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某个凌晨,从一楼数到十三楼
数完就到了楼顶
他
飞啊飞
鸟的动作,不可模仿
少年划出一道直线,那么快
一道闪电
只目击到,前半部分
地球,比龙华镇略大,迎面撞来
速度,领走了少年
……
这是诗歌《纸上还乡》中的一部分,写于深圳富士康龙华科技园发生震惊世人的连续13起跳楼事件后。秦晓宇很清楚地记得,当他看到这首诗时,觉得作者的名字起得很怪,叫“冲动的钻石”。
十三楼,防跳网正在封装,这是我的工作
为拿到一天的工钱
用力沿顺时针方向,将一颗螺丝逐步固紧
它在暗中挣扎和反抗
我越用力,危险越大
……
根据他的行文,你会发现诗人跟诗中少年关系很熟,认识他的未婚妻,也知道他的一些爱好。少年跳楼了,而他因为连环跳事件被派去安装防跳网,这双写诗的手可能曾紧紧握住过这名跳楼少年的手。与媒体采访或者作家书写相比,《纸上还乡》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真实与震撼力。他不是当事人,但能从自己生活的角度书写打工者生涯和跳楼事件。
富士康员工宿舍楼外装的防跳网
2010年前后,很多优秀的工人诗歌开始出现在网络上,引起了秦晓宇的注意。“他们的诗歌已经达到了比较成熟的一个标准,甚至可以驾驭比如长诗、组诗这些比较难以驾驭的诗歌体裁。”秦晓宇感到,“这个群体值得被发掘、关注”。
由秦晓宇主编的《我的诗篇》一书中收录有50多位打工诗人的作品。他们都是秦晓宇在网络和各种文献资料中大海捞针,经过精心筛选后留下的。诗人们跨越60后到90后,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变迁和代际结构呼应、吻合。而在编选诗歌的过程中,更多的想法进一步被拓展,最终成型为纪录片《我的诗篇》。
为打工诗人拍摄纪录片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该片记录了六名打工者的诗歌人生,他们都是基于《我的诗篇》一书被挑选出来。六个人,不同年龄、地域,甚至民族和性别,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它不是一个关于一两个工人传记式的纪录片,而是试图用一组群像,来勾勒和呈现当代工人整体命运与处境。
《我的诗篇》预告片
给打工诗人拍摄纪录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代中国很多诗人,都居住在千篇一律的城市,反倒是中国的打工诗人,他们居住的地方,要复杂、辽阔得多。为了深入拍摄这些散布在广阔大地上的打工者,秦晓宇很是费了一番力气。
诗人一:陈年喜
回想起跟随巷道爆破工陈年喜拍摄的经历,秦晓宇至今摇头叹气,表示这大概是六人里最麻烦的一次。陈年喜常年奔波于矿山之间,从事危险的山体爆破工作。16年,他经常在这里干上几个月就换一处山头,一年中有时候甚至会换上二三十份工作。
陈年喜在巷道中
远离家人,独自闯荡,在大山深处陪伴陈年喜最久的竟是儿时的爱好——写诗。但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工作环境,陈年喜能写出常人所写不出的特殊体验。在《炸裂志》中,他写: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
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
借此 把一生重新组合
我微小的亲人 远在商山脚下
他们有病 身体落满灰尘
我的中年裁下多少
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
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
