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昉
来源：《财经》年会2019，11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发言
“潜在经济增长率不要回归到10%，也不要说8%，而是说和今天的潜在增长能力相适应，6%或者略高一点的速度足以，否则我们十年的教训就白费了。”
蔡昉表示，在应对上一次金融危机的时候，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采取的是量化宽松的政策并持续至今，而中国有一些不一样。2008年遭遇危机的时候，中国实体经济遭受了挫折，因此我们希望回归到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上去。蔡昉认为：回归潜在增长率的刺激动机是正确的，但我们也的确遭遇了当时的外部冲击，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2000万农民工返乡。但在当时的刺激下，农民工在春节以后很快陆陆续续回来了，意味着我们的刺激达到了目标，回归了潜在增长能力。
蔡昉认为，当时政策是对的，但是也是有代价的。中国GDP这些年保持增长，复苏到正常，但货币发行增长更快。我们把GDP和货币发行作为一个比值，就看到它是下降的，意味着什么？现在要取得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习惯要有更高的杠杆、更大更宽松的货币、更多的货币发行。这种情况也就造成了，我们后来要去部署去产能、去杠杆、处置僵尸企业等任务。
在人口增长方面，蔡昉认为2010年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这意味着人口红利在消失，储蓄水平、投资回报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的改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都会弱化，都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此，他的结论是：如果再估算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会发现潜在增长率在下降。
由此，蔡昉表示，把应对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用来推动产业政策，用来实施区域政策，这是不对的。反过来用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来补充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作用，也是不对的。今后的做法是应该防止多重政策的共振现象，采取什么政策的时候，要把每一种政策效应进行衡量，进行对冲，而不是让它产生共振。
最后，蔡昉认为，十年经济发展经历得出的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要从金融等各个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且对外开放必须以国内加快改革为前提，两者是不可分的。因此，我们今天应该心无旁鹜地推进改革和开放，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部冲击的问题。
以下是发言实录：
上一个戊子年是2008年，全球发生了金融危机，中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是中国遭遇到了外部的冲击，来自于外部需求大幅下降的冲击。
这一次与上一次有何不同？今天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和一系列其他的现象，我们的确遭遇到了外部需求下降的冲击，从这点上说上一次和这一次，我们面对外部冲击的时候要看到一些共同点，更要看到一些不同点。
首先，十年了，在今年这一年里，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看到有大量的人在反思十年金融危机，反思为什么会有金融危机，也反思这十年到底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因素。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到重要的经济学家和当事人都写了很多文章，或者发表讲话。比如最新卸任的美联储主席和经历上一次金融危机的美联储主席，甚至更早权威的美联储主席，都在分析这些事。我们国内，大家也都在谈，有一些谈的多一些，有一些谈的少一些。比如说，为什么会发生金融危机分析的多一些，金融危机之后采取的对策分析的少一些。针对实体经济采取的措施，成与败，功与过，讨论的少了一些。讲需求侧的手段多一些，供给侧讨论的相对少一些。讲世界的、美国的多一些，讲中国的少一些。
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分析成因也好，应对手段也好，都有它的缘由，讲应对的对策过程，我们也有成，也有败，总的来说，我们要记住一点，没有成功，毕竟金融危机发生了，毕竟影响到了几乎所有的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这些国家也付出了代价。所以我们讲功过的时候，其实是哪种应对相对好一些，即使在好的过程中，也不是无条件的，因为条件在发生变化。我重要放在应对手段，特别是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应对手段上。
应对上一次金融危机，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采取的是量化宽松的政策，持续了很多年，可以说持续至今。它的目的是什么呢？金融危机无论是金融角度来说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更重要的是对实体经济具有长期的影响。因此，大家要做的是要回归到潜在增长率上去，这个潜在增长率是什么呢？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就是它以前的趋势增长率，比如之前美国是2.5%，今年也许2.8%，至少是超过了过去，因此它开始要回归，回到了相应的潜在增长率，意味着就业目标也达到了，他们看到了低失业率等等，就开始逐渐退出，开始加息。
我们要看到一点，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它是一个成熟经济体，长期几十年就是那样的一个增长速度，比如2.4%，在这种增长速度下，他很明白要回归潜在增长率，实现V字型的复苏，要回到什么水平上去，因此他参照以前的增长速度和失业率，它是有据可依的，因此它回归了，就可以退出宽松的政策。最近美国率先把基础利率提高了。
