛盾。国家的目标取向是最大限度地增殖国有资产，不断扩大再生产，为重工业发展目标服务。而企业经理人员和职工则倾向于扩大企业利益，增加工资和福利。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便会以扩大成本开支范围、低报产量等方式减少上缴利润。其结果将是国有资产和利润被企业和个人侵蚀。由于信息结构的不对等，国家对此进行监督的成本十分高昂。而在宏观政策扭曲了价格、消灭了私有经济从而消除了竞争的条件下，企业经营好坏不能在市场上表现出来。在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经营中，企业盈亏也不能真实反映其经营水平。因此，生产资料由国家计划供应，产品由国家包销和调拨，财务上则统收统支。企业的利润和折旧基金全部上交，纳入国家预算。企业所需基本建设投资、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基金、新产品试制费和零星固定资产购置费等，全部由国家财政拨款解决，企业生产的流动资金也由财政部门按定额拨付，季节性、临时性的定额外流动资金由银行贷款解决。企业用工和工资分配完全由国家计划安排。
其次是实现农业经营的人民公社化。建立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只是农村经济传统体制形成的第一步，人民公社化才是这套与宏观政策环境相配套的农村经济体制完全形成的标志。根据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土地改革以后真正符合农民组织起来、利用规模经济要求的生产组织形式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生产互助合作。当时采取的主要是互助组的形式。但随着以重工业优先为特点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推行，以及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的形成，继统购统销制度形成后，农业集体化的速度便骤然加快。在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的1952年，参加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9.9%，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只占总农户数的0.1%，且全部为初级社。以后农业集体化虽然有所发展，但直到1955年，农业生产互助组仍然是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主要形式。50.7%的农户参加互助组，只有14.2%的农户参加初级社。当时毛泽东估计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部完成大约要到1960年以后。但1956年一年内这个任务就完成了。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从1955年底的14.2%，增加到1956年初的80.3%，并进而增加到该年年底的96.3%。同时，高级社迅速发展，参加的农户从1956年初的30.7%，增加到年底的87.8%。
1958年推行经济建设的“大跃进”，提出要在短期内赶上并超过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并进一步强调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的重要性，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工业发展高指标。由于基本建设规模急剧扩张，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在一年里增加了85%。在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消费基金不足的情况下，农业的增产速度又不能满足需要，这就要求用加大征购比重的办法扩大粮食征购数量。这一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只提高2.5%，而征购量却增加了22.3%。这种情况不啻是一次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政策扭曲加以放大的试验，对相应的微观经济管理体制的需求也更强烈，因而导致人民公社的迅速发展。几乎是在1958年8月至11月初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实现了从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到全国范围的人民公社化的过渡，参加公社的农户达到1.27亿，占农户总数的99.1%。人民公社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和收益分配。通过这种制度安排，国家实现了对农业生产、农产品消费和分配的控制。
如上所述，执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宏观政策环境、相应的资源配置制度和微观经营机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逐渐形成。50年代末60年代初，针对当时经济上出现的困难，曾对微观经营体制作了一些调整。但这一点没有改变其与战略目标、宏观政策环境以及资源配置制度相配合的性质，反而通过一些有关“条例”、“决议”把这一体制进一步制度化和完善化。因此，60年代初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选择之下，宏观政策环境、资源配置制度和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完全确立的时期。
2.6 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国际比较
从中国的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从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到形成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以致建立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这样一个历史和逻辑的顺序关系。图2.2概括了这种关系。图中表明，经济发展战略是外生的可以由政府选择的变量；而一经选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会形成相应的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以及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制度。这三者是内生变量，在逻辑上是由特定的资源结构和发展战略的选择而诱发形成的，构成不可分割的或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一定的资源配置方式必然相应导致特定的经济结构类型，而一定的微观经营机制也产生特定的激励效果，这两个方面就表现为一种经济绩效。中国传统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绩效，将是下一章讨论的内容。
不仅中国经历了从发展战略选择为起点的经济体制形成过程，对前苏联的同一过程的简要回顾，也看到了同样的演进过程。进而，当我们把考察的眼界扩大到整个正在进行经济改革和经济调整的世界范围时，就将看到，事实上相当多的国家也选了类似的发展战略，从而形成了有同样特征的传统经济体制。除了前面论述中国的发展战略选择时已经提到的几个原因之外，我们还可以概括几个导致了这种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经济结构选择的共同的理论和实践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