他们是引信部分
就在昨夜 在他们床前
我岩石一样 轰地炸裂一地
也正是这首场景特别的诗,打动了秦晓宇,想与他联系拍摄纪录片。
拍摄还没开始,秦晓宇便遇到了困难。陈年喜的工作身处荒郊野岭,没有信号,发表诗文的博客是朋友在帮忙打点,一直过了三个月秦晓宇才终于联系上他。约好了时间,秦晓宇和团队乘车抵达灵宝西火车站,终于见到了迎面而来的1米8大高个。结果隔日当他们一起去矿上,突然却被告知禁止拍摄,陈年喜直接被开除,秦晓宇也被请进了公安局。“我们当时觉得很抱歉,但是陈年喜却并不太在意,很快他便又找了一份工作,我们也通过一定关系拿到了拍摄许可。”
陈年喜在巷道中埋炸药
当秦晓宇开始拍摄后,他才真切感受到矿下的生活并非常人可以忍受。矿洞里,黑暗潮湿,又十分复杂危险,拍摄的时候经常会有东西掉落下来,砸到拍摄人员身上。除了心理上承受的压力外,生理上也同样难以接受,零下几度的天气,每天当他们从矿洞出来,每个人都灰头土脸,可是又没有热水,秦晓宇和同事们穿着羽绒服直哆嗦,可是陈年喜就直接脱光拧着桶拿冷水冲洗。
陈年喜从矿洞中出来后用冷水冲洗身体
诗人二:老井
和陈年喜不一样,煤矿工人老井在一个矿上一干便是二十多年。他常常要深入地下800到1100米深度作业,工作十分艰苦却不抱怨,每天4点多起床,5点多下井,三班倒,却坚持写作。常年身处黑暗地心的老井说“我这个人不信仰任何东西,只是把诗歌当成了我的信仰。”
他曾在一次瓦斯事故后写下一首《矿难遗址》:
求救目光,挤出石头墙缝
扯住我的肝肠,直往墙内拉
原谅我吧,兄弟们
我愿做一口活的棺材,一座
移动的坟墓
殓载上你们所有残存的梦
一直往上走,一直走到地表
那个阳光暴涨的地方,再把它们释放出来
……
那是1995年发生的一起特大瓦斯爆炸,许多遇难者的遗体被永远地留在了黑暗之中,围在井口的那些焦灼的表情深深刺痛了老井的心,令他写出了这首诗。
老井正前往地底深处
虽然在这个社会,没有诗歌可能会苍白一点,无聊一点。但是如果没有打工者,世界可能都无法持续运转。不论是我们穿的衣服、吃的食物,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这些底层劳动人民的付出。但是他们的生活却与都市中的人们有着无限隔膜,那么遥远。所以当打工者通过诗歌,书写自己的生活,把他们和工友的生活,一起呈现到所有人面前时候,便有了超越文学的重要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
秦晓宇和打工者
诗人三:许立志
有的人说《我的诗篇》作为纪录片缺乏一种社会批判性。但秦晓宇认为没有什么比展露事实的真相更具有批判性。就像那位未曾在纪录片中现身,从富士康楼上一跃而下结束短暂生命的90后诗人许立志,当他的生活和死亡被镜头一点点呈现,其实都有了语言之外的深厚内涵。
90后打工诗人许立志
在许立志选择结束生命之前,秦晓宇便曾与他有过联系。因为编选诗集,他一直很想找到一名90后的打工诗人,但又不想因此降低挑选的标准。所以他在网上读到许立志的《一颗花生的死亡报告》时候,非常惊喜和欣赏。而当许立志跳楼的新闻被铺天盖地报道之时,秦晓宇既心痛又后悔,觉得一定要为他做点什么。他说服自己去联系许立志正处于悲痛之中的家人。“我带着编到一半的诗集,对他哥哥说,我希望你和你的爸妈知道,他可能是一个失败的打工者,但他在文学方面是有所成就的。”秦晓宇得到了许立志家人的积极配合。
许立志的骨灰被撒向大海
十平米左右的空间
局促,潮湿,终年不见天日
我在这里吃饭,睡觉,拉屎,思考
咳嗽,偏头痛,生老,病不死
昏黄的灯光下我一再发呆,傻笑
来回踱步,低声唱歌,阅读,写诗
每当我打开窗户或者柴门
我都像一位死者
把棺材盖,缓缓推开
——许立志《出租屋》
许立志的大哥带着秦晓宇去了许立志曾在深圳生活居住三年的房间,这里房租200块一个月,里面的每一件物品都留着许立志曾在此生活的印记。他曾在此吃饭睡觉失眠发呆,并且写诗,这是他的精神世界,是他成为区别于工厂流水线上兵马俑的小小城堡。
