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氪：你做投资师承芒格先生，他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李录：
太多了。查理扩大了我的视野，指出了我思维上的盲点。巴菲特说他一生遇人无数，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查理这样的人，我对这一点也深信不疑。比如他的“逆向思维”：反过来想的时候往往我们会有新的洞见。就好比当有的人在渴望成功时，逆向思维的人就会先想一想一个人什么情况下会失败，一个企业在什么情况下会失败。当我在有意识地避免失败的时候，也许离成功就不远了。
36氪：一些更底层的思维方式，比如你反复提到的理性逻辑、你的史学观等等是如何形成的？
李录：
我青年时期一直对物理学特别感兴趣（注：李录曾就读于南京大学物理系），很早就了解了物理学的方法，这和马斯克现在说的“第一性原理”是一回事：知识可以在共同的假设、实验和数据下向前积累。
当然在如今的网络时代、自媒体时代，真知往往很难建立，因为各种各样的观点一下就会俘获很多人的心灵，绝大部分人无法用理性思维。
36氪：你会因此刻意回避一些主流的声音吗？比如很多人强调投资要投非共识。
李录：
这个是有一些choose（选择）在里面的。如果你希望长期取得远高于市场的回报，肯定需要对你投资的东西有一些更深刻的洞见——往往是市场不太清晰的洞见，甚至是与市场相反的观点。那么因为市场最初给予了错误的定价，一旦你被证明正确，回报率自然会更高。
但并不等于说你每次违反市场，反着走就是正确的。很多时候共识常常是对的。
36氪：今年投资圈中人人都说长期主义，这应该是价值投资者的共识吗？
李录：
我个人很反对用“主义”去定义很多事。短期创造不了价值，这是肯定的，但长期也不见得就能创造价值。很多比较差的公司时间越长，对价值的摧毁越严重。投资是一件实事求是的事。
36氪：让我们回到你更早年的经历：其实你曾尝试过投资初创公司，为什么后来还是选择深耕成熟型公司？
李录：
我确实投资过十几家创始公司，我几乎是这些公司的共同创建人，比如全球市场财智（Capital IQ），我是它的第一个投资人（后来卖给了标普S&P）。
当时我还是出于对商业本身运营的兴趣，我认为早期小型公司可能会更方便扩大我的能力。这对我后来理解公司的本质、取得竞争优势的困难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但久而久之，我更爱上了那些大型、长期可预测的公司。每个投资人的能力圈不太一样，能力圈有时也是根据兴趣来定的。
36氪：作为一个基金管理者，你如何扩大或加强自己的能力圈？
李录：
主要是靠我们自己学习。我们雇的人比较少，喜马拉雅基金成立了23年，Analyst（分析师）一直不多。
36氪：一些二级市场基金——比如高瓴已有几百人，景林也有30人左右的团队。为什么不考虑招更多的人来团队作战？
李录：
人一旦多了，每个人的风格都不太一样，但投资中的研究和决策一定要高度一致。
当然这种方法要是做VC就很难，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不做VC的原因之一。VC还需要解决很多日常性的问题，比如派驻董事等等。
36氪：所以你也不太渴望像多数基金那样将规模做得更大。
李录：
我们的基金规模主要依靠内生利润在增加，但这也不等于说别人的方式不对，只是我们自己比较固守自己的方法吧。
36氪：作为一个投资人，你却狂热地研究人类、史学等等命题，这为投资实务提供过哪些建设性？
李录：
这个完全是个人兴趣。我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当然这个特质刚好对我从事的事业也有帮助。但并不是一定非要这样。
36氪：你经历过许多濒临绝境的人生时刻，还有一些相当非主流的经历，这些过往对如今的你有什么影响？
李录：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这是没办法选择、也没办法评价的。只要我们尽量把自己拿到手的牌打得最好就行。
另外一点是，上山的路也不是只有一条。都想去喜马拉雅山，但其实很多条路都可以走到山顶。
36氪：将基金也命名为喜马拉雅，寓意是想将之打造为业绩最顶尖的机构？
李录：
我以前就说过：我从来没有野心经营最大的基金，也从来没想从一个基金里赚到最多的钱。
我觉得人生有两件事最重要：
第一条是成为一个对他人有帮助的人，作为朋友、父亲、丈夫等等，都得对其他人或社会有所帮助；
第二条是：
continue your improvement（不断自我提升），无论是财富还是知识。
而喜马拉雅山就是一个蛮好的比喻，它是这样一座难登的山——过程可能是缓慢的，我们需要找到持续坚持下去的办法。