中国有一些不一样，当我们上一次遭遇危机的时候，有一些跟发达国家不同的任务，我们没有进入危机，但是我们的实体经济遭受了挫折，因此我们希望回归到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上去，当时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什么呢？大概10%。遭遇金融危机就必然达不到，因此我们就要采取宏观经济的手段，要刺激它回归尽可能靠近原来10%的目标，当时没敢说10%，我们说保8%。
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2007年实际增长速度是高于潜在增长率的，但是2008年就出现了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能力没有充分利用，这时候我们自然要想办法往上刺激。外需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消费需求也很难在一年中迅速恢复，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实施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今天俗称的“4万亿”。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有两个阶段：
第一，我们回归潜在增长率的刺激动机是正确的。
第二，我们也的确遭遇了当时的外部冲击，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2000万农民工返乡，不寻常的返乡，因为他们不被失业保险覆盖，丢了工作就先回家了。农民工返乡意味着周期性的失业。但是，我们取得了好的效果，农民工在春节以后，很快陆陆续续回来了，意味着我们的刺激达到了目标，回归了潜在增长能力。
我们的政策也是对的，但是这个政策对是有代价的。
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没有完全成功，因为代价是必然付出的。实施了4万亿以后，我们解决了当时回归潜在增长率的问题，但接下来这个政策有一个惯性，当然我们也不能一下把它断掉，它很自然的延续了下来，保持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持续多年。当时我们把产业政策、区域政策都和宏观经济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加以结合，形成了一个大家多元共振式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这个刺激政策特别会随着你的产业政策的延续而保持长期的宽松。
因此，我们的GDP这些年保持增长，复苏到正常，但货币发行增长更快。我们把GDP和货币发行作为一个比值，就看到它是下降的，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现在要取得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习惯要有更高的杠杆、更大更宽松的货币、更多的货币发行。这种情况，造成了我们后来部署去产能、去杠杆、处置僵尸企业等等任务的来源，三期叠加，其中一个就是前期政策的消化期，前期政策就是我们金融危机以来实施的广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个广义不得了，因为它天生就带有把周期性政策变成常态化的趋势。
这次还会发生外部冲击，我们要不要采取当年的方式？
我们就要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生了什么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发生的非常早。在1980年到2010年之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非劳动年龄人口在这期间是停滞不动的，甚至略有减少。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还有一个人口指标，叫做人口抚养比，劳动年龄人口能够支持的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在2010年之前，人口抚养比是一直在下降的。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人口抚养比迅速下降，意思是我们在这个时期形成了一个人口机会窗口，它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实际上通过资本的回报率，通过储蓄率，通过劳动力供给的充足，通过人力资本改善的迅速，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有这些因素转化成有利于中国10%的潜在增长率，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
2010年，这一年我们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查，从这个普查数据就发现了一个端倪，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到了峰值，那之后迅速减少，当时的国家统计局局长，也告诉大家了，2011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增长率就变成负的，非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就快，这个比值（抚养比）必然要上涨。
因此2010年是一个转折性的年，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说人口结构是高速经济增长导致的人口红利，这个转折点的到来，意味着人口红利在消失，人口红利的消失，就是你的储蓄水平、投资回报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的改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都会弱化，都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
因此，很自然就会得到一个结论，如果再估算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会发现这个潜在增长率下降。2012年之后，我们的实际增长速度也大幅度下降，而且下降不是一点，因为在那之前是两位数，这几年每年都往下走。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实际增长速度，总体上追寻着潜在增长率，而潜在增长率就是我们的增长能力，我们的要求供给和所能够达到的生产率提高速度。
2000年是一个大的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