从许立志死前最后的视频监控录像,你可以看到他出了电梯后先往左走,发现是一个办公区域,便又往右走,走到窗前,凝望了大概五分钟跳了下去。因为监控的角度,视频中看不到他最后在窗前那五分钟曾发生过什么,他应该是挣扎过、思考过,最后仍选择了纵身一跳的死亡。纪录片直接把这一幕的素材用在电影中,“这是一个人人生的最后一程,我们没有放任何音乐,一切都是这个摄像头真实记录的粗糙画面,这是于无声处听惊雷。纪录片也好、诗歌也好,它本身不是现实,但我们却可以通过它来把握和认识现实。”
诗人四:邬霞
虽然打工诗歌很多时候都是在控诉劳动中的苦不堪言,但偶尔也会展现人性中温柔的一面。女诗人邬霞的《吊带裙》就带给秦晓宇很大的触动。她生于1982年,6岁父母就外出打工,到了13岁,她辍学来到深圳,她把年龄改大,妈妈把年龄改小,以便能够进同一家工厂互相照应。虽然命运看似不公,但她的诗却写得动人。
邬霞在熨烫吊带裙
她写服装厂的女工熨烫吊带裙,这是吊带裙出厂前的最后一道工序。
我要先把吊带熨平
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
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
多么可爱的腰身
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
林荫道上
……
我要把每个褶皱的宽度熨得都相等
让你在湖边或者草坪上
等待风吹
你也可以奔跑 但
一定要让裙裾飘起来带着弧度
像花儿一样
而我要下班了
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
我已把它折叠好打了包装
吊带裙它将被运出车间
走向某个市场某个时尚的店面
在某个下午或者晚上
等待唯一的你
陌生的姑娘,我爱你
打工诗人邬霞
通过吊带裙,女工和陌生的姑娘建立了一种情感联系,她对那个女孩充满着美好的祝福,女性身上特有的光明与美好便被展露出来。场景很特殊,也很真实,这也是邬霞自己的生活体验。当秦晓宇和摄制组见到她的第一天,邬霞打开衣柜,里面挂满了吊带裙。这些吊带裙都是她在地摊上花上15块、25块钱买来的。女性爱美是一种天性,但她在工厂工作,只能穿统一的厂服,没有腰身,没有曲线,所以她说:“下班后,劳累了一天的姐妹们都睡下了,外面的月光很好,我会悄悄爬下床,穿上吊带裙,蹑手蹑脚地溜进女厕所,月光照在铁窗玻璃上,我从玻璃上看见自己穿裙子的样子,很好看。”
打工诗人邬霞
诗歌是一种原始的抒情方式
这些工人开始写作,并不是为了成为诗人。写诗给他们带来不了任何名利收益,他们只是选择诗歌作为一种表达的出口,抒发生活中淤积的苦闷和伤痛。这一点其实回到了文学艺术最原始、最珍贵的意义:在劳累、沉重的劳动生活之外,给自己一个精神的世界。
当一个工人开始写作,他其实可以选择的方式并不会太多,比如像绘画、音乐,需要一定的专业素养,还要有一定的花销。但是诗歌,它的标准很高,但是门槛很低,而且没什么成本,简短凝练,完全可以在工作之余写上十行、十五行。所以诗歌就成为这些劳碌之余,有抒情意愿的工人不约而同的一种抒情方式。
秦晓宇在LIFE+演讲“人、诗意地栖居”现场
“诗歌是有能量,有美的价值的。如果诗歌有恰当的载体,它可能会走得更远、传播更广阔一点,成为构造社会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电影是我们时代最强有力的一种形式,如果能够通过电影让诗歌的力量和价值充分释放出来,引起更多人的共鸣,便能让诗歌与我们的社会发生更多的关系,也是诗歌文化的一种推动。”对于从诗人到导演的转变,秦晓宇有着自